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乃自成一体，其为书写性情。”宋词中词人将真情实感挥洒到极至的往往是那一笔浓得化不开的离情别绪。从其中，我们能更真切、更直接地领悟词人的真本性情和艺术风格。在北宋词坛众多吟咏离别的词人中，苏轼和柳永是较有代表性的。苏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柳词日“人生自古伤离别”，对于词人来说，离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情感上具有“伤”的普遍性，但苏柳二人经历的不同，使词人在处理离情别绪的态度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人生自古伤离别
柳永一生四处奔波，常与亲友恋人离别，正因为如此，柳永善写别情词，每当他离别亲朋挚友，踏上漫漫征程，词坛便多了一阕离别主题的佳作。据统计：柳永现存的213首词作中，以离别为题材的词约70首。柳永的离别词，多以哀怨悲伤为感情基调，至情至性的词人往往匠心独运，充分利用慢词长调的体制，结合人物形态的刻画、抒情意象和铺叙手法运用，将离情别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离别词更具丰富的蕴涵和动人的魅力。
《雨霖铃》是柳永别情词最具代表作性的作品，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云：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是抒情意象的选择以及大量铺叙手法的运用。词的上阗，寒蝉、长亭、骤雨、都门帐饮、兰舟催发五个意象，构成凄凉、暗淡的意境，激化留恋与催发的情感矛盾，把离别推向高潮――“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离别之情旋即转到离别之后的联想，“千里烟波”和“暮霭沉沉”两个意象构成渺茫、阔远、低沉的意境，在压抑的情绪中寄托无限思念与留恋。词的下阕首句“多情自古伤离别。”为离别奠定了感情基调，杨柳岸边、晓风吹拂、残月笼罩，三个意象构成凄凉、感伤、暗淡的意境。“此去经年”四句，改用情语，想到别后年复一年，纵有良辰好景，也引不起欣赏的必致，只能徒增惆怅。词的最后，作者以问句归纳全词，有尽而未尽之致。传统别情词中，主要的抒情意象离不开柳、水、酒、泪，柳永的别情词在抒情意象的选择上即继承了传统又高于传统，作者对所描绘的意象多添寒、暮、冷、残、败、衰、孤、愁、恨等词渲染悲伤的情绪，又如“败荷零落，衰杨掩映”、“愁云恨雨两牵萦”、“对暮山横翠，衬残叶飘黄”等。清人周济说柳词“总以平叙见长”，《雨霖铃》即体现了这一特点。词人将典型的抒情意象贯穿于离别的场面与过程，通过铺陈描绘别离发生、发展的场景和过程，表现出悲欢离合之情，从一己的离别，拓展到自古以来普天下有情人的离别，从狭隘的个人遭遇，领悟出人生的聚散无常的哲理，使得柳永别情词于情景交融之中“自有唐人妙境”。
在柳永的别情词中，多见男女之情，因此佳人形象、女子哀思往往深入人心。然而仔细研读之下，却不难发现这类作品暗含着一个失意文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如《定风波》词云：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享单。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首词除了铺叙和意象之外，人物刻画更为突出。词的上阕以景衬情，描写人物的外貌。词人以惨绿、愁红、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等意象，构成浓丽而带忧伤的境界，渲染了多情女子苦闷、悔恨、期盼的感情，又通过“暖酥消，腻云享单”、“针线闲拈伴伊坐”等动作、神态描绘多情女子的形象，使写景与抒情达到和谐统一。女主人公在情郎离去后，终日闷闷不乐，玉体消瘦了，发髻蓬松也无心梳理。她怨恨情郎一去，杳无音信。词的下阕，女主人公的感情由恨转悔，她后悔当初没有把情郎的雕鞍锁住。她期盼能追随情郎，闲拈针线，终日厮守在情郎身边，以免虚度美好的时光。词人笔下一位敢爱敢恨的少妇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词表面上抒写一位多情的少妇与爱人分别后的离愁别恨，实则是失意文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柳永一生仕途失意，曾一度流连风月，寄情创作，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他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期许。