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某天，我随《人民文学》的两位领导去文化部招待所看望不久前从山西乡下回京的老作家丁玲。历经数十年磨难，丁玲已是头发灰白一老妇人。她身体欠佳，冤案也还待平反，但我觉得她自有一种从容、泰然的气度。见了老熟人，她聊天似地同我们谈着山西乡下的情形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告退时，主编向她约稿，丁玲没有拒绝。末了，她说：“你们不知道，人一过了七十，精神很难集中。我在一天里，假使能够集中一个多小时用来写作，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丁玲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1953年某天，她到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看望大家（那时茅盾是《人民文学》主编，她是副主编），她也是亲切随便地同大家聊天。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她已经摆脱了行政工作（她辞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等职务），准备集中精神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想到桑干河一带去走走。丁玲那年不到50岁，正处创作的旺盛之年，大家都相信她，也期待她写出新的力作，再次为中国文学争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其后20多年的黄金时光，她竟在精神和身体遭受双重摧残的情况下度过。而今作为幸存者，已是75岁高龄。尽管她仍有坚强的意志，涌动的创作激情，但时间和被损害的身体，对于她是太无情了。
这涉及了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紧接着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进行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场运动，真是不应该轻易被遗忘的。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艺界领导人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总结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5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将“反丁、陈反党集团”列为第4次伟大的斗争，第5次即为反右派斗争。
1955年下半年，作协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参加人主要有驻会作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各刊物负责人，揭发批评了丁玲、陈企霞（原《文艺报》主编）。党组领导人宣布开展此项斗争的必要性时，将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被胡风集团认为可以争取、联络的“实力派”，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会议从追查一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开始（此信的内容是表达对1954年检查和批评《文艺报》的意见），党组领导人怀疑此信是原主编陈企霞写的。而陈企霞是丁玲的老部下和合作者，他任《文艺报》主编是丁玲提拔的(虽则这一提拔得到了上级领导周扬的批准)。远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他们便是上下级关系和合作者。由此怀疑丁玲是陈的鼓动者和“后台”，两人关系“不正常”……党组扩大会议开了一阵子，又安排《人民文学》和作家支部揭批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的问题，因为这三个人在历史上不仅和“反党分子”萧军（这是当时送给萧军的一顶固定帽子）关系密切，也同丁玲关系密切。同时，还审查著名诗人田间。因田在历史上被认为同胡风关系密切（抗战时期他那些有名的诗作是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而建国后他又是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也即丁玲的副手之一。不久又将陈企霞和李又然（老党员，曾留学法国，是罗曼・罗兰的学生，散文家，和陈企霞关系较密切，又是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的教员）隔离审查。
1955年12月底，文艺界召集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呈送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将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还结合为“小集团”来反党，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什么叫“一本书主义”？这是很难界定得清楚的，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难道中国读者不需要好书吗？难道中国作家写出的好书很多了吗？难道中国一本书不写的空头“作家”很少了吗？尽管听众有疑问，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协领导人宣布要追查1933年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还有陈企霞“可疑的”历史。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作协对1955年的“肃反”进行甄别、平反。在全机关“肃反”总结会上，对错整的人赔礼道歉。陈企霞、李又然从隔离室中被放出来，“丁、陈”一案也就有所松动，也不能不松动。因为说人家“反党”的一些事例如“一本书主义”之类好像论据不足，作家中和机关干部中早就有了议论。而1956年3月，中宣部已成立了丁、陈一案的专门小组（包括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对1955年揭发丁、陈的材料进行查证核实，在核查结束后研究对他们的组织处理）。1957年初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号召党的干部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接着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号召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丁、陈”一案，如何正确、恰当地处理，成为作协机关工作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作协党组于1957年6月初召开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党组书记邵荃麟明确地说：“丁、陈反党集团”难以成立，现在看来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他不仅在党组会上说，也在全机关动员整风的大会上说。丁玲、陈企霞本人自1955年后，一再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在6月初的党组扩大会上，他们自然向整他们的领导人提出了质问。周扬也在会上向丁玲等人表示了歉意。一些原来“揭发”丁玲的人也变调或降调，转而对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提意见。时隔不久，全国范围的反右开始了，作协的党组扩大会宣布暂时休会。
