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俞国宝：《风入松・湖上》
1915年暮春，我从浙东乘船到了杭州，奉父命参加清华学校中等科入学试。试场就在省民政使署，应试的三十多人，只录取一名；我当然落第了。只记得午间，使署招待午餐：鸡丝汤面一碗，其味无穷。落第以后，在杭州游玩一个月，大好湖山归管领，无拘无束地过着。那时，住在姓王的远亲家中，他的外甥，跟我同年，一股劲儿玩着。年轻，脚儿健，满山满野跑着；最出色的玩意儿是在柳荫下钓鱼，摸螺狮。（螺狮用豆酱加葱末来炒，真够味。）
一件最失败的大事，便是觉得苏杭虽说是天堂，西湖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北京远在天边，一点印象也没有；乡人到过上海的，那才说是天花乱坠；下过苏杭的，也说他们的“天方夜谭”。）到了西湖，还要说西湖没有什么了不起，那真该下拔舌地狱了；到了后来，先后在杭州过了七八年，在孤山一带，也住了一年有多，这才了解苏东坡所说“一半勾留是此湖”，确有他的道理。
且说，我的家乡，尖钟顶景物宜人，自在三潭印月之上；而金华山的三洞：双龙、朝真、冰壶，见于《神仙传》，和飞来峰相并比，毫无逊色。而我们从兰溪下船，经七里泷、富春江而抵杭州。吴均《与朱元思书》，有如此的描述：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在南朝文士心目中，浙东山水，冠绝天下；我既是从山水胜处来，不把西湖放在眼底，也是人情之常。语所谓“黄山归来不看岳”者即是此意。
究竟风雅值多少钱？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是不会去想的。那时，新市场初建，城内和里湖的往来，还是和宋元明清历代人士所走的“出涌金门”的老路，一个铜元渡钱到了岳王墓前，那便是许仙跟白素贞、小青相遇的所在。我们既不管林和靖如何风雅，苏小小如何动人，也不问白娘娘压在雷峰塔下的闲账，更不理会白居易、苏东坡这些古人的闲情；惟一吸引我们的天地，乃是苏堤垂柳，浓荫覆盖，可以让我们在青石板上睡午觉。那才是真正的羲皇上人！
凭着我们的脚力，花了二角钱，买了一张西湖全图，那一个多月中，就把所谓西湖十景都跑完了；连着葛岭的初阳台，城中的吴山，江头的六和塔，城外的九溪十八涧，都到过了。年纪太轻，对于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这样明媚风物，还不懂得欣赏。至如断桥残雪、柳浪闻莺，实在看不出所以然来。我回乡以后，跟乡友们谈及湖上新事，只是说到在秦桧夫妇铁像上撒尿，苏堤柳荫下钓鱼，实在平淡无奇。至于九溪十八涧，我说正如到龙门张山走一转，那是樵夫牧童的天地。那位永生所夸张的“天上有世间无”的神仙境界，给我一笔抹消了。对于西湖的认识，还得从头来过，那是以后的事。
且说，我在杭州住了一个月，正准备回乡去，先父却到杭州来了。先父中年时期，到过杭州二次，这回是第三回。他们因为乡间苦旱，要设法运米粮来辅助青黄不接的初夏。他除了到过拱宸桥，那是运河终点，从来不曾游过西湖，也没和我谈过西湖十景。而且，先父一到，我们短衣草鞋，爬山泛水的兴致完全打消了。等到米粮上了船，我便跟着先父趁那上水船，在船上挨了半个多月；这是我在钱塘江上挨得最久的水程。
惟一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先父在杭州那些日子，不期而遇的碰到了先父心目中所敬仰的大人物：汤寿潜。汤氏，辛亥革命成功时，第一任浙江都督；孙中山任总统时，第一任交通部长；沪杭甬铁路督办。我们称之为汤督办。先父一直把他当作圣贤看待。先父在杭州时，我们乡间另一位绅士蒋鹿珊也在杭州，住在湖边一家××旅馆。先父去访问蒋氏时，恰好汤督办从蒋氏房中出来，这是先父和汤督办第一回见面。蒋氏原是参加光复会革命领袖之一，和王金发、张恭都是同气连声的浙东党人，因此汤督办也到旅社去访问他。