而每一次为求功名的“羁旅行役”直接导致了词人对离别的悔恨，“久作天涯客”。“无端自家疏隔”，重重矛盾交织，使得词人有意无意地将人生际遇的坎坷与悲欢离合的感悟融为一体，借词作中女子对爱情的痛苦与无助来表现自己对仕途的厌倦和无奈。柳永虽混迹于社会低层，他的词却在功名之外的世俗世界广泛传播，其创作才华的施展与肯定给了词人一种对抗传统价值的资本与自信，所以词人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感慨。“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亦是其对抗世俗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愿望的体现。
二、离别辞莫悲伤
苏轼的一生风云变幻、颠沛流离，经历了无数次与友人、亲人、故乡的分离。据《东坡乐府》所列，苏轼的送别词，约50首，写于他生平的各个时期。
苏轼的别情词与柳词有相通之处。即抒发惜别之情时不乏“伤”的影子，如《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词云：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汨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
画堂新构近孤山。曲栏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
词中借歌女在孤山竹阁的离别席上依依不舍的情态描写，反衬苏轼送别友人的心境。上阕描述歌妓饯别时的情景，“翠蛾羞黛”、“掩霜纨，泪偷弹”是歌女的动作姿态，“收泪唱《阳关》”是歌女悲戚的歌声，“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是歌女恨别难逢的思绪。下阕模写歌妓的相思之情。她回忆起上年暮春时节与太守游湖的一些难忘情景，叹息“春色属明年”，虽然画堂阴干依旧，但春色为谁所属，想要找寻旧日事，却又无法寻觅了，唯有倍加想念与伤心而已。上阒由人及情，人物神态、动作的刻画十分细腻，下阕借景寓情，人与景都服从于离愁、别情的抒发，所写则有如柳永所描绘的“应是良辰美景虚设”的意境，近于婉约，感情细腻。上、下阗结尾处含蕴空灵而情意无穷，“天易见，见君难”“无处问，水连天”等句，于委婉中仍透粗犷，又有别于柳词。
虽然“伤”情在苏轼的别情词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并非苏轼别情词的主旋律，苏轼笔下的离别除了感伤之外，更有将宏大的政治抱负寄于别情之中，或表现励志昂扬、积极乐观的情绪，或流露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态度。
苏轼结交的好友，多数与其政见相同，都不赞成熙宁变法，所以在苏轼别友人的作品中，往往会反映出当时的将时代精神和词人的政治情绪。
《临江仙・送李公恕》，词云：
自古相从休务日，何妨低唱微吟。天垂云重作春阴。坐中人半 醉，帘外雪将深。
闻道分司狂御史，紫云无路追寻。凄风寒雨是��。问囚长损气，见鹤忽惊心。
这首词当写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在徐州任上。当时李公恕为京东转运使，被召赴京。送别词中，苏轼直抒同情囚犯，以至于见鹤惊心，进退两难的心情，抒发自己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苦闷，表达了自己不俯仰随俗的政治理想。词的上阕，是写在休务日中送别宴会的情景，室外天垂云重雪深，而室内则低唱微吟人半醉。下阕开头两句苏轼以李司徒戏比李公恕，自比杜牧，以杜牧与李司徒豪饮中“狂言满座”的豪气，来比喻才气高超的李公恕。但是席上的客观景色是“服外雪将深”，“凄风寒雨更暇决”，凄冷的气氛引起朦胧醉意中的苏轼的感触――“向囚长损气，具鹤忽惊心”。熙宁变法时百姓常因犯盐事而被囚，苏轼十分关注狱中囚犯们的生存状态，曾上书《乞医疗病囚状》，但没有得到批复，这使他更感不安。词中作者在这“服外雪将深”的春阴日子里表达“向囚长损气”的心情，也是苏轼政治思想的反映。
苏轼在送别朋友之际，惜别之中更寄托对友人的赞扬、激励和殷切的希望，饱含豁达豪迈、恬淡自安的生活态度。如《浣溪沙・彭门送粱左藏》“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归来衫袖有天香。”《陆江仙・卒未离杭至阔别张弼秉道》“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这样的别词，皆在鼓励朋友别后不畏艰难，为国效力，亦是一种自我鞭策，完全脱尽离愁别绪。
