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周同志在我的《诗文选》研讨会上说：“我跟老贾真正是老朋友了，半个世纪的相处……”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同在一个单位，同在一方天空下，经历和风丽日，电闪雷鸣，苦雨霏霏，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挑得人际关系尖锐复杂，但我俩从未碰撞过，一直友好相处，相互支持。真不容易。
我1953年调进安徽文联时，整二十岁，老鲁25岁，已先在文联了。因为当时大家都年轻，没有喊过我们“小鲁”“小贾”，一律以“老X”相称。那时的老鲁，是高个儿书生形象，谦和，持重，好处。直到如今，依然如故。
文联筹委会时期，只有二十来人，三个部门，五间办公室，没有单人宿舍。老鲁结婚，是在隔壁小旅馆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我到他新房里看过，一张大床占去三分之二面积，但比我们没结婚住集体宿舍的人强多了，谁也没有埋怨过，有个放床的地方就行。后来小青年们陆续开始谈恋爱，有一小间单人宿舍，已是其乐无穷了。
第二年，1954年，召开安徽省第一次文代大会，我和老鲁都是工作人员，在大会组织科。他带着黄梅剧团的两个漂亮演员，负责“报到股”，使年轻代表们，一报到就有个愉快心情。文代会上，正式成立安徽省文联，戴岳同志当选为主席，陈登科等三同志当选为副主席，当然都是省委任命的。今年，2004年正好是安徽文联成立五十周年。已经成为文联名誉主席的鲁彦周同志曾提议搞一次纪念活动，我也挺赞成，以继承发扬文联的优良传统，缅怀已相继故去的文联老领导、老同志。
仍倒回五十年代。我体会，一个人搞创作，有个文学觉醒的过程，各种因素作用于他的大脑，他的心灵，于是忽然间眼睛亮了，脑子活了，感情涌动了，下笔如有神，一发而不可收。我这种觉醒，开始于1954--1956年间。老鲁觉醒较早，创作准备充分，所以起点不凡。他的独幕话剧本《归来》，在全国话剧汇演中得奖，接着又有电影《凤凰之歌》等，于是他进入安徽第一批专业作家行列。当时规定，摘专业创作的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多数人达不到，只有陈、鲁二人真的不拿工资，许多年下来把稿费也花得差不多了。
1957年反右派运动，文联遭到毁灭性打击。老鲁一直在乡下深入生活写东西，躲过那一关，既没挨整，也没整人。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却凝结成一颗种籽，深埋他的心中，二十多年后，长起一座“天云山”。
反右派、反右倾的直接结果是，人们不敢讲真话了。即使吹牛到那种程度：“亩产三十万斤”，也没人敢反对。“浮夸风”、“共产风”使农村承受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于是我们下乡去救人。自己也得了浮肿病。老鲁把他在农村的父母亲接到身边，一同度过难关。加上四个小孩，共八口之家，不拿工资，负担也够呛。
1962年春阳明媚。一批同志平反改正，一批同志从劳改农场回到机关，大家舒畅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又开始搞农村“社教”，贯彻“前十条”。1963年，文联创作人员全部到和县香泉公社参加“社教”同时深入生活，还登了报纸。陈登科同志领队，老鲁和我分在晓山大队，他搞组长，我是副组长，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我俩合作融洽，倒没处理什么人，斗争也不激烈，经常见面谈的都是农村人物和故事。每到公社开会，最大愉快是洗温泉澡，青石砌的大池子，年代长久，都磨得很滑溜了，和社员一起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洗去一切烦恼污垢。晚上一起睡稻草铺，三十郎当岁的人聚在一起，热闹非凡，荤素无忌，彼此间的友情，在稻草铺上交流。
文联经常挨整，弄得社会上总以为文联有多大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是很听话的。1964年中央一声号令，叫作家们带着家属小孩到乡下去，带职深入生活。于是陈登科同志举家南迁，到了青阳；老鲁则举家西迁，到达岳西。我也到了青阳，在九华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正式下的文件，在下面开会看文件照旧，老陈按厅(地)级，我们按县级。岳西那一段，对老鲁积累生活还真有好处。他后来的一些小说、电影中，常有岳西山区的环境和人物的影子。
