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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喜欢把工作说成“饭碗”，真是既朴实又形象，盖因民以食为天吧。而饭碗不过是吃饭的家伙儿，若仅具备端着饭碗的“才能”，那么即便金饭碗在手，也免不了吃穷。因为再好的碗也不能产“粮”产“饭”。有的人没了铁饭碗，又不肯择那泥碗、瓷碗，就只好坐在家里画“碗”充饥；有的人，从不在乎饭碗的“金属”成分，只用自己的手端自己的碗，自己找“饭”自己做“饭”，结果，不被看好的泥碗、瓷碗，端得满满当当、结结实实、长长久久。饭碗就是饭碗。碗解决不了饭的问题，饭却可以决定碗的存灭。有了碗不一定吃得上饭，没有饭，好看的碗该砸烂才是。如今，名人明星们虽则身披光环、腰缠万金，却也曾谋稻粱、觅饭碗，而他们平生端起的第一个饭碗与其日后踏上星途、发光发达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呢？
于淑珍：从学徒工到歌唱家
于淑珍演唱的《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月光下的凤尾竹》、《漓江谣》等这些20世纪80年代初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一直被传唱。20世纪70年代，于淑珍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她和那个年代许多来自基层的艺术家有着类似的经历，于淑珍也是从工厂走出来的。1936年于淑珍出生在河北，在姊妹9人中，她排行老大，父亲从事会计工作，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动荡的年代，她家的生活并不富裕。1945年于淑珍8岁，在日本投降前因为战乱，她从天津被送回河北农村，在农村上了4年小学，13岁回到天津后她便离开学校，做工贴补家用，于淑珍吃了不少苦：“我纺过麻袋线，砸过云母，生活很苦，16岁我到天津市中大化工仪器厂，我是学徒工。”
从小喜欢唱歌的于淑珍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在天津职工歌唱比赛中，她唱了首新疆民歌，得了一等奖，此后她成为文化馆活动中的活跃分子。起初父亲并不同意她这么热衷于文艺活动，认为女孩子不能当戏子，所以不让她参加文化馆的活动。1955年，特赦一部分日本战俘，于淑珍到工人剧场给他们演出，她借了件花棉袄，演唱《兰花花》。为了让父亲更了解，她特意请他去看演出，台下的阵阵掌声，让父亲认识到演员这么受人尊重，才同意于淑珍业余时间唱歌。1956年在天津职工业余会演中，她演唱了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获得第一名，此时于淑珍的演唱才华被关注。
1956年公私合营，工会和公私合营办公室都想调走于淑珍，于淑珍在天津艺术馆给农民示范演出时，天津歌舞剧院的领导也来看演出，也看上了她：“工会和公私合营办公室都想要我，两边正在僵持不下时，文化局也调我，两边就不再争了。我还记得一个小信封装着我的两张档案，我就去了天津歌舞剧院。”19岁的于淑珍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从一个学徒工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刚进团，正好赶上歌舞剧院大队人马去山东演出。我第一次上专业舞台就是在山东大剧院参加大合唱，就这样一步步从合唱队员到民歌小合唱、独唱直到歌剧演唱。”从学徒工到成为天津歌舞剧院的正式演员，于淑珍甚至没有参加过考试，所以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也因此她不愿意参加残酷的选秀节目的录制：“谁被淘汰下去我都难受，有些节目本身没有可比性的，太残酷了。”
喜欢唱歌的于淑珍能够进入“正规军”唱歌很高兴，但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到天津前，她一首流行歌曲都不会唱，在河北农村成为儿童团团长，八路军教他们唱的都是抗日歌曲：“以前我一直都挺有优越感，小时玩过家家我得当小姐，不让我当小姐我不跟她们玩，到农村后我是城里去的，到工厂后考上文化馆，到了歌舞剧院我的优越感就没了，什么都不懂，连歌谱都不识。”因为有压力，又是自己喜欢的事，于淑珍练歌下了不少功夫，除了唱歌外其他的事情她都不管不问，也因为只潜心自己的歌唱，“文革”开始后，她因为不关心周围事物挨批，于淑珍说：“那时要汇报思想，还要给周围同志提意见，我脑子里都是工作，就是练歌，没有干别的事的精力，人家就批判我，我一辈子只记得我的艺术，其他都不记得，是个很简单的人。”
