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当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新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待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吴稚晖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的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是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人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人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人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当然,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两人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这位党国的“稚老”,依然愤愤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闻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得张继性起,约了同为剪辫党的陈独秀、邹容,找个茬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把监督大人的辫子也给咔嚓掉了。监督大人官做不成,张继也只好做革命党了。
说起来,革命党起事的资格,要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党老得多。但自从保皇党流亡海外,康有为拿着一个假的衣带诏,以一介冒牌的帝师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摇,居然后来居上,很有市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开大会,往往是保皇党的会人多势众,这次第,令革命党人很是气闷。这个时候,教科书上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时务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文古奥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
在章太炎跟梁启超打笔仗的同时,张继也上场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便领了若干健将,杀将前去,二话不说,挥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欲与之理论,可是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党人开会,张继不知道便罢,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鸡飞狗跳而后止。保皇党人虽多,但架不住张继之勇,所以每打必败。当时,同盟会和保皇党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虽然效率很高,但对这种中国人之间的内讧,根本没有兴趣理会。久而久之,保皇党人的活动在日本都没办法进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至少在声势上,革命战胜了保皇。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行第一。
张继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那是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开大会,上海的洪帮受某些势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装成摄影记者,行刺国民党要人。结果临场的时候蒋介石不在,刺客便对汪精卫下手,刚开一枪,便被两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夺枪。夺枪者为张学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张继。能当刺客,当刺杀国民党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两下子,居然被张继一抱而不能动,可见昔日打手不减当年之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人当然不在话下。不过打的对象,不是满清亲贵,而是同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胜之不武。况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罢,不过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康乐。手段、道路的选择,其实真是需要辩论的。辩论是讲理,不是动蛮,如果靠动粗打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国人意义其实不大。何况,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双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为蓝本,区别只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手段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渐进,而目标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角逐中,双方都不能坐下来讲理,辩论实际变成了谩骂,背后还有棒喝党的开打。彼此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最凶恶的敌人,甚至比他们共同痛恨的叶赫那拉氏还要可恨。比较起来,激进的革命党人,似乎又更显得理直气壮。
显然,张继虽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个文人。就当时而言,是自以为他们对,真理在握,才这样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给原本不正当的行为蒙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他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觉悟最早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狮,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两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人他能看得上眼。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大学者的“呆气”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凄凄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精神比较集中,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显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心思投放过少,就未免显得“弱智”了。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所谓的才能,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只是当爱好变得专注,才真的变成才能。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当然,也因为这种专注,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们看学者逸事的时候,哈哈一笑之余,应该有点平常心。
(选自《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张鸣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