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洁洁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回鹘文源自粟特文，主要使用于9至15世纪。19世纪末以降，国外探险队在新疆吐鲁番及河西走廊一带进行大规模考古挖掘，此后揭开了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序幕。回鹘文文献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回鹘文化的主要载体，解读和翻译是整理民族文献的基础性工作。其中人名翻译难度颇高，直接影响文本的整理质量。王丁《人名之为史料》论“任何专名都是有意义的，人名承载的是有关人的信息”[1]115，要言之，人名体现了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部族来源诸多历史信息，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在元代，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大量用汉字译写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名，形成大致可循的惯例，为当下翻译回鹘语人名提供了珍贵语料。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有史可考的材料，尝试解决元代回鹘文文献整理中的人名翻译问题。
回鹘文在元代被称作畏兀儿文。元代回鹘文文献分为四类：其一，现存回鹘文世俗文书大多数属于13至14世纪；
其二，蒙古统治期间回鹘僧人深受重用，大规模翻译回鹘文佛经，如《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华严经》《阿含经》《阿毗达磨俱舍论》，以及佛经题跋残片；
其三，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石窟佛寺的墙壁上遗留许多回鹘文题记，年代多属13至14世纪；
最后是3通回鹘文碑刻：《重修文殊寺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这些材料均包含为数不少的人名，下面笔者从人名构成数量、常用人名成分、受其他民族影响三个方面揭示人名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一)人名构成数量
指人名构成成分的数量，包含一至三个不等。
(二)常用人名成分
付马《12-14世纪回鹘人名中的家族标识成分及其产生原因》一文根据汉文文献复原了三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回鹘家族的谱系及其成员的本族人名，指出有的家族在其男性成员名字最后添加“家族标识成分”，起到姓氏的作用，如Buqa、Qaya、Oul等[2]。能够观察到，很多人名在同一位置使用相同的后加成分，用以彰显其宗教信仰或民族身份、家庭出身。常用的人名成分有：
表1 回鹘文文献常见人名成分
(三)人名中的其他民族元素
(一)回鹘文文书
学界整理不同类别的回鹘文文献，翻译人名时依照文本自身特点有所区别。回鹘文世俗文书行文格式固定，以买卖契约文书为例，每一件包含了卖主、买主、证人、文书书写者等多个人名，目前已知国内外共收藏200多件回鹘文文书。1993年日本学者山田信夫等编著的《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3卷本出版[4]，第2卷卷末即收录一份人名索引，不过并不牵涉人名的汉译问题。
1996年李经纬编著《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5]，该书汉译部分的人名翻译以现代汉字音为参照进行音译，如将satr译作“萨提赫尔”、songguz toyïn译作“宋苏孜道人”，mïsïr ulu译作“米四儿·乌鲁合”；
有的人名前后用字不统一，如有“吐尔齐”和“托耳奇”两种译法，这类音译字的选择过于主观随意，不讲求规则，易给学习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惑。2006年耿世民出版《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6]，译文部分的人名则沿用了回鹘文转写，例如：“这个印章是我Yolak的”，“我Turmiš Tigin因需大都通用的钞锭”，这种做法又使读者对回鹘文人名疏于理解。刘戈、张铁山多位学者后来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二)回鹘文佛经题跋
茨默(Zieme)先生对回鹘文佛教题跋中的功德主做过综合研究，从上到下分为合罕皇帝、蒙古可汗、回鹘亦都护、万户长、僧侣上层、俗人这6组，提出很多人名见于不同的回鹘文文书[8]49-57。1994年他在EinigealttürkischePersonennamenimWandelderZeiten一文中探讨了几个回鹘人名的演变，指出部分人名颇具佛教色彩，词末附加成分-du/-tu源自汉语的“奴”，对应梵语的Dsaka，考证了Qayimdu(华严奴)、Pusardu(菩萨奴)、Yaqšidu(药师奴)、Sambodu(三宝奴)、Kuyšidu(惠师奴)、Vapqadu(法华奴)、Tayšindu(大士奴)、Sivšidu(修士奴)、Kinšidu(贤师奴)这些见于佛经题跋的人名[9]。
(三)回鹘文石窟题记
目前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吐峪沟石窟、龟兹石窟、呼和浩特白塔等石窟寺都发现了回鹘文题记，主要分为游人巡礼漫题和供养人榜题两种。题记一般有固定的书写程式，包含生肖纪年、人名、地名、目的等要素，套语基本相近，其中人名至为关键。在题记研究早期，国内研究论著中出现的人名翻译仍以现代汉字音译为主。
(四)回鹘文碑刻
从材料来看，在过去的回鹘文文献整理研究中，人名翻译是学界争议颇多的难解之题，迄今尚无定法。针对同样一份文献，有的处理方式是“不译”，汉译文中依旧保留人名的回鹘文转写(采用“标元音式回鹘文拉丁转写字母”)，令学习者不知所云；
有的则依据现代汉字音进行音译，极易造成用字不统一的状况，两种做法均忽略了回鹘同汉族及其他民族长期交往的史实。