又如《临江仙・送钱穆父》词云：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是宋哲宗元祜六年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上阕写故友久别重逢，又将分别，元祜三年穆父出知越州，苏轼曾赋诗赠别。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此次重聚二人相见欢笑犹如和煦的春风。“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是白居易《赠元稹》的诗句，用在这里，即是对老友的保持高风亮节的赞赏，又是心迹的吐露。词的下阕切入正题，写月下饯别，上阕的欢聚时光为“惆怅孤帆”所代替。孤帆一楫，行在茫茫夜江之上，友人心中的孤独寂寞溢于言表。而天公亦不作美，“淡月微云”更衬托出凄凉的离情别苦。“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正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三、苏轼、柳永别情词比较
透过上述分析，苏柳二人的别情词既有一定的联系，区别亦十分明显。
首先，从别情词的形式和表达方式来看，二人都以慢词为主，柳永以赋为词，“变旧声作新声”，而慢词的体制给赋予更多的用武之地。然而，柳词虽然做到了铺陈委婉，却少比兴，这使得其别情词缺少了几分含蓄。相比而言同样采用慢词体制的苏轼，在叙述描写之外还融入抒情和议论，这使得苏词复杂情感的表达和深刻主题的揭示变得更丰富和厚重。
其次，从表达内容和表达效果来看，柳永的别情词长于使用铺叙和抒情意象，加之其语言中夹杂大量俗语、俚语，在词的表达上更为通俗。而柳词之俗不仅是柳永世俗化个性的体现，亦是其对正统文学的反叛，故在柳永的别情词中，男女离别之际的肝肠寸断，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悔，变得更加真实而动人，其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仕途的厌倦和反抗的情绪也更易于理解。而苏轼的别情词用语也力求自然，但较之柳永的市井之语，则更显深度。苏轼以丰富的学识、率真的性情作词，其磊落的为人处世方式与森严的封建礼教专制格格不入，亦可视为一种反叛。正因为如此，苏轼不为尔虞我诈的官场所容，仕途屡遭打击，在苏轼的别情词中，哀而不伤的离情、志同道合的共勉、超然旷达的情怀，使人读于共鸣外更多了一种折服。
最后，从抒情对象和抒情态度来看，苏柳的别情词的差别更为明显。别情词的抒情对象不外乎亲人之情、友人之情、爱人之情。柳永一生仕宦失意，命途多舛，他一方面喜欢过自由浪漫、饮酒听歌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对功名的幻想和追求，不得不为求名利而痛别亲人、爱人。故其别情词，以缠绵悱恻的男女之情为主，情韵兼胜，感情真挚，词人总是将离别的哀伤与人生失意融合在一起，虽然别情之中融入了失意文人的人生感慨和命运抗争，但是总体上仍脱不了艳情离别的传统主题，抒情基调就任低沉。这种意义上的离别，题材、内容及情感表达不免过于狭隘。苏轼的别情词较之柳永词而言更积极和理性，其主要抒情对象是亲人和友人，虽有哀伤之音，但是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自己别亲、别友、别乡的真挚情感注入词中，从而大大拓展了别情词的题材和内容。从《临江仙・送李公恕》借别友人抒发“向囚长损气，具鹤忽惊心”政治感慨；到《临江仙・送钱穆父》表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豁达思想：还有《醉落魄》“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和《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中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北宋的别情词正是在苏轼不拘一格的创新之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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