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 从那天起，他再没回过猫庄，我们也没再见到过父亲，不知道他到底是死去了或是还活着。 记不清楚那是父亲第几次离家出走。我只清晰地记得那一日异常地冷冽，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寒流穿过广袤的平原直扑我们居住的山区，大风从河道拐弯处掠过我们屋前的那一大片树梢，像打风钻机一样呜呜地嘶鸣。母亲从菜地里回来，还没进屋，一眼就看到堂屋里关父亲的那个木笼的门打开了，父亲不见了。母亲双手抱着的一大捆白菜萝卜无声地滑落下地，她立即转身出屋，沿着家门口的河岸去追赶父亲。母亲跑得有点趔趔趄趄，一边奔跑一边呼喊着父亲的名字。但她的呼喊声被无情的寒风吞噬了，根本传不到父亲的耳膜里去。也许传到了，父亲却没有反应。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是在母亲回屋前不到一刻钟出门的，他不可能走得很快，按理说母亲是应该追得上他的，但那天母亲却没有把他领回来。
也许是母亲走岔了路吧。
母亲是半小时后一个人回屋的。回屋后就去了灶房里生火做饭，这时天已经快黑下来，外面只能看到树梢被大风吹得摇摇摆摆的，更远处的房屋、河流和山峰都模糊成一片黑影。我们都已经很饿了，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早就饿得嗷嗷直叫。母亲手脚麻利地做好饭菜，让我们先吃。跟往常一样，母亲先喂了中风卧床的爷爷，然后自己才吃晚饭。母亲的晚饭吃得很不安心，有一口无一口的。与以往父亲每次离家出走不一样的是，母亲今晚好像格外地担心，她一边吃一边不时地往门外望，大门已经关上，偶尔响动一下是风吹的。有几次，风把大门吹开了，吱嘎的声音像是被人推开一样，母亲听到后包着满嘴的饭粒问我们：“是不是你爹回来了？快去看看呀！”其实母亲坐着的那个位置一眼就能看到堂屋的大门。
母亲一直以为父亲走不了多远，更不会走多久。
她坚信父亲会自己回来的。
父亲又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即使母亲找不到他，最多三两天，他就会自动回来。
两天过去，父亲没有回来。
三天过去，父亲还是没有回来。
母亲急了，带着我找遍了附近所有的村寨和城镇，找了整整半个月也没有找到父亲。甚至连父亲往哪个方向去了也没弄确切，有人说看到父亲往南方走去了，也有人说看到父亲往北方走去了。母亲联系了父亲的一些朋友，全国各地的，她照着父亲留下来的一本电话簿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新疆和西藏也没有放过，仍然没有谁见到过父亲。哪怕是有父亲消息的人也没有。
许多年过去后，母亲到现在还相信父亲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母亲总是在我们面前叨唠，她说：“我不相信你们的父亲这一次就有地方去了。”
然后又追悔莫及地说：“早知道他真的不回来，那天我多找他一会儿就好了。”
母亲常常给我们说，父亲的第一次出走是她跟他在南方的一座城市里打工时，父亲不愿意住在肮脏、嘈杂的工厂宿舍里，向母亲提出在外面租一间民房，母亲为了省钱，不答应，父亲和她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就出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回来，母亲找过他，但是母亲找不到他。第二天，母亲又准备去找他，一出厂门，就发现父亲蹲在离厂不远的一丛杂草边。他一见到母亲就呜呜地哭了。哭得很委屈，像个孩子一样。母亲问他去了哪里，父亲哭着说：“我没地方去呀！我要是有地方去就不回来了。”
母亲说：“你不是说过在这边有很多朋友吗？”
父亲不作声，勾着头数地上的蚂蚁。
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在那时候就开始频繁地离开她出走。有时候只为一点点的小事，或者根本就不关母亲的事，而是父亲和别人怄气了。每一次出走之后，母亲问他去了哪里，父亲都是那句话：我没地方去呀，要是有地方去就不回来了。
母亲说她到现在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那时三十多岁了，还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
母亲的语气里没有一点抱怨父亲的意思。
