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因何败走赤壁?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发动了一场大战。 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要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
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审缜和谨慎。你就看他在渡江前夜，马上就要发起总攻的那首“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的古体诗，其踌躇满志，其头脑膨胀，那一副按今天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的形象，看来此公已不具打袁绍时纵横捭阖的英武，也再无逐乌桓时千里驰骋的神俊。
那年，他43岁，应该说不老，但此时此刻，横槊赋诗的这个举动，却绝对是老态。
一个文人，来到什么地方，就要赋诗一首，碰到什么场合，必定题词一幅，遇到什么小女子，赶紧赠画送书，大献殷勤，最后累得自己吐血，这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特殊性，他的不同一般的名声、地位、待遇、威望，以及他理应得到的拥戴，追从，信仰，敬重的表演欲，绝对是生理的老，加上心理的老，双重老化的结果。
也许东汉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要低，年近半百，大概就算老了，否则，孙权不会张嘴“老贼”，闭嘴“老贼”地对曹操口出不逊的。这不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虚构，而是见诸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因此，或许正是年龄因素，曹操输在了赤壁。
政治家的老化，表现在思维能力慢，军事家的老化，表现在应变能力低，文学家的老化，表现在想象能力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在赤壁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老了以后的慢、低、差三者上。虽然老兄挟雷霆万钧，望风披靡之势，存志在必得，旗开得胜之心，但实际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打的是一场自己压根不熟悉的水战。
曹操绝对明白，打仗与写诗不同，诗写得不好，可以修改。战争这个机器，只要开动起来，一步棋错，全盘棋输。可他执意要打这一仗，不拿对岸的年青指挥员当回事，倘非老了的缘故，又能是什么?结果如何呢?第一，准备不够，第二，轻敌大意，第三，仓促上阵，第四，最主要的，在双方接触以后，主帅的应急能力不及，纠错措施迟慢，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无招架还手之功。
呜呼!一个人，不管他原来多么伟大英明，多么光荣正确，有了一把年纪以后，老而清醒，老而睿智，老而知趣，老而识相，岂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在赤壁铸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一位美国将军，评述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那次美国与中国的较量，作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用之这场赤壁之战，是完全可以的。
曹的对手周瑜这样分析：“今使北上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上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曹操，能不知道周瑜所说的这些吗?《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水师”，让北方那些旱鸭子，演习水战，到十二月，训练不足一年，就开赴战场，在风浪中，在船舰上，站都站不稳，不败何待?
没有办法，胜利，尤其是连续的胜利，会对军事统帅产生极大的冒险诱惑，和再赌一把的勇气，经过官渡大战的得心遂意，经过征讨乌桓的势如破竹，经过江夏一役俘获了刘表的水师，这个骑在马上，厮杀一生的曹操，也要过一下在水战中指挥千船万舰的瘾。所以，曹操拍板这场赤壁大战，简直不费思量。
既是统帅太过自负的性格悲剧，也是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很轻易地就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惯性作用。成功使人骄傲，胜利使人膨胀，立不世之功的自我期许，能使人觉得掉一回脑袋也值得的。
50年代的美国，挟二战大获全胜之威，颇不把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而且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放在眼里，于是，大摇大摆地跨过三八线，直抵鸭绿江，结果，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这教训，使美国隔了好多年后，才敢发动下一次的越南战争。近年来，美国人所以打了阿富汗以后，打科索沃，打了科索沃以后，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以后，琢磨着不知挑谁当靶子打下一仗?这都是打得太顺手了，便习惯用拳头说话，甚至用拳头代替头脑思考的结果。
可是，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你第一仗打赢了，你第二仗又打赢了，你第三仗就未必高奏凯歌。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曹操号称的八十三万人马，被吴蜀联军打得惨败而归。据历史学家吕思勉统计，曹军实为二十多万，吴蜀联军约五万，拥五比一的优势，被打得灰头土脸，实在是挺没面子的。
现在分析起来，曹操要打这一仗，也是势所必然，他作了相当的打仗准备，也是众所周知，但他对于对手的估计，对于时机的把握，对于水战的经验，对于人心的动向，都有尚待完善和谋划不够之处。但一个接连打胜仗的统帅，更容易迷信武力解决问题。这也是西方古罗马帝国之败亡，东方秦帝国之覆灭的历史证实了的。
强，可以变弱，弱，可以转强，赢了今天，不一定能赢明天，输了今天，并不一定明天也输。曹操有这一点豁达，便相当光棍地，拍拍屁股走人了。临走临走，发表两通高论，也算是黑色幽默吧!