使用音译法翻译包括人名在内的专有名词乃译者之共识，回鹘文人名自然也不例外。采用哪一套音译规则亟需讨论，我们认为理应遵从元代汉字译写回鹘语的规律，人名翻译首要讲求对历史的还原。元代汉文史籍记载了大量汉字译写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名，以及碑刻类文献中的双语材料，这些音译字能真实反映元代人名翻译的状况。
(一)考证依据
14世纪成书的《元史》记录了大量蒙古人、回鹘人的人名。18世纪中后期，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3卷，广搜博采正史、杂史，旁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书中有关资料考订氏族、审其异同。韩百诗先生分别于1945年、1954年出版了《译注〈元史〉第一〇七卷：元代宗室世系表译注》(LechapitreCVIIdeYuanche)和《译注〈元史〉第一〇八卷》(LechapitreCVIIIdeYuanche)，两部著作将《元史》中大量汉字音写的人名和源语形式对应起来，为后学掌握译写规则提供了宝贵材料[12-13]。1982年姚景安编著《元史人名索引》，收录人名上起宋辽金，下迄元末[14]。1955年，Hamilton编写了LesOuighoursal’epoquedesCingDynasties，D’apreslesDocumentsChinois，1982年中译本《五代回鹘史料》(耿昇、穆根来译)出版，该书附录部分对10世纪用汉字拼写回鹘语的规则进行了比较研究。2005年小泽重男著《元朝秘史蒙古语文法讲义》后附“元朝秘史蒙古语辞典”，2009年栗林均出版《〈元朝秘史〉蒙古语汉字音译、旁译汉语对照语汇》，二者都细致整理了元代音译汉字和蒙古语之间的对译材料[15-16]。
(二)人名对勘表
以回鹘文文献和《元史》为一手材料，综合运用钱大昕、韩百诗、姚景安、Hamilton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及回鹘—汉双语文献提供的语料，兼顾元代回鹘语、汉语语音的重要特征，首先得到一份经过考订的人名对勘表。这些人名成分在回鹘文文献中使用频率很高，具有代表性，且在汉文史籍中易对勘，再加上基本涵盖回鹘语的元音辅音系统，因此选取列表如下：
(三)语音对应关系
汉语里通常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而对回鹘语而言，构成音节的标准是元音，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音节[17]94-96。元代人用汉字译写回鹘语人名，往往根据自身的语言习惯划分音节，以bilgä为例，回鹘语视其由bil和gä两个音节构成，汉文史料却用“必、里、哥”三个音节与之对应，显然将其分割成bi、l、gä三段。因此下面的回鹘语语音部分以汉字为基准切分，我们称之为音段，列出音段与汉字的对应情况，并标注该音段在词中的位置。节选列表如下(注例：当音段bi在回鹘语词中的位置靠前时，常用“必”字音译，以人名bilgä为例)：
表3 语音对应情况表(节选)
回鹘语语音和元代的音译汉字之间存在如下对应关系：
2.双唇音：浊塞音b多出现于词首，清塞音p出现频次低，二者均对应汉语帮母字(如：bay伯/拜、bal/pal班)，不使用滂母字；
鼻音m可以出现在词的所有位置，对应汉语明母字(mung孟、mï迷)；
浊擦音w不出现于词首，仅有“duwa都哇”这一用例。
3.舌尖音：清塞音t对应汉语透母字(tong统、tay太)，浊塞音d对应端母字(dän端)，但也表现出端母、透母字的混用，如ta和da均能对应“答”，及to对“朵”、day对“台”的个例。鼻音n对应泥母字(nan难、na纳)，边音l对应来母字；
浊颤音r较为特殊，只有少数对应日母字“儿、而”，多数对音来母字，如rim对“林”、rïl对“邻”、rün对“伦”。清擦音s和浊擦音z统一使用心母支思韵的“思”字对音，s和元音组合依然对应心母字，如“sän先、sen辛、sä薛/小”。
5.舌根音和小舌音：舌根浊塞音g对应汉语见母字，舌根清塞音k既能对应见母字(尤其和齐齿呼组合时，kin斤、ki吉)，也能对应溪母字(kü阔、kö曲、kä可)；
小舌清塞音q和小舌浊擦音基本对应汉语晓母字。当舌根音和小舌音出现在词尾时，可以观察到词尾的对音常被省略，如：察、lu/lüg鲁、lik/ rï里术。
针对回鹘文文献人名翻译用字不一的现状，我们提出尽量使用元代汉文史籍中记载的汉译名。由于很难逐一考证文献中所有人名，因此对于无从对勘的，充分运用元代对应的音译汉字和语音对应关系进行翻译，以上我们初步进行了归纳整理。回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上，前文提及的Satr可以译为“撒答忽儿”，Mïsïr ulu译为“迷失儿·兀鲁黑译为“朵儿只”；
“这个印章是我Yolak的”和“我Turmiš Tigin因需大都通用的钞锭”两个例子，单名Yolak切分成yo和lak两段，可译为“跃剌”；
后者是双名形式，Turmiš在史料中对勘“秃儿迷失”，人名后加成分Tigin通常译作“的斤”。
元代回鹘文文献，主要是社会经济文书和石窟题记中有大量人名，在文本内容中占比较高，包括单名、双名、三名的构成形式；
双名者通常使用后加成分，以彰显宗教信仰、民族身份或家庭出身。此外，很多人名受到其他语种及其文化的影响，在翻译人名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特点。人名作为专有名词宜使用音译法翻译，目前学界在整理元代回鹘文文献时，人名翻译普遍使用“不译”或依照现代汉字音进行音译的方法，造成用字不一、同名不同译的现象，给文献研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本文旨在提出规范人名翻译的做法，通过梳理前辈研究成果及回鹘—汉双语文献提供的语料，对部分人名进行了历史考证，考察其在元代汉文史籍中所记载的音译汉字，并列出人名对勘表，初步总结语音对应关系，文章难以穷尽式考察所有人名，尚需全面深入的研究。综言之，回鹘文人名汉译要避免主观臆断，应尽量以元代的音译汉字为参照，尊重历史语音特点，以历史的眼光解决问题。经此规范统一的人名翻译能够提高民族文献的整理质量，使学习者对人名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并为相关历史领域的研究提供索隐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