于淑珍学习民歌、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并借鉴西洋传统唱法，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她的歌声圆润甘甜，亲切感人，格调清新，素雅而质朴，富有独特的魅力。她的歌唱以抒情见长，善于把握各种地方音乐的特点和韵味，融会贯通，既能显示北方歌曲的质朴明朗，又具南方的柔美细腻，恰到好处地表达作品的意境和深度，人们赞誉她的演唱“高如行云，低如流水；声从情发，歌由心飞。”并没有经过很系统的专业学习，于淑珍说她在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于淑珍说民歌，顾名思义就是中国民间的歌曲。作为一个唱民歌的演员，要对全国各个民族的东西都要有所了解：“要一听就知道这是哪儿的歌曲，要知道这歌怎么唱。尽管唱不了像人家‘原生态’的歌曲一样，但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向民间学习。而且，充满浓郁地域性的地方戏曲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没有工作前，我喜欢河北梆子、评戏，到歌舞剧院后，我学了曲艺、听十调、学皮影戏，本来也要学京剧，领导说大家都学，就让我学的河北梆子，我的声音纤细，是甜梆子。”
在天津歌舞剧院，于淑珍开始演唱民族歌剧，她告诉记者会唱歌剧的人，唱歌很容易，歌剧中有人物，一首歌像一个歌剧一样，就能带着情感演唱。著名作曲家吕远先生曾用“她是拉着你的手在歌唱”来形容于淑珍亲切质朴自然的演唱风格，并且这样称赞于淑珍的歌唱艺术：“她不是用声音去征服你，而是用感情去感动你。”
刘佩琦：发着高烧也不能离开把杆
小时候的刘佩琦比现在还貌不惊人，他最受关注的地方大概就是不务正业。“……总之是个数理化不及格、美术历史‘免试’的孩子，太偏科了！不过，要说到‘语文’，别的学生可就不行了。”
1978年的一天，刘佩琦一个人在练习舞蹈，“当时发烧39℃，但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即使发着高烧，也不能离开把杆，否则舞台会马上报复你。排练厅除去把杆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我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一句话——就您这副尊容还瞎蹦什么，赶紧改行吧！但我又不愿意离开舞台，于是选择了影视表演。”
1978年的那一天对于刘佩琦是刻骨铭心的，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茫然甚至怯懦与大多数芸芸众生并无不同。“正好那一年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有一出话剧叫《不准出声的人》，到我们部队宣传演出，我们帮助专业剧团装台、卸车。作为宣传队每天都可以看，我看了六场哭了六场，那台话剧太感人了，就是这台话剧让我决定做一个话剧演员。”
回首上军艺之前，刘佩琦讲了一段有意思的往事。“那时我在部队的宣传队，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可到了‘五一’的时候，我们仍然只能享受新兵的待遇——放假一天，并且下午四点钟归队。于是我跟领导理论起来：‘我们凭什么还是新兵？当兵一年就是老兵了，我们都第三年了，怎么还是新兵？都赖你们不招生，你们要招生我们就是老的了……作为对我的‘帮助’，那年‘五一’，宣传队70多个人没有一个放假的，而我自然少不了写检查。”
这件事之后，刘佩琦被分配到炊事班。“我做馒头的手法很快，是山东揉法，一撮就一个，一会儿就上屉了……炊事班想帮助我入党，正巧那年军艺来部队招生，按正常情况，应该选派优秀的战士去考，但我们宣传队恨不得我马上离开，于是我因祸得福，歪打正着考上了军艺。到了军艺后，我们的生活班主任管寿益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当班长吧，因为你本身就是军人，已经当了三年兵了，有基础。我说我不行，我当不了班长，我连自个儿都管不住，我还能管别人吗？管老师启发我：当班长将来可以在考分上吃点儿偏饭，我马上同意，于是我改邪归正，变成优秀学生了，但意识深处还是调皮捣蛋。上大二时，我终于被撤销了班长职务……”
军艺毕业后，刘佩琦被分到新疆军区话剧团，由于那里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刘佩琦一度感到希望破灭，但他最后还是痛下决心——回北京！