一、“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山阳公载记》)
二、“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与孙权书》)
看来，如此风流人物，竟阿Q式自我安慰，难怪苏轼要发出“浪淘尽”的嗟叹了。
实际上，这场长江上的决战，究竟是在蒲沂西北的赤壁，还是在嘉鱼东北的赤壁，或者就是苏轼所认定的这个黄州附近的赤壁，至今还是有着不同看法。但赤壁鏖战的真正意义，是作为一支弱势军队打败强敌的战例，在军事教材上被反复提及的。赤壁战后，等于重新洗了一次牌，魏蜀吴三足鼎立，划江而治，曹操便彻底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伟人犯错误，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孙权对周瑜所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其中两次说到曹操为“贼”而且“老”，是耐人思量的。
公元208年的长江上，在这次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主角，可分老中青三拨。刘备47岁、曹操43岁，为第一组；周瑜33岁，为第二组；诸葛亮27岁，孙权26岁，为第三组。还有一个未出场的，属于见习生的陆逊，才25岁。
这个陆逊，后来把刘备困死在白帝城，则更属于后生可畏之类了。
看来，43岁的曹操，败于33岁的周瑜，除了其 它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决定了大自然的优势，是站在年青人一边的。所以，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也为这一世枭雄嗟叹：“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洒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你不能不承认年龄所具有的优势，你不能不承认青春所带来的活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个绝对的强者，栽在一个绝对的弱者手下，不由得不服老，不由得不相信后来居上，苏东坡自己也不禁感慨系之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战役的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与当前中国文坛的几代作家，不谋而合地相类似。相当于刘备、曹操者，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一代，相当于周瑜者，为文革后知青的一代，相当于诸葛亮、孙权者，为知青后的一代，而相当于陆逊者，则为70、80后的一代，
但中国文学家的早老现象，远高于同龄的政治家、军事家。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神薰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于权力的攀附，对于权贵的趋迎，对于权势的亲和，对于权位的竞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心态。因而总不安生，总不安心，总不安稳，总不能安于斯地做文做人的情结，弄得中枢神经亢奋，迷走神经混乱，血液流动加快，细胞分裂提速，某种程度上说，从生理上，从心理上加速着中国作家的老化。
所以，无论怎样老当益壮，无论怎样精神癯烁，无论怎样姜是老的辣，无论怎样“庾信文章老更成”……只要一陷入声名的诱惑，登龙的欲望，功利的驱使，名位的追求，圈子的鼓蛊，团契的经营，炒作的用力，自炫的热烈之中，想象之匮乏，感觉之迟钝，才智之退化，灵感之空洞，情感之干涸，文思之衰竭，创造之艰难，风格之鄙陋，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年龄上尚未进入老境，但在文学上已露出衰迈之气的中国文人，挣扎也好，扑腾也好，困兽犹斗也好，老黄忠不服老也好，不过，瘦驴拉硬屎，聊备一格，证明他还挂着一面作家的牌子而已。
文学的天空，基本上是靠年青的后来一代支撑了。
新锐之气，势不可挡，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真正称得上是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老，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接受不接受，来，是一种必然，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脱。因此，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
不管过去如何辉煌，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要恋栈下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妆，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苏东坡在“大江东去”的这首《念奴娇》里，偏要明确点出“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呢?这就是说，此时此地，主角已经不是曹操了，属于他的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而引导着时代潮流，推动着历史前进，毫无疑问，公元208年的赤壁，是那位“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在挑大梁，在演大戏。赤壁姓周不姓曹了，至于那位阿瞒先生，挑水的回头，已经过井(景)了。
诸位，认识到年龄这个优势，着实着实地关紧啊!
二、梁山因何结拜兄弟?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俗称“拜把子”的民间结义风俗。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
《水浒传》第44回，两位尚未落草上梁山的好汉杨雄，在蓟州碰上石秀，成为知心朋友，一来二去之后，便说：“三郎，你休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看来，从宋朝起，甚至再前，这种亚文化现象，在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下层社会中，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广大的群众根基。
石秀当即认可，马上就问：“不敢动问节级贵庚?”
