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经亨颐是近代一位重要的浙江籍教育家，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产生于对环境的体认与对自身的省思，“纯正”的人格教育和“动”的教育是其“教育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浙江一师、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三个教育实体机构和浙江省教育会一个教育平台的“教育救国”实践活动，经亨颐发现在“国破山河在”年代，“教育救国”的力量有限。时代变迁后，“教育救国”有了“教育强国”、“科教兴国”等新内涵。
[关键词] 经亨颐；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2）12-045-05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易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怀报国之志，1902年留学日本，学习数理和教育。1907年留学期间，受聘担任浙江两级师范教务长，一年后，再度复学，完成学业。1910年春，毕业回国继续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民元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名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任校长。1913年，学校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他仍掌此校，并被推举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五四”时期，由于思想激进，得罪当局，于1920年被撤去校长职务。1921年冬，在家乡富商陈春澜的资助下，创办了“北南开，南春晖”的春晖中学。1923年，兼任宁波第四中学校长，1925年离开春晖中学。经亨颐的教育救国思想在其教育救国实践的过程中，深切感到政治体制掣肘，教育家通过办教育来救国有很多的无奈，教育并不能真正的救国。之后，经亨颐由教育救国转向了政治救国。积极投身于反军阀，反国民党右派的民主斗争中，“从政非所学，老大徒伤悲”，1938年，经亨颐病逝于上海。
一、经亨颐教育救国思想的渊源
经亨颐祖父经庆桂，早年赴沪经商，成为沪上富商，晚年热心公益，在上海和家乡上虞扶贫济困，办同仁堂，施医药，设义塾等。伯父元善，自幼迁居上海，长期随父经商，结识了郑观应、盛宣怀、梁启超等社会名流，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电报分局会办。此后，中国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经元善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长达18年。经元善是一位有眼界与胆识的报业人士，具有强烈的教育救国情怀，他认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创兴女学。人自胚胎赋形，即禀母之胎教。自孩提成立，依恃母教，饮食教诲，触处皆关学问。在昔魁奇伟彦彦，得贤母之教而显名于世者，史不胜书。是欲妇女通知大义，不得不先兴女学明矣”。戊戌维新期间，经元善与梁启超、康广仁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首个女学堂——经正女学。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一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对本已威耸的清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痛感国家的积贫积弱，经亨颐在《六十述怀》中发出了“十八甲午役，感怀固吾圉”的概叹。岁末，父亲离世，伯父元善染疾，耳目不便，经亨颐离开家乡，寄寓伯父经元善处做文字秘书。经亨颐与伯父“随在侍笔谈”，耳濡目染，受伯父教育救国思潮的浸染与教育救国实践的启发，教育救国的种子播在了经亨颐的心里。
与维新人士的交好，使经亨颐的思想更倾向于通过高层的政治变革来改良中国社会，“戊戌六君子，变法始流血”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破产。谭嗣同的英勇就义深深地震撼了经亨颐，在其《六十述怀》中写道“谭嗣同，尝见其旧时供曰：‘自古变法皆流血，中国之变法流血者，则自某始。’”大道之行，天下己任。谭嗣同将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维新运动，极大地损害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利益，废帝图谋图穷匕见。各地士绅纷起申讨，以经元善为首的上海士绅1231人，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0年1月26日）“合词电禀”。年方弱冠，已露峥嵘，气概不凡的经亨颐也在申讨檄文中署上了自己的大名。自此，经亨颐“廷诏被严缉，同逋葡萄牙，濠镜入囚室”。这次变法维新的失败，使经亨颐看到国家已是“危亡之将及”，而中国社会统治高层为维护本集团利益选择负隅固守，顽抗镇压，下层普通民众民智不开，对民族国家命运漠不关心。世界在变化，“其文学，其政治，其思想，其技能，有万非我闭关自守，溪异谷别，老死不相往来之氓”，因此经亨颐“不得不出而求智识于宇内，搜学问于世界”。