1957年7月25日，党组扩大会复会。会议参加人先是扩大到作协机关的普通党员，继而文联各协会的党员、中宣部的工作人员，接着又扩大到中央直属机关及北京市的非党知名作家，到会人数数百人。会议先是打退丁玲“向党的进攻”，继而提出彻底揭发丁、冯（雪峰）、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被点名的还有著名诗人艾青等人。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两个月后周扬同志发表长篇演说（在首都剧场），总结反“丁、冯、陈……反党集团”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演说题目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其实是说不上辩论的，不用说大辩论了，连小辩论似也难以实现。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场由揭批丁玲、陈企霞开始的运动，进而扩大到著名文艺理论家、出版家、长征干部冯雪峰，中国第一流的诗人艾青，20世纪30年代老作家罗烽、白朗夫妇，散文家李又然，丁玲的丈夫、剧作家陈明，天津女作家柳溪，部队青年作家徐光耀，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唐因，副主任唐达成，《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他是陈企霞的学生）等；而在1958年上半年又加进了1956年丁、陈专案组的一些主要成员，如中宣部党委书记、诗人李之琏，中国作家协会前党总支书记、评论家黎辛，中国著名诗人、八路军军歌（建国后的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以上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定为“反党分子”的则有中宣部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著名作家舒群等人。
以上这些人，人们从未听见过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像冯雪峰曾作为党的一个负责人长期联系鲁迅先生，在文化战线上为党立过大功；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当然还有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早就在口头上和文章中被戴上了“反党分子”帽子的萧军）等，他们都是在白区一直从事进步文学活动，而在抗战初期，历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有的人，如萧军，罗烽、白朗夫妇去延安，还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关照、安排的），八年抗战的艰难日子，他们长期在解放区跟党和人民共患难。有的是出身工农，在战争烈焰中成长的青年作家（如徐光耀），或解放区培养的青年文艺干部（如唐因、唐达成、李兴华等）；有的则是职业革命家如李之琏等。这些人，有的是跟丁玲历史上（如20世纪30年代、延安时期）关系较密切，或为丁、陈的部属、学生而受株连；有的则是主持或参加审查丁、陈一案，（包括审查丁玲在南京那段历史）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态度而被认定“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被划右或被划成“反党分子”，如李之琏、张海、崔毅、公木、黎辛等人。
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中间部分，有这样几句话，“旧基地的清除（指清除丁、冯等文艺界‘右派’和‘反党分子’）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据说这些话是毛泽东主席加上去的。
“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材料说有400人受牵连。其特点是打击对象主要是来自党内、来自解放区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创作生力军。是的，他们是“实力派”，确切地说是创作的实力派。而1958年后，他们被长期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已出版的著作则被禁止发行或毁版。
1957年夏季，揭批丁玲，最迷惑人的莫过于说丁玲“写了一张条子”，实际上是向敌人自首、投降。再就是“同叛徒冯达同居”。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指斥了丁玲“作贼心虚”，“是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1958年《文艺报》关于“再批判”的编者按语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我们普通文艺干部没有见过丁玲这张“条子”，没有机会听丁玲申辩，只能相信权威人士之说，而且也真相信丁玲是“隐瞒”了。而这些似乎是查南京的敌伪档案新查出来的材料，这像是铁定了的。所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听见文艺界一位领导同志给大家作报告，他风趣地说：“讲到‘写真实’，我没有写什么作品。但我可以说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是真实的。”
我曾尊敬作家丁玲。但自1957年以后，丁玲的历史问题在我心上留下很深的阴影。我想不少人可能也有我这种情形。
最近l0年来，已发的一些文章、材料，如李之琏同志（他是1956年重新审查丁玲历史的负责人之一）的文章《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年―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还有丁玲本人的最后遗作《魍魉世界》（载《中国》1986年第11期和12期），却向世人证实，原丁玲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她早在延安便向组织讲了的，她没有隐瞒，而且这段历史经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同志审查，1940年便做出了明确的审查结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书面结论的最后一句话。李富春同志告诉丁玲，这句话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而1956年―1957年对她的重新审查呢？李之琏文章说：“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做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既然如此，1957年夏天和1958年再次宣告她对组织“不忠”的人们，难道不知道、不掌握这一情况吗？既然知道，为何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主观随意地更改郑重得出的结论而致人于死地呢？