母亲只是一个农村妇女，许多事情不可能想得那么透彻。母亲一直把父亲的精神失常归结于他在工厂里喝了一种有毒的清洗液。那是母亲放在桌面上用来清洗工厂里的产品的白电水，用一个矿泉水瓶装起来的，父亲以为是母亲买来的矿泉水，抓起来就咕咕地往肚里灌。那种清洗液无色无味，喝下去还有一些冰凉的感觉，等母亲发现时父亲已经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
去南方之前，父亲一直在我们省城里做事，后来他又去了京城。我们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绝不是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有文化，做着很体面的工作。他在省城时母亲曾带我和弟弟（那时妹妹还没有出生）去过一趟他那里，住了两个月。父亲是在一幢装潢豪华的大楼里上班。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外面寒风呼啸，冷得人不住地哆嗦，那里面却暖融融的，仿佛已经到了温暖的春天。不知道是为什么，父亲后来又去了京城，但在那里只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匆匆地回家来了。回来后，也绝口不提他在京城里的遭遇。只是很落魄的样子，我们看到他很少说话，也没见到他出去。
就在父亲从京城回来的第二年，家里出了变故，先是奶奶生病住院，花掉了父亲几乎所有的积蓄，直到父亲卖掉了才刚刚修好的我们准备住进去的一栋新楼房也没把奶奶的病治好。安葬完奶奶后我们就一直住在旧木屋里。然而没多久，爷爷又在下楼梯时突然中风摔倒了。跟亲戚们借了一大笔债也没能让爷爷再站起来。爷爷从此就一直躺在了床上，直到去世，也没有下过地。家里一下子穷得只剩下几亩薄田荒地。父亲不会种地，他长到三十多岁，连犁耙也没有拿过。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况且家里还有一个病人和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
我依稀记那段时间父亲在不停地往外面打电话。父亲打电话的时候表情很痛苦，整张脸都扭曲着，话也说得结结巴巴的，声音都变了，好像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尽管如此，父亲好像既没有求人找到工作，也没借来多少钱。母亲知道父亲是不愿意低声下气地求人，就说她去南方打工赚钱，让父亲留在家里照顾我们的生活。母亲在做姑娘时曾在南方的一座城市里打过工。
父亲决定跟母亲一起南下打工。开始母亲并不同意，她怕父亲不适应。在父亲的坚持下，最后，他们还是一起去了。他们把爷爷和我们托付给堂伯一家照料，每月一千块钱，五百元是我们的生活费，另外五百元算是给堂婶的工资。
不到半年，母亲就把父亲送回猫庄。
不出母亲所料，父亲显然不适应工厂里的苦累，更不适应工厂里的环境。父亲总是嫌那些工人们没文化、说话粗鲁，不讲卫生，素质太差，他跟谁都格格不入，那些工人们也不跟他说话；父亲更加憎恨老板只为了赚钱，无休无止地加班，不顾工人死活，不尊重员工人权，他跟厂里的领导时常发生磨擦。他们在哪里都干不长，不是父亲自己坚决要走，就是被厂里炒掉。母亲只好带着父亲不停地换厂。但这样换来换去的根本就挣不了钱。越是挣不了钱父亲的心里就越烦躁。他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跟母亲莫名其妙地发火，最后发展成一次一次地离开母亲出走。
母亲只好把父亲送回来。
然后她一个人再次去了南方。
父亲回来后我就发现他有些不正常了。那年我已经八岁半，能够懂得一些事了。我看见父亲常常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是呆呆地坐在家门口的天坪里，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那时是七月份，不管有多大的太阳照耀着，或者是打雷下暴雨，父亲也是一动不动的。他像是陷入了某种沉思里一样。他的目光滞呆，面色苍白、沉郁，让人感到有点害怕。自从父亲从南方回来之后，我的朋友们就再也不来我们家院子里玩耍了。他们说父亲好像很不高兴他们来，老是拉长着脸。就是大人们，父亲的那些叔叔伯伯、堂兄堂弟以及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没有人来了。家里的电话除了母亲偶尔打回来外，好像从没有外人知道这个号码。以前，父亲每次从外面回来，它都要像发情的母猪一样整天不停地嚎叫。
父亲唯一显得极其正常的是，他会准时地给我们做好饭菜，督促我们去上学，也会准时地给爷爷喂饭，给他擦洗身子和换洗被褥。