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我和老鲁都被打成“黑班底”，他头上还另有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黑作家”的帽子。省直文艺单位在农机校集中“斗、批、改”，我们同住一个大牛棚，老鲁经常挨批斗，工军宜队或专政队员在牛棚门口喊一声：“鲁彦周，出来!”于是他默默地跟专政人员走去，挨斗完毕，又默默回到牛棚，不言不语。当时我想，老鲁真是个忍耐心极强的人。那年头，什么悲惨的事，滑稽的事都能发生。有一天，忽然大搜查，把我们带来的衣、物、被统统抖落出来，逐件检查看看我们这些住牛棚的人是不是还在过“修正主义”的生活。检查结果，举办一个“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生活”大展览，在食堂大门口，令文联老牛们站成一排，每人手中都捧着――件被定为“修正主义”的物品，我手里是两包奔月牌香烟，老鲁手心里放着一小盒搽脸油。而且要做出“悔罪”的表情，不准发笑。诸如此类的闹剧和悲剧还有许多。文联老牛们被派到安徽大剧院工地上劳动，我和老鲁合抬一个大筐，抬的是沙子，每筐都装得满满的，二百斤上下，每天抬几十筐，记不得抬了多少天，俩人的腰都压坏了，留下后遗症，若干年后，仍疼痛难忍。
1968年之冬，是我记忆中最冷的一个冬天。省直文艺单位的人都步行“拉练”到舒茶公社，文联被分在一个叫马冲的生产队继续“斗、批、改”，我们依然住“牛棚”。一排稻草铺上，第一铺位是老鲁，第二铺位是肖马，我在第三铺位，老乔第四，还有其他几位。每人所占宽度不得超出一尺五，也是前生有缘，彼此距离如此近，简直能听见心跳，每人的打呼声，自然每晚都要欣赏的。我们帮社员修水库，一起打夯、喊号子，一起拉板车，脚踏几十里冰雪路，到南港镇或县城拉米、拉莱、运煤。我们被人称作是“修正主义文人”，但我们并不脆弱，适应能力倒很强，在那个冰雪覆盖的小山谷里，过得并不悲悲切切，既然无力改变现实，那就学会苦中作乐。其时，工军宣队对我们管制得不是太严，便有几件乐事：一是每天晚饭后到晚学习之前，有一小时左右的空隙，可以说话、唱歌，当然都不涉及文联文革，唱的都是老歌，能将我们带回令人留恋的青春年代。其实那时我们都没老，老鲁四十，我三十五，其他人也差不了太多，都在青壮年时期，最能出作品、出成果的好年华，可是却在这风雪山谷里呆着。第二件乐事是，每半月二十天安排一天休息，允许我们老牛们步行二十多里，到汤池洗温泉澡，每天劳动，出汗多，内衣湿透了再焐干，所以洗个温泉浴特痛快，再吃上一碗红烧肉，解馋。第三件乐事，每次去拉米拉菜，到南港或县城，可以喝二两山芋干子酒，拉七、八百斤不在乎。但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压力真的沉重了。不知是谁获得一个讯息，在牛棚里传播，说是“斗批”之后，“改”的重要内容，是取消我们的干部资格，停发工资、――律下农村劳动。每人都在 盘算着未来怎么办。有一次老鲁悄悄对我说：真到那一天，你家问题不大，小朱是搞医的，农村欢迎。我和张嘉只有靠干活吃饭了，可我体力又不是很强，挣不到多少工分，孩子还多。……我说，不至于到那一步，还能把人都开除了?那段日子里，我眼看着白头发就在老鲁鬓角出现了(后来，那几根白头发真的又变黑了)，临近1969年春节，分配我和老鲁挑煤，空担时俩人交谈，我说，看这架势，要在这里过年了，挑这么多煤，显然是准备长期抗战。他说，不，我估猜回合肥过年。我说，那咱俩打赌，要是回合肥过年，算你赢，我输给你一瓶酒；要是在这里过年，你输给我一瓶酒。他说，行，打赌就打赌。其实，我心里就盼着输给他。后来，阴沉的天空突然放晴了，工宣队果然宣布，回合肥过年，我真的买了瓶葡萄酒送给他，输得痛快。(几年后才得知，他是听了内部消息。)
1969年春，有个穿军装的人物，在文联出现，见到我们时脸上隐隐透出笑容。很快，他把我们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革命群众”身份，继续参加运动。所谓“运动”，就是这样的“逻辑”，把你整得七死八活，搞错了是“可以理解”的，没任何人承担责任向你说一声“对不起”，你活该。所以现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人权不得侵犯，是何等重要，真正来之不易啊!