1903年，经亨颐“卖珠妻之助，以笔我自旋”“立志爱弥儿，就学江户川”。在日本留学期间，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与绍兴同乡联名发出《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信中大篇幅地高度评价了日本教育。“一曰教育。日本教育之制，以年满六岁至十四岁为学龄。属学龄者，不问其家之贫富，无论男女，必就小学四年之业；否则罚其父兄及长。此谓国民之义务教育……以故全国中人，虽贩夫佣妇之贱，无一不能识字读书者。……自小学校至中学校，谓之普通之学。中学校以上，则为专门之学。……太子、王子一律入各学校，与民齐齿。国之盲者，喑者，则有盲喑学校以教之。……而自生牙学语，以至成年，又无日不养之于学校。及其毕业，而学识固已大成矣。国之人才辈出，而势日强，盖由此也。此教育之略也。”
总之，经亨颐教育救国思想的来源有伯父经元善的言传身教，自身救国实践的切己体悟和东瀛求学的视野开拓及师友切磋。
二、经亨颐教育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经亨颐教育救国思想突出表现在内外两方面，从“内”来看，经亨颐强调“纯正”的人格教育。在《乙卯圣诞日祝贺式校长训辞》说：“《论语》一书即一部大教育学，索其要旨，不外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八字，故孔子之教育，纯正教育也。”“宗教中立，为纯正教育之一义。推而言之，政治中立，亦为纯正教育之一义。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即包含于斯二义之中。”以此推断，经亨颐的纯正教育实际上是指教育要独立于政治与宗教，强调了教育的独立性。从教学来看，教无定法，教育者要因材施教，因时制宜。
1916年3月，经亨颐阐释了纯正教育之真义，并就此隐喻了纯正教育的功用。“教育为纯正之事，教育者为纯正之人。共和之流弊譬之糖，君主之流弊譬之盐，纯正教育譬之清水，多量之清水能融化糖与盐。”他反对给教育强加外在的教育目的，在1917年7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式上所作的训辞中说，“有鉴于吾国近今教育事业之紊乱，揭其要义以免诸生。一言以蔽，勿图速效”。在1917年8月经亨颐在《最近教育思潮》中，再次批判了教育“希图速效”的错误主张。“时人谈教育者，恒有应国家社会趋势之口头禅。如以此言为惟一之要义，亦恐失其教育之本质。”“譬之栽花，疑其无根，时拔时视，未有能生者也。欲知根之有无，可于花之有无决之。教育为根，社会为叶，叶之败，根之耻也。叶之所以败，拔根之咎也。”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盂圆水圆，盂方水方。”人格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立的、个人的，另一方面是协同的、社会的。西洋之人格，个人的、自立的为先，协同的、社会的为后，东洋则相反。 经亨颐纯正教育的教育目的要求学生既要有团体精神，又要注重个人的独立发展。团体精神使学生有民族情怀、社会担当，以人类公共事业为其毕生追求，实现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理想。1916年9月浙江第一师范新生入学式上的讲话进一步凸显出经亨颐将“纯正”的人格教育实体化。他说“本校为师范学校，即人格专修学校。此所谓人格，与普通所谓人格别有一义，教育者对于社会一般不可无牺牲性质，能适应时俗之好恶，方为教育者特异之人格。以大厦喻国家，以人才喻栋梁，柱石常闻之，然构大厦最要之关节，则为此凸彼凹相接合之斗。榫若无斗榫，虽栋梁之才不足用也。且既有栋梁之凸，榫若无柱头之凹，榫虽栋梁之才亦不足用也”。这表示接受了“纯正”教育的健全人格学生既要有做栋梁的人才，也要有与自身实际发展相协调的“柱石”。只有“柱石”与“栋梁”的完美结合，“国家”大厦才能傲然耸立。
从“外”的方面来看，经亨颐坚守“动”的教育理念，通俗的讲就是教育要与时俱进。对“动”的教育理念的阐释，经亨颐于1919年4月专门在《浙江潮》第1卷第1期上发文论述，《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经亨颐认为，“惟觉悟从来之教育，未尽正确，有研究改进之余地，亦吾辈必要之自期态度。”“动”的教育是相对于“静”的铸型教育而言的，“静”的教育没有将学生的人格发展提升到应有的地位，它了给教育以明确的目的，通过职业教育谋求生计，或者学校成了教育者栖身的传舍，以维持文化和传承文化为己任。教育的用途是多方面的，“静”的教育往往只关注到某一方面的教育理想，仅就学校对文化的维持与传承来说，就忽视了学校的文化创新功能。
教师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文化的改造、创新者，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精神事业，不仅要熟悉过去的文化，也要了解现代文化。学生是被教育者，是未成熟之人，学生的发展深受老师的影响，如果教师没有与时俱进之思想，对现代文化做一研究，学生必然受影响。“近观日本思想界之倾向，实坐此弊”。
经亨颐对时人竞言的教育革新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言革新者对革新应该有正确的理解。拘泥固执不足言革新，附和他人也不是革新，是因循。传习和模范是革新的基础，若传习势力和模范影响超过了教授本体就陷入了“静”的教育，只有经过了“觉悟”这一重要阶段才算得上革新，实现了“动”的教育。经亨颐认为与教育关系紧密的要素有三：一曰国家观念，二曰社会事业，三曰文字。在这三要素中，“动”的教育观念与“静”的教育观念都有不同的解释，“静”的教育认为国家是土地平面，绝对的国家主义者会走向侵略的国家主义；“动”的教育认为国家是在既定土地平面之上，以抽象的立体人格占定，今后不准、也不敢有侵略。“静”的教育对社会事业的理解是“人生贵有一定之事业”。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足以立身的事业，这项事业是稳定的，一生不变的。“动”的教育认为人一生不一定要固守在一项事业之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有多种不同的选择，也可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文字的理解上，“静”的教育坚守“久”字，也即中国固有的文字表达方式，而“动”的教育坚持“广”字，它认为“国故文字，一如拉丁，让一部分志愿者为之”，教育要改造文化，增进文化，必自文字始。