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
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
石秀拜了四拜。杨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
从这个“结义”也就是拜把子的过程，我们大致得知他们为什么要成为把兄弟的原因：
第一，他们不是蓟州本地人，是外来户，势单力薄。
第二，他们虽一为押狱，一为牙行，但都是沦落在此，又失去靠山，无从依仗。
第三，他们都具有一身武艺，这实力，使他们有改变境况之心，不愿总受制于人。
第四，他们相互认识到彼此很够“哥儿们”，都有拔刀相助，哪怕铤而走险的胆量。
第五，他们为扭转弱势状态，为打破被动局面，必须结成联盟，优势互补，于是，一拍即合，成为异姓兄弟。
这顿结义酒喝了不久，两条好汉，果然做出杀人越货的事来，最后上了梁山。鲁迅有一篇文章，谈到《水浒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翻译成英文时，洋人没有按《水浒》的“浒”字，译为“水边”，而是用了44回中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作为英译本的书名。这个洋人，就是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鲁迅认为，“近布克夫人(即赛珍珠)，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这番见解，倒是相当程度上把握住忠义堂上一百单八将的“结义”的真髓，唯其大家作为单独的个人时，只能是弱者，结拜成兄弟是一种形式，只有拧成一根绳，两个人，三个人，一百零八个人，才能不致被人个别击破，改变颓弱挨打之势，才能形成集团战斗力，而走到一起的主旨。
翻开《三国演义》，第1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开明正宗，便是对中国人进行结义教育的篇章。结义楷模人物刘、关、张的这次成为兄弟，开创了未来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天下的局面。凡结义者，无不以此为样板，或明明白白，或隐隐约约，既存有近期的战术目的，更抱负远大的战略目的。如果没有眼前的需要，如果没有长远的目标，他们才不拜什么狗屁把子呢?
《水浒传》，那一百单八好汉的大型结义，更是了得。凡“拜把子”者，无一不怀着由弱转强，由小而大，由劣势变优势，由单打独干到成群结队的想法。那些高举义旗，啸聚江湖，替天行道，打抱不平，以至于招兵买马，水泊安身，反抗官府，四出骚扰，竟折腾到成了气候，官方不得不认可，朝廷不得不招安的梁山泊英雄，正是所有“拜把子”者梦寐以求的正果。
所以，这两部书，对结义者来说，等于是他们的《圣经》，等于是他们的教科书。而其中最出类拔萃的关羽，更是所有结义者坚定皈依，虔诚信仰，视若神明．无比崇敬的偶像。当然，“拜把子”的这个“把子”， 究竟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上的东西?来自何处?因何而来?确实不可解释。最权威的民国时期萧一山著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里，大量抄录自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中，那些帮会组织的符咒、口白、罚规、誓词、祝文、隐语，以及诗对等原件，根本无“拜把子”这一说。更不用说作为“结义”的经典著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压根儿也看不到“拜把子”字样。
“拜把子”一词，大概要有点年岁的中国人，方能知道的旧时话语。设若问，何谓“拜”?这个动词或许不那么费解；而什么叫“把子”，能答得上来者，几乎是绝无仅有。因为这个江湖术语，连最早想出“拜把子”这一说法者，怕也是莫明其妙。所以，“把子”，其实是一个查无出处的词。但是，“拜把子”，却是一种很功利的结盟手段，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汉文化中颇为暗昧的一面。你不能说它不光明正大，但内里确实有不光明正大的成份。
“拜把子”的“把”，据《现代汉语词典》，作为量词，一是用于有把手的器具，如“一把椅子”，“一把茶壶”。一是用于一手抓起的数量，如“一把筷子”，“一把花儿”。从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到四川老一辈作家的书中，涉及袍哥的描述，我们得知，对其组织的大哥大之流，概称之为“舵把子”。显然，当时那些草根阶层，低下社会，市井人家，升斗小民，因为识字有限，由于文墨不通，将这个量词的“把”，所包含的“把握”、“控制”、“集束”、“聚合”的隐意，予以图腾化，成为一种原始崇拜。渐渐地，“把子”，也就作为一种拜物教的象征，而在民间流传下来。
在中国，“拜把子”现象相当普遍，盛行于下层社会。三教九流之辈．五行八作之徒，更为热衷斯道。要想在江湖上立足，没有几个拜把子弟兄怎么混?稍有一点身份者，多读过几本书者，通常不屑为。当然，政客们搞权术例外，蒋介石还跟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磕过头，换过帖呢!