1973年到文革结束，是一个过渡期。文联被砸烂后尚未恢复，成立了一个“创作研究室”，吴平当主任，老鲁和另外三四位当副主任，我是戏剧组副组长。我和老鲁又愉快地合作了。主要是抓戏剧汇演剧团的加工修改。我们立即便恢复了原有的精神状态，大声说话，大胆工作。当时“三突出”原则高于一切，口头上不能反对，但我们所提意见，还是基本符合创作规律的。我们抓的几个戏都参加了全国汇演。吴平同志信任我们，尊重我们的意见，创研室的人相处和谐，心情也较愉快。
1973年冬，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周啸邦同志来皖组稿，老鲁推荐我和一位业余作者合作，将一部话剧初稿改成电影剧本。1977年5月拍摄完成，全国放映，片名《万里征途》。这部作品，从创作到修改，延续三、四年时间，吴平和老鲁在时间上给了我决定性的支持。从那以后，我便进入辛苦而又快乐的影视文学创作，八十年代独立完成电影剧本《情漫黄山》，由长影拍摄完成，国内外发行。接着又与人合作了四部电视系列剧。
“四人帮”粉碎，“文革”结束，那是一件什么感觉呢?如像压在你头上的一座大山，轰然崩塌；锁在你手脚上的镣铐，哗啦啦断裂。我们和祖国一起，含着眼泪欢呼。这时期，文联大院互相请客最多，都把家里最好的酒和菜拿出来请朋友们品尝，没有任何实用主义目的，就是一同受难的那份比酒更浓的友情。我们在老鲁家作客，他本人掌厨，拿手的是他家乡的名菜“泥鳅钻豆腐”，而且总是自己端菜上桌。但他喝酒从来很节制，白酒半杯，最多一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跟随整个国家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安徽文联作家朋友们的创作激情，如炼炉燃烧，石油喷涌。老鲁的《天云山传奇》从小说到电影，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因为它旗帜鲜明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地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文联朋友们对老鲁的成就都感到高兴。
1979年恢复安徽省作协，登科同志任主席，彦周同志是副主席之一。我从1981年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席兼秘书长，整整干了十三年。陈、鲁给了我充分信任，大力支持，使我能够放手组织各种文学活动，发展壮大安徽文学队伍，虽然占去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只能抓紧空隙时间搞个人创作，但我至今不悔。鲁公在我的诗文选研讨会上说：“他为作协工作付出了很大精力，确实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搞组织工作，安徽作协队伍的壮大，与他辛勤劳动分不开……”
鲁公与人相处，从不摆架子，总是平和待人，浓淡适度，即使获得突出成就时，也不露锋芒。但我深知，他内心有一个自尊的王国，受到侵犯时，也会发怒。有一年，我俩一，起到中国作协开会，住在一间房里，无话不谈，直到凌晨三点，彼此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鲁公是个成功者。半个世纪的相处相知，我从他身上发现许多值得学习的品格。其一，他异常勤奋，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挖掘生命的潜力，专心扑向文学，从青年到老年，一直奋斗不息。他从不浪费时间，下棋只下三盘，绝不多下。不像我，一下几个小时甚至通宵。其二，他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不断有新的追求，努力争取新的突破。1997年，他又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双凤楼》，我主持座谈会并率先讲了这样的意见：“长篇小说《双凤楼》标志着鲁彦周同志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本人说：最苦恼的是重复自我，最愉快的是超越自我。《双凤楼》的诞生，实现了他的超越自我。并不是想超越就能超越的。一个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往往体现着他的总和――包括思想水平．生活积累，人生思考，艺术技巧，语言功力等等，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这部长篇，便代表着老鲁目前的总体水平。他在临近古稀之年，还拿出了这样的长篇，真正令人高兴。一个作家，只要他还有思维能力，只要他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他的心便不会衰老，他手中的笔(或电脑)便不会搁下。”
鲁公今年已七十有六，而他的大脑和电脑，仍在有力地运转。可以期待他，在新世纪里，会有新的超越。
责任编辑 鲁书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