作为“北漂”大军的第一代成员，刘佩琦品尝过无尽的孤独、无奈、居无定所以及生活上的拮据……经过当兵、做舞蹈演员、跑龙套、无望的守候等种种人生历练，刘佩琦由衷地体味到：“对于任何一个演员，生活永远都是你的大课堂、你的老师，生活给你无穷的素材、力量和智慧，你只有坐在下面‘听讲’的份儿。我的演艺之路不是一条坦途，这恰恰是生活所赐。我不像有的演员，没毕业就成名了，毕了业就更辉煌了，太顺了。这种好事降临到一个演员身上的概率太低太低了，更多的人是要碰到很多坎坷的，还要不间断地勤奋用功、调整心态、找准坐标，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只有经过这些才能最终被观众认可。”
张金玲：从老师岗位走向影坛
《渡江侦察记》里英姿飒爽的“刘四姐”是表演艺术家张金玲扮演的。当年.她和刘晓庆、李秀明被观众并称为“北影三朵花”。张金玲主演过《渡江侦察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奴隶到将军》、《黃英姑》等一系列经典影片，她端庄中透着美丽，朴素中带着坚强，给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张金玲如今是个大忙人，潜心研究丹青笔墨。她已出版了两本画册，其画风清新，书法俊秀；由于她的小名叫“芙蓉”，也因为特爱画荷，故她的第三本画册名为《书画清凉世界》，好一个清凉世界。在那个“清凉世界”里，她找到了荷花，也找到了自我。
张金玲出生在河北沧州一个农村干部的家庭，排行老大，她下面有4个弟妹。她从小爱劳动，爱运动，身体素质相当好，当年就差点被天津体育学院招走。“那是1966年，我们学校保送我去考天津体育学院，考试成绩还不错。学校给我报的是篮球，而真正考试时有铅球、跳远等项目。考完后，有位老师悄悄跟我说，你打篮球个还不算高，选择投掷有潜力。20多天后，‘文革’开始了，这个考试就不存在了，要不然我有可能去当一名运动员。”她说。
那段时间，张金玲有一段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背着行李从老家河北沧州走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的经历。“当年，我跟同学们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站后，刚下车，就有人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赶紧回家，我们说是来见毛主席的。对方说，你们要走着来才有诚意，主席才能接见你们，先回去吧。所以，那次我们被送回了家。但我们仍然不死心，又背着背包，行走了4天4夜再次到了北京。当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化工学院，在大教室里的地上打大通铺。听说第二天我们就可能得到主席的接见，当晚大家都兴奋得一宿没睡。天还没有亮，我们就集合了。那时候我嗓子好，大家推荐我带头喊口号，我还真是做到了，现在想来都很兴奋……”
1970年，张金玲中学毕业后，五好生的她被分配到河北沧州一所小学当老师了。那时，她工作非常认真，爱生如子，生活充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忽然有一天，她原来中学的一位老师跑来告诉她，说湖北省话剧团来招演员了，希望她能去试一试。考试那天，大姨将金玲她爸给买的一块绿色的布料连夜做成了一套衣服。那天，她高兴地穿上了这身“绿军装”去参加考试了。当时，张金玲留着两根长辫子，天真浪漫又自信。考试当场她就被录取了，张金玲从此成了话剧团里最年轻的演员，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当演员其实比当老师累一些，但她说自己能吃苦。她说，“我刚上初中那年，我老家常闹大水，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我推着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花了几块钱攒的一辆自行车，跟一家人走了三十多里地避灾。在救灾指挥部，我们每天能领到半斤救济粮。有些大人在哭，我们就知道喊饿。天天看水，牛漂过来了，羊漂过来了，床板漂过来了……大水终于退了，我爸说咱家的房子在陇上，不会塌，决定回家。我和弟妹们便坐在簸箩里面由我爸推着土车回家。回去之后更没吃的，我们就去摸地瓜，或在水浅的地方捞小鱼。没有油，就直接焖了吃。有时候大人早上起来给孩子被窝里搁一把枣，就算是一天的口粮了……经历了那些经历，吃了那么多的苦后，我觉得后来的苦都算不了什么。”