到晚上，父亲也是整夜不睡觉，一个人叽哩咕噜地说话，一说就是一个通宵。我们起初以为他是在念书，我们知道父亲一直喜欢看书，我和弟弟爬到父亲房间外的窗口上往里看，里面黑古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一问一答的声音。
父亲不是念书，是在跟自己说话。
突然有一天，父亲在堂屋里打了一个笼子，把他自己关了进去。父亲的这一举动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把它报告给爷爷，爷爷也吓坏了。他艰难地想从床上爬起身来，隔着板壁，生气地质问父亲，你那是做什么？
父亲说，我忍不住想要出去。
爷爷说，你想出去你就去呗，干吗要把自己关起来？
父亲说，我一出去你们不就要饿死，所以我不能出去。
爷爷说，你要去哪里？
父亲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
父亲真的把自己关了进去，他每次进去后把门锁好，钥匙扔在他够不着的地方，到了要给我们做饭时才让我们给他开门。他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后又呆进了木笼里去。
村里的人知道父亲把自己关起来，像看猴戏似地不断地找借口来我们家里参观。父亲旁若无人地坐在木笼里，双眼茫然地盯着屋顶上的瓦片，看也不看别人一眼。村人们无一例外地认为父亲精神出了毛病，已经疯掉了。爷爷认同了这一推断，让我们打电话把母亲从南方叫了回来。
母亲很平静就接受了父亲精神失常的事实。她不断地抱怨自己不该把父亲带到南方去打工，她说我们的父亲虽然是出生在农村里，其实从小没有吃过苦受过累，也没过过穷日子，他怎么能干得了那种又脏又累的活，怎么受得了那种环境呢。她说是她害了我们的父亲。母亲还把父亲的精神失常直接归结于父亲喝错了那瓶有毒的清洗液。
母亲回来后，不准父亲住在木笼里。父亲就故伎重演，又一次一次跟她玩离家出走的把戏。有时候，母亲和父亲一起上床睡觉，半夜里醒来就不见父亲了，满屋子找不到。跟在南方时一样，父亲出去最多三天就会回来。每次回来都饿得形销骨立，摇摇欲坠的样子。他在外面没能找到吃的。
母亲说的没错，我们都曾亲眼看到父亲每次回来，一见到母亲就会哭着说：“我没地方去呀。有地方去我就不回来了。”
说得母亲也泪流满面。
虽然明知道父亲走不到哪去，但父亲每一次出走，母亲都要焦急地去寻找他。有时候能够把他领回来，有时候找不着，父亲也会自动地回来。像一个游戏一样，父亲和母亲都很遵守游戏规则。
终于，父亲似乎彻底地疯掉了。他开始不穿衣裤赤身裸体地在村巷里和河岸边奔跑，一边奔跑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喊。他叫喊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清楚，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我之所以说是似乎，是因为父亲除了裸奔之外，其他的一切还算正常，他从不打人，也不吓唬小孩，更没对妇女有过什么下流动作。裸奔了一趟之后，父亲会很自觉地回到家里来。
开始的半年这样的时候很少，每月只有一两次，在多半的时候父亲还是很清醒的。后来就越来越频繁了。他几乎每天要裸奔一次才能安静下来。迫于村里人的抗议，母亲不得不把父亲再次关进他自己打造的木笼里。
奇怪的是，关进了木笼后父亲反倒是很安静，不吵不闹，也不叫喊。有时候他还从木栅栏里伸出手臂慈爱地抚摸一下我们的头颅。
母亲下决心把父亲关起来。她想也许关过一年半载就会好起来。她没有想到应该送父亲去看医生，也许想到了，但家里太穷，进不起医院。
令母亲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父亲就又一次离家出走，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难道这一次他就有地方去了吗？母亲常常这样问我们。
更多的时候又像自言自语。
母亲一直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打开木笼的铁锁的。钥匙藏在大门下的石缝里，即使父亲看见了也够不着。她曾严厉地拷问过我们，但我们都一口咬定没给父亲开过木笼的门。
母亲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全家人的重担。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她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再见不到母亲。事实上，这时候的母亲已经既是我们的母亲也成了我们的父亲，既是爷爷的儿媳也成了爷爷的儿子，既是一个女人也成了一个男人，她把父亲逃避的和她自己应该承受的一切都承受住了。什么活都干过，什么罪也受过。母亲一个人终于挺过来了。渐渐地，我们在贫穷和屈辱中孤独地长大起来。几年后，爷爷去世。跟多年前奶奶去世时一样，我们把他热热闹闹地送到墓地。