“动”的教育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发展，看待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看待社会发展，它要求教育要着眼于学生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三、经亨颐的教育救国实践
经亨颐的教育救国实践主要通过浙江一师、春晖中学、省立第四中学三个教育实体机构和浙江省教育会一个教育活动平台来开展。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经亨颐卓绝的教育救国才能就有展露，1908年他休学一年，出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经亨颐的教学管理工作相当出色，一年休学期满后，在他离任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管理混乱，内斗不止，教师流散严重，甚至两年内换了6个教务长。1910年，经亨颐毕业，再次回到杭州出任教务长。
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改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任校长。1913年7月，学校又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1910年出任教务长以来，至1920年2月离职，经亨颐在浙江一师任校长达十余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思想激荡的十年，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虽然屈指可数，“这几个月的教育进步，至少抵得上二十年。”经亨颐在浙一师的教育救国实践主要通过延聘思想进步的教师来校任教，仿效蔡元培改革北大经验革除学校的旧有痼疾，对思想激进学生宽容包涵，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尤其是对“五四”运动的支持。
“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6日传到杭州，经亨颐“忽闻报载京师学生滋事，章宗祥被殴毙命，此事关系甚大，即由会拍二电致国务院及教育部，切勿操切。”8日，“为北京学生事件，……集各校长商议办法，又拍一电。”“9日，‘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成立，决定于12日举行示威大游行，并致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12日六时余，学生尚未出发，经亨颐就先到学校“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并“分别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3000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13日经亨颐与荀伯商大学案，15日到校上课两小时，要求学生谈时事，下午3时，抵教育会，商讨抵制日货事开大会，17日拟公函致商会抵制日货，18日为中国青年所担忧，“近日为山东青岛竭叫，游行示威若仍无效，不知青年思想界如何也？”“午后，……闻今日下午各校学生焚烧自购之日货，以示决心。”21日，“闻各校学生在省教育会开会，将对议会有所举动。”“又闻北京学生有代表四人到杭，明日将开大会，罢课之事不远矣。”22日，“忽闻本校学生全体出校，已在议会有所举动。”26日，“闻医学、一中已自今日罢课，……学生等又在该处开会，余略述意见，拟以罢课为多次之举，为本会调停之余地。”
从上述经亨颐1919年5月份的日记可以看出，面对政府的黑暗腐朽，经亨颐一面积极支持学生的教育救国行动，一面又从中斡旋，保护学生。 “五四”风云过后，浙江教育救国思想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学生中流通，《浙江新潮》是浙江最早一份受十月革命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在11月7日出版的第2期上，施存统发表了《非孝》。它否定了不合理的孝道，希望通过家庭中的平等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陈独秀对其大加赞赏，这引起了浙江省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的强烈不满。省长发文到教育厅，要求查办此事。一批守旧分子趁此攻讦经亨颐，部分议员也对经亨颐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浙江省教育厅决定撤去经亨颐一师校长职务，为撤去经亨颐的一师校长职务，他们颇费周折，利用寒假学生离校之机，发文任经亨颐为省教育厅视学，“视学”为闲职，明升实撤。经亨颐的调离，给一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绝大部分教师拒绝接受新校长，不愿受聘，学生也开展了一系列请愿活动，“宁可牺牲学业，不可牺牲人格。”