“拜把子”，为“结义”的口语陈述。谁与谁拜了“把子”，他们就是“把兄弟”，或“干兄弟”，或“契兄弟”。所谓“换过帖的”，就是你把你的生辰年月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给我，我把我的生辰年月日也写在一张红纸上给你。这张红纸，就叫“金兰契”。也称为“契结金兰”，取如金之坚，如兰之馨的寓意，形容结义的契合关系，多么美好。
但人们“拜把子”，与友情、友谊、友好、友爱，其实是无干的。可能有一点点“友”的因素，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彼此需要，经济上的利害相关，及共同要应对的外部势力，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拜”在一起。真正的朋友，用不着通过结盟来巩固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以感情色彩来掩盖其野心，其图谋，其韬略的“结义”方式，多不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阶层所取，“君子不党”，在孔夫子看来，正派的人，正直的人，正道的人，对“结义”行为，不屑为之。我们读《红楼梦》，那个叫芳官的小戏子，贾府文工团的主角，伶牙利齿地损着赵姨娘：“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哩!”由此，一证明“拜把子”行为之悠久，二证明了“结义说”比较流行于底层社会，弱势群体。
“桃园三结义”的主人公，也是汉代的“梅香”之流，普罗之列，上不得当时讲究门阀的台盘，是比较衰微和缺乏底气的，可又很想趁此黄巾大乱之年，捞一点实惠，挣一点家底，可刘备织席贩屦，张飞屠猪沽酒，关羽杀人亡命，在20世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下，当然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可在东汉末年，这三位底层人士，腰杆不那么直，本钱不那么足。比之袁绍的四世三公，比之曹操的身家显赫，比之孙策的江东名门，这三位的心里，有些发虚发毛，觉得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的。曹操策划十八路诸侯反董卓，这三位只有站在公孙瓒身后，连给张椅子让他们落坐的资格也没有。
所以这哥儿三个，一不甘心就这样沉沦没落，二不甘心就这样错过时机，因之，用结义手段联络起来，形成合力，能有所作为。作为单个的人，处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人微言贱，无足轻重，攀援乏力，上升无望。只有结成同声共气，相互援引，生死以助，不分你我的把兄弟关系，才能立足，才能挣扎，才能奋斗，也才能出头。只要成为结拜兄弟，被人捅了一刀，那你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朝那个捅刀者，还以捅得更深的一刀。同样，你若是被谁收拾了，收拾得很惨，你放心，你的那些对天铭过誓的把兄弟们，一定会同雠敌忾，为你报仇雪恨。所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中这个“死”。也是一个弱者最后可以献出的全部。你就看刘备为报关羽、张飞之仇，兴师东征，不但自己把老命搭上，连蜀国也从此一蹶不振，只能龟缩于四川盆地，再无问鼎中原之望。
“拜把子”绝对是国货，外国没有这东西，洋人也不兴这一套。如果你对一位洋人，贸贸然地说出这个江湖术语，而不加适当诠释的话，大鼻子一定会瞠目结舌的。
西方世界里，两个人构成特别紧密的关系，诸如兄弟般的情谊，当然也是有的。譬如希腊神话里的德蒙与匹西亚斯(Damon and PytIlias)，譬如《旧约圣经》里的大卫和约拿丹(David and Jonatllan)，或出于感情，或出于承诺，或出于宗教信仰，或出于人格力量，构成始终不渝的生死之交。这与帮会派系，秘密结社的“结义”，这与封建落后，愚昧迷信的“拜把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此看来，一个处于相比较而言的实力弱势之下；处于外部压迫和内部压力的精神弱势之下；处于信心不足，力量不继，前景不佳，愈后不良的心理弱势之下的人，是很容易与危机相似，处境相同，心态相像，需要相通的另外一个人，很容易共鸣，呼应，同情，依附，而产生出“结义”和“拜把子”的可能。中国文人，都算是知识分子之列，自然不会发生谁跟谁“拜把子”，“结义”的事情。但是，冷眼看去，这多年的文坛上，凡拉帮，凡结伙，凡排他，凡壁垒，凡热衷搞“圈子”，凡派不同而相互寇仇的男男女女，其实就是未经过磕头仪式的“拜把子”。说到底，这种中国特色的暗昧文化，之根深蒂固，之深入骨髓，成为中国人不弃不放的护身符和救命草，即使如文人者，到时候也难能免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