汤督办是怎么一个人呢？他穿了一套土布短褂，戴了一顶箬帽，脚上一双蒲鞋，手上拿了一把纸伞，十足的庄稼人。他的诗文都不错，却是维新志士，实实在在去做社会建设工作的人。辛亥革命民军在杭州起义，旗营满洲将军指定要汤某人来杭州，他们才肯投降。因此，他就从上海回杭州，任浙江省都督。后来转任交通部长，一直是这么一种打扮。其后，任铁路局督办，也是这么一种打扮。即是说，他的生活享受和生产条件相符合，不仅是俭朴而已。相传，他从松江趁轮船到上海龙华去巡视工程时，官舱里一位商人以为这一土老儿手脚不干净，疑心他偷了他的银插子，冷语讽刺，刺刺不休。哪知，轮船到了莘庄，岸上千千万万人夹道欢迎，所欢迎的，乃是这位庄稼人样儿的汤督办。那位富商吓昏了，长跪着不敢起来，汤氏一笑了之。汤氏，乃是启蒙时代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他倒并不矫情，事事求其心之所安的；先父敬之如神明，即在于此。
我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走遍了西湖胜迹；可是，对于我，杭州还是一张白纸。其后，我在杭州，住了六年多，足迹所及，不及那一个多月的一半，我却几乎成为杭州通；因为有明代的田汝成，他写了《西湖游览志》和《志余》在前，我就不敢乱夸口了。
1916年夏天，先父又叫我到杭州去投考省立第一师范；同时，吩咐我回程时，到建德投考严州第九中学，再回家来。他对我提出一个要求：“考在三名以前，就可去读；考在三名以后，那就不必去读。”一师是学宿都免费，膳费只要一半；九中，前三名可免费，而且严州离家乡，只有九十华里，山谷小城，生活费用低得多。我呢，并不完全听从先父的话，在杭州考了一师以后便回家来了，并不曾考过九中。我自信考得还不错，哪知百二十名新生之中，我考了第十二名，并不在前三名之列。好在所缴的费用，完全相同，先父就让我再下杭州了。这件事，对于我的一生，关系实在太大，想不到我进的乃是一个造反派的学校，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先父虽是科举出身提倡新学的维新志士，他对于当时的新教育，并不怎么了解。我们乡村农家孩子，实在交不出学、宿、膳费，师范学校可以免费，负担轻得多，这便是先兄进七师的主因。这样，我才可以到杭州进一师去。还有一点，先父下杭州应乡试，就在贡院中举行，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同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浙江两级师范便在贡院旧址建了新院。他的好友孙子翼伯，正是优级师范毕业生。先父让我进第一师范，还是出于孙世伯的主意。在乡人心目中，我考取了第一师范，仿佛中了举人。他们认为中举人，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所了解的杭州，“贡院”是第一个课题。明清二代，各省乡试皆在省城举行，于城内东南方建立贡院，悬“贡院”墨字匾于大门上正中，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两坊于东西；贡院大门外为东西辕门，大门分中左右三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门内又平列四门，盖取《虞书》辟四门之义。直进为至公堂。堂为监临、外帘官办事之地，堂前有回廊，设木栅栏环之。至公堂东西两旁监临、提调、监试各堂，并各有院落，外帘各官之宿室在焉。至公堂后有飞虹桥（江南各省都如此），渡桥为内帘门。居于龙门、至公堂中间，有楼高耸者为明远楼。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悉在目中，监临、监试、巡察官，应时登楼眺望，稽察士子有无私相往来，及执役人等有无代为传递关通之弊，四隅各有楼以为�望，植立大旗，束而不放，有变则放以警众而求外援。以荆棘遍铺于闱墙之上，及兵马司率领兵丁往来巡视，防间至为严谨。贡院内建号舍以备考试士子住宿，用千字文编列，号舍分别于龙门及明远楼之东西两旁。近龙门之号舍东曰东龙腮，西曰西龙腮。每号外墙高八尺，号门高六尺、宽三尺，一字号长者约近百间，短者五六十间，皆南向成排，形如长巷，巷宽约四尺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