22岁时，张金玲在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扮演女民兵队长刘四姐时就非常能吃苦。“这是我的第一部影片。当年，陈述老师教我打枪和撑竽跳船。为了练习撑竽跳船，他在上影厂的一个草坪的角落里给我挖了一个大沙坑，每天早上便陪着我在那儿练跳远。之前，我被带去上海体育学院看那些撑竽跳运动员是怎么跳的。这样，我练了差不多3个月了，该实地去外景地拍摄了，可我忽然发生意外，摔伤了，造成尾椎骨骨折，疼痛难忍，几乎不能动弹。导演为我找了位替身，安徽的，她个子跟我差不多，可拍完后还是穿帮。我在医院住院快7天了，制片主任急匆匆来医院看我，我知道情况后请求回去，他便去跟医生商量，说有没有可能让金玲自己跳。大夫说，除非打封闭。我答应了，打完针后我确实不疼。到了江边，心里就发慌了。撑竽跳时，船随水流动，掌握不好就会跳到水里去。陈述老师鼓励我，说，金玲，你千万别怕，我到水里去给你扶船。说着，他就跳进水里去了。水很凉，几乎淹到了陈老师脖子下。我很受感动，咬牙就跳。我先拍四年前那个长辫子姑娘的戏，非常成功，完了，再把辫子拆掉演刘四姐的戏，两次撑竽跳船都非常成功。拍完后，大伙都过来拥抱我，说太不容易了，我自己也流泪了……”《渡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后，张金玲家喻户晓！
电影《黄英姑》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一部风靡一时的武侠片，张金玲因为扮演双枪黃英姑也付出了不少汗水和心血。她回忆：“那时我爸妈特别不希望我去演这个武侠片，怕我不会武功会受伤。当时我的武术教练是李俊峰老师，他的功夫了得。那时我跟随李老师练功特卖劲，长进也快。每天练武术，一天还能拿五毛钱的补助。但有好几次我没拿到那个补助，一问才知道，我们必须每天练到晚上9点钟之后才有这份补助，于是我就每天练得非常晚。骑马更是经历了一次次大考验。当时是冬天，在长春，特冷。我每天去练骑马，从不畏惧。地上结着冰，很滑，马蹄子踩不稳，叭一声就把我甩出去老远，但我觉得作为一名演员就是为艺术献身的，每次都爬起来继续练。有一次，我被马甩到雪窝里去了。摔蒙了，躺在那儿心里发慌：坏了，我快不行了。我必须爬起来，一使劲，又从雪地里站了起来。那个时候自己好像很单纯，心里所想的就是想尽快把马术学漂亮些，把武术练好了……后来，我还真的练出功夫来了，能在飞奔的马上打双枪，两手还能抓着缰绳很稳。撒开双手打枪，好多次我被撂下去了。为了这个镜头，不知给撂下去多少回。人也晒得很黑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外景地安徽回来，大夏天，天气闷热，我弟弟到火车站来接我，见面就高喊，姐，你们怎么那么黑啊。我们只哈哈大笑了之。”
1979年，张金玲随代表团带着《从奴隶到将军》去日本参加电影节。那是“文革”后到日本去的第一批中国电影代表团。日本电影界还专门就该片开了一个座谈会，赞扬她的表演功力。日本报纸以《中国的栗原小卷》为标题头版介绍了张金玲。在那部片子里，张金玲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和细腻的形体动作，把彝族少女对心上人的款款深情和战地女兵的火热激情充分展现了出来，“索玛”的成功证明了她的演技。谈起当年拍《从奴隶到将军》，她说，“感冒，高烧，还坚持拍戏。为学好彝族歌舞，我跟舞蹈学院一位彝族老师学。可是在唱歌上我还是被难为了一把。当时剧组请云南歌舞团的一位歌唱家来唱主题曲，唱得特别好。后来导演就说，那个场景不适合那么欢快的歌，还是得由我自己唱。我练了整整一晚上，等第二天进棚录音一录音，导演听了，说这回对了。”如今，张金玲透露说自己还在学唱歌，因为在她绘画时，她需要用歌声来为自己解乏。“有时，我爱听古琴声来调剂精力，感觉非常好。”
后来，张金玲为了孩子，她放弃了忙碌的演艺生涯，放弃了辉煌的演艺前程，从此做起了全职母亲，像普通家庭妇女一样过着艰辛的生活。但是，热爱电影艺术的她，在阔别影坛20年后又重返银屏。为拍摄《金粉世家》，倔强好胜的张金玲专门到健身房练起了瑜伽。她把电影与绘画比作是自己的左手右手.哪个都不想再放弃。她说，“我对电影的爱永远在心里”。艺术成就了张金玲，她的美丽和演技，永远定格在影迷们的心中。
关牧村：早年在钢铁厂当了七年工人
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早年曾在钢铁厂当了七年工人，她说那是自己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关牧村的父亲是沈阳人，他原是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电视剧《兵临城下》里面那个关副官原型就是他。解放后，他到军校读书，后来到河南《平原日报》做编辑。关牧村出生时户口在北京，是在河南新乡出生的，牧村这个名字就与出生地有关。“这个名字是我父母起的，他们在河南新乡工作过，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在报社工作。那里有一平原，在古代，这个平原是著名的牧野之战的战场，所以这个地名就叫牧野村，当地人俗称叫牧村，所以，他们俩就说我们将来有了孩子，就给他们起牧村、牧野，所以我弟弟叫牧野，我哥哥叫牧原，三个人加来是原、野、村。