多年来，母亲一直想不到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时是谁给他打开了木笼的门，我到现在也没敢告诉母亲。那天是我给父亲钥匙的。记得那天傍晚，我在院子的泥土里翻出了一个小石块，上面有一个好看的图案。我不认得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好看的图案在那上面，拿着它跑进屋去给父亲看。那天父亲心情特别好，他把小石块用衣角拭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递给我说，那是三叶虫化石。
我也看清了石片上的图案，明明是一条鱼呀。你骗我，它不是虫。
父亲说，孩子，三叶虫是它的学名。没错，它是一条鱼。
我问，它是鱼怎么会跑进石头里去呢？
父亲说，那是一条没有上岸的鱼。孩子，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原来是一片浩瀚的大海。那些鱼都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呀游。后来造山运动把它们全部埋进了地层里。
我说，那些鱼为什么不上岸呢，上岸了它们不是能活下来吗？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神情沮丧地说，你认为鱼上岸了还能活吗，傻孩子。
我拿着石块又跑出去玩，刚出大门，父亲叫住了我，大豆，把钥匙给我好吗？
我问他，你是不是在里面呆闷了，想像鱼一样自由地游来游去？
父亲愣了一下，半晌才说，我要出去走走了。
我没有多想，就去大门下的石缝里把钥匙抠出来，给了父亲，我没忘记告诉父亲说你别告诉娘说是我给你的就行了。不到三分钟，我在院子里又翻到了一块有鱼的图案的三叶虫化石，抬起头来，看到父亲从大门里走出来。这一次他没有赤身裸体地出门。他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穿上一件大棉袄。我认得那件棉袄是他从京城带回来的，还是新的，回来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我还注意到父亲把他的皮鞋也擦得锃亮的。整个打扮就是要出远门的样子。我不可能敏感地意识到父亲这一去就不回来了，没有及时报告给母亲。父亲向着家门前的河岸走去。我一直定定地注视着父亲，我看到父亲的步伐走得很坚定，大风吹乱了头上的长发，他还用手抹了抹。这是我看到父亲的最后一眼，我感觉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疯子。接着，父亲拐了一个弯，从我眼前彻底消失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想念父亲。我们经常和母亲坐在一起回忆我们的父亲，回忆他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直到现在，我们对父亲还是了解不多，他为什么精神失常？他到底是遭遇过什么，或者是被什么伤害过，更不甚清楚。
我们也没兴趣去深究。
也许是受了母亲的感染，我们同样坚信总有一天父亲会回来的。我们相信父亲还活着，多年前看到父亲最后一眼时我就感觉他并不是一个疯子。现在我依然相信那时的感觉没错。当年的父亲不管是在北方或者南方遭遇过什么，他最终是被苦难和孤独击倒的（我一直怀疑他那一次喝了大半瓶清洗液是想自杀，而不是母亲认为的拿错了）。他把所有的苦难扔给了母亲一个人去承受，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只是他太脆弱了。
父亲，我们以你给我们取的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名字：大豆、二根和青草，深情地呼唤你。跟母亲一样，我们不可能理解你，但我们能够原谅你的脆弱，原谅你的不辞而别。因为，就是失去了你，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也已从贫穷和屈辱里挣扎出来了。
就像呼唤一条游进了深水里的鱼，父亲，你能听到吗？
责任编辑 牛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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