在官办学校中，经亨颐倍感政治与教育之复杂纠葛。他既赞同通过政治斗争去拯救民族国家，又希望教育不带有任何的外在目的，顺应自然，实施“纯正”的人格教育，通过培养栋梁人才来为民族国家服务。他的这一教育救国理想在1922年创办的春晖中学得到践履。家乡富商陈春澜，热心教育，服务乡梓，出资创建了春晖中学。
春晖中学最耀眼之处是有一大批著名人士云聚于此，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王任叔、匡互生、杨贤江、刘薰宇等都曾在春晖中学任职。蔡元培、何香凝、李叔同、黄炎培、沈仲九、沈泽民、蒋梦麟、俞平伯、陈望道、张闻天、柳亚子、刘大白、叶圣陶、黄宾虹、胡愈之、张大千、吴稚晖等都曾先后来春晖中学讲学或考察。他们愿来春晖中学，很大程度上是为经亨颐高尚人格魅力所感召。
1923年底，经亨颐受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盛请，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在省立第四中学，经亨颐也延续自身一贯的教育救国主张，积极推行四中教育改革，实行“二二二”学制，即初中2年，高中2年，分科高中2年。这是对当时“三三”学制的一次调试，由于经亨颐在四中任职时间较短，学制改革不了了之。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一师毕业生共产党员华林及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李宪仲、华少峰、吴谦等到省四中为教师及学生，聘请夏丏尊、朱自清等来四中上课。
浙江教育会成立于1907年，民元后，章炳麟任会长，沈钧儒任副会长，4月，沈钧儒任行政官员，辞去副会长之职，经亨颐被推举为副会长，1913年又被选为正会长。浙江教育会作为一个教育系统的民间组织，它是联系各浙江全省各县市教育会的桥梁，并积极与其他兄弟省份教育会交流。经亨颐任会长期间，其教育救国实践在这个特殊的教育平台上得以进一步展现，他通过创办《教育周报》，邀请知名人士来浙演讲等方式交流教育思想；组织国内外教育视察活动，以增强教育人员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开展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举办各种讲习会，提高教师素质，推动新教育实施。教育会的教育救国实践活动弥补了学校教育救国实践的不足，促进了浙江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四、经亨颐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的当代价值
经亨颐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教育救国者，他的教育救国思想来源于伯父经元善的教育救国实践行动。风华正茂的经亨颐通过自身的救国体验，“濠镜入囚室”，更坚定了其为全体社会服务的意志。负笈东瀛，学成教育艺，并以毕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进行教育救国理论的探索和对教育救国实践的践行。
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和“教育救国”实践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发，教育是时代的产物，它不可能悖离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教育不仅要肩负育人的使命，它也合理地承担了救国的责任。在育人与救国之间，教育工作者要认清时局，权衡利弊，保持育人与救国之间的适度张力。时代转换后，“教育救国”并没有消失，而是异变为另外的形式，即“教育强国”、“科教兴国”等符合时代特征的“教育救国”形式。
为职业而教育，为升学而教育是现当代一大部分教育工作者所持的观点。教育是否应该为其定一外在目的？经亨颐通过实施“纯正”教育，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为我们解答了这一疑惑。这一“纯正”教育思想不是空洞的理论演绎，而是通过实践检验了其价值存在的合理性。社会变革迅速，教育也应是“动”的教育，以校长为核心的学校领导要永不停歇地关注社会发展，推行教育改革，使教育发展稍微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
春晖中学的教学实践活动是一部民国版素质教育活教材，今天的素质教育困惑者们不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或许能早日找到中国素质教育的出路。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要有高超的教学技巧与演说技能，以征服学生；要有突出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协调政府与社会之关系，保护学生，为学校争取利益；更为难得是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能够聚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来施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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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