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大自然，这跟我的名字也是有关系的。”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关牧村，5岁时就曾进入天津市少年宫合唱团。关牧村的母亲多才多艺，对童年时的她影响很大。但在关牧村十岁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母亲临终前叮嘱：“一定要唱出来。”这对关牧村走上艺术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牧村说：“母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解放前也喜欢声乐，但是我母亲家比较保守、守旧，不同意她出来唱歌，为了满足她的愿望，请了一位德国的声乐教育家做家教，教母亲弹琴，练声乐。母亲应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由于她自己没有唱出来，感到很遗憾，后来她发现我的声音很好，就希望我能够唱出来。母亲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她的话一直在鼓舞着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一直托着我前进，应该说她对我的一生起到启蒙和鼓舞的作用。”
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被调外地，哥哥去了农村插队，年幼的关牧村和弟弟牧野在天津相依为命。“我们常到地摊上捡别人丢弃的菜叶子，搅着玉米糊果腹。有时候饿得睡不着，就喝碗白开水充饥。”尽管异乡的父亲每月勒紧裤腰寄回20元钱，可正上学的姐弟俩还是得常常到郊外买些玉米回来磨面，再到地摊上捡别人丢弃的菜叶子度日。一天回家，关牧村看到弟弟又是焖米饭又是炖肉，她很惊讶，再三追问才知道弟弟去卖了血。关牧村当时就哭了，看着弟弟卖血换来的米饭难以下咽。
关牧村感慨道：“那段日子实在太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件好事。磨难是一所大学，那段苦难是一种精神财富，它造就了今天的我。一个人一生当中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年轻的时候比老年时候经历苦难要更好一些，年轻可通过战胜磨难总结出经验，更好的进步，如果到老的时候再有磨难，就不会有机会，也没有精力了。经过痛苦，对人生的理解会更升华一些。
”
关牧村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钢铁厂当学徒工，一干就是七年。她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练歌。在这一时期，她的歌声飞遍车间的每一个角落。“在工厂一干就是七年，那时候就经常为工人师傅演唱，记得两个大卡车对在一起就是舞台。”1978年，在关牧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她进入了天津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其后短短的四五年，关牧村以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才能获得了千千万万听众的青睐，在歌坛上闻名遐迩。回首这段工厂生涯，关牧村说：“那时是工人师傅收留了我，对工人师傅有一种特殊的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就一定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回报他们，而且每年我回到天津见到我们过去的工人师傅们，他们拉着我的手就说，小关你没变，就这一句话我就满足了。”
1984年，关牧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1991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班。除却演唱，关牧村曾主演过影片《海上生明月》、电视歌剧故事片《最后的悲剧》、歌剧《宦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舞蹈歌剧《唐宋飞韵》等。她曾为数十部电影、电视剧、艺术片配唱主题歌。她的演出多次获奖，并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还到日本、英国、爱尔兰、塞浦路斯等地访问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