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处于崭新的“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现实，并且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包容的胸怀。当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大体上可以展现为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现代范型、融入中国文化的西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四种主要形态，文化民族性的精髓就是我们时代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民族应有的时代精神。世界多元文化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幸福”、“和谐”等理念集中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的普世性特质，它们不仅展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了普世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
关键词：中国文化；新轴心时代；民族性；普世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101—05
当代世界已然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以最近几年的文化标志事件而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盛典、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春天正在到来。2011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精神导向、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等多个层面作出安排，注重培育主流文化，部署“文化兴国”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参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期”观念，如果说，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800～200年的精神过程中，世界文化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轴心时代”的灿烂图景的话，那么，当代中国也许正在开启着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时代”。因为历史和现实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处。新轴心时代呈现出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是中国文化建设应当直面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不断深入乃至重新思考文化理论与实践，促进和推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一、中华民族的传统与现实：文化的民族性
民族性和国度性本来一直是文化的重要特性。可以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在历史舞台所呈现的风格各异的演出。然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伴随而来的常常是激烈的冲击、碰撞和对抗。在这种激烈的冲击、碰撞和对抗中，一些民族文化受到致命的重创而归于衰竭与消亡，历史上民族文化的“断裂”并不乏见。与之同时，那些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则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那些新兴的民族和地域文化也开始崛起。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既发生着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混杂、联结与融合，也发生着外来文化传人所带来的冲击与碰撞，例如佛教与道教、儒家的论争、对抗和相互吸纳。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锁闭的国门，在先进的西洋科技文明、政治文明面前，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儒家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是否还要继承传统文化成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根本上动摇着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一些论者仍然提出以“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的观点，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并未间断。进入新轴心时代，中华文化可能面临的挑战与伤害，不仅仅来自于“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文化，也来自于内部的自我贬抑、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显得越发重要。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的认识和对发展文化的责任担当，是文化上的觉醒；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展现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的三个“自”，充分强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自身的国家文化的立足点和根本点，这就是新轴心时代文化建设所要坚持的民族性。
提及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五千年灿烂的古代文明，于是现实中往往有人把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理解为对于古代文明的“复归”。这是一种单一和狭隘的理解。实际上，当代文化建设的民族性不仅来自于古代传统，也来自于当今现实。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固然是文化民族性的母体，但并非文化民族性的全部；业已形成的传统也许并非一个，而是多个传统，或者更好地称之为“多元一体”的传统。“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五年来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大致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最后，当然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多个文化传统并存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特有的基本事实，基于这样的事实，新轴心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大体上可以展现为四种主要形态：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现代范型、融入中国文化的西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民族性呈现的第一种形态。中华传统文化是先辈们创造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巨大贡献，人们常常冠之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八个字。“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相对于文化的具体表现，例如器物、制度、习惯、思想等具体的文化现象，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更是以独特的风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积极进取、变化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实事求是精神，仁者爱人、人道至上的以人为本精神，尽心知性、反身而诚的内在超越精神，自然无为、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精神，等等，形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儒家墨家教人能负责，道家使人能外物”；“有儒家墨家的严肃，又有道家的超脱，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的人，才真正是中国人’”。
儒家文化的现代范型是中华文化民族性呈现的第二种形态。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流的多元一体文化，而在儒释道的并存与发展中又以儒家文化为正统。自孔子创始以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三个阶段。尽管“打到孔家店”、“摧毁吃人的礼教”等口号十分之响亮并发生着实质的影响，但中国人内心深处所谓“天地君亲师”的影响是久远的。人们相信，尽管儒家文化曾经一度陷入困境、“花果飘零”，但凭靠着内在的“灵根自植”而依然富有勃勃生机。新儒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梁漱溟提出未来的方向不是追随西方，而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冯友兰在艰苦的环境中撰写了《贞元六书》，提出了中国的自由之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海外新儒家出版专著，传道授业，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等立足本位、放眼世界，儒家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新儒学又放异彩。大陆儒学面对新的时局与世局，也不断地开掘和检讨自身的思想内容与价值，从而出现了所谓政治之儒、宗教之儒、制度之儒、哲学之儒、道德之儒、生活之儒等诸种形式，儒家文化的崭新形态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