关于在南京写的那张条子，丁玲在其最后的遗作《魍魉世界》中讲得很清楚，是在一种特殊处境下，为了对付敌人而写的“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既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出卖同志和共产党。丁玲写道：“我想，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为什么那么老实，不能欺骗呢？欺骗敌人是污点吗？”中央组织部1984年为丁玲彻底平反的文件中是这样评说这张条子的：“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漏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这才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唯物主义态度。
丁玲在遗作中写道：“当1940年、1944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按：指丁玲与冯达同居并生孩子），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国古人，对这类复杂的情形，也是能够理解、接受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外交使臣张骞、苏武都是身陷敌（匈奴）营十数年，并且娶敌族的人为妻（与敌族的女人同居）或生子。而在政治上，史书明确地说，他们“持汉节不变”。
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她在战乱中被俘，再嫁给南匈奴的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生活造成了她这样复杂的遭遇，曹操反而将她赎归，重返汉地，并再嫁董祀；对她的文学才能依然肯定。
1979年，我们去看了丁玲后，不久，她将新作《杜晚香》交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是一篇将人物的心理写得很细腻，实际上像小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原稿很惊奇，丁玲以年过七旬的高龄，仍然对生活保持着新鲜感觉，而且仍然有一支活泼、生花之笔，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篇作品在发出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点小波折。主编读了作品，感觉它有点冗长，建议责任编辑找作家谈谈，请她适当地压缩。责任编辑去看丁玲不遇，便给她留了一张请她修改作品的简单的条子。这在编辑工作中容或是正常的事，但敏感的丁玲感觉编辑对她不够尊重，推测是主编对她变相退稿，只好将稿件交给了来约稿的《十月》编辑部的刘心武。主编闻讯后，赶紧派人向她解释、索稿，《杜晚香》这才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979年丁玲因治病回京不久，正在为争取自己冤案的平反而努力，她感觉有些磕磕绊绊。她对作协或《人民文学》的领导抱有一点怀疑或不够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持戒心理是彼此长期的处境造成的，并非丁玲一方所有，也不大容易消除。这种戒备或隔阂，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来。有次作协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丁玲来了。她大声对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葛洛同志说：“你要我来参加会，你说周扬同志不参加，周扬同志这不也来了吗？”
1986年丁玲病危。辞世前她谆谆对她的亲人说，她的追悼会不要治丧名单――不要某某某（指当时作协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参加。因为那位写过几篇赫赫大文严厉批判她的人，至今未向她道歉。而有些领导同志是诚恳向她道歉了的。
丁玲去世后，我有个预感，她主编的《中国》刊物，可能难以继续存在。后来这预感证实了。
我觉得全国获奖作品评奖中，有一些“遗珠”。无论是老作家或新作家的佳作。遂于1984年初，将1978年至1983年，历年的“遗珠”编成一集就叫遗珠集，其中收有丁玲的《杜晚香》和孙犁同志的芸斋小说。1984年5月，我去木樨地丁玲寓所看望她，并告知她，她欣然表示同意。遗珠集排版付型，但出版社头头以5000册的征订数太少，这本书遗憾地未能面世。
丁玲以年老多病之躯，在复出后的数年，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写出了数十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回忆录，并且亲自主持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这很了不起，表现了她一贯的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是丁玲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阅历如此丰富，心灵的激情如此充沛，创作的才能在中国堪称一流的人，她在创作上也有许多遗憾：
她的《红楼梦》式的反映一个大时代变化的长篇《母亲》，原计划写几十万字，仅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十几万字，实际上仅写了一个开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构思，并已开始动笔。已写出的十几万字在“文革”中被毁灭了，后来又重写。原计划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改计划为三四十万字，在她逝世前实际上只完成十七八万字。
抗战初期，她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那一段多彩的生活，她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了。
还有她本人的自传体小说呢，也没得时间写了。
在时间的富有上，她不如她的老友沈从文。她失去了20多年盛年的黄金时间。而在沈从文先生的20年黄金时间里，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完成了他所有计划要写的最好的小说、散文作品。晚年又完成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史》。辞世前我曾数次去看望他，老人态度极为安详。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什么遗憾。
丁玲的悲剧，是“身不由己”的悲剧。
（选自《人生的滋味》/涂光群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