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语 你平生最引以为傲的是外语，但是最遗憾的也是外语。你先后学过俄文、英文和目文，如果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你这三种外语即使不说精通。至少应该相当熟练。挟这三门外语而游世界，简直可以东西逢源，畅行无阻。家居则悠游于这三门外语的典籍中，人类文化的精华几乎可以遍览无余，岂不快哉!是的，你本来可以做到，可惜却没有。上帝给你了天赋。却没有给你充分的机会。
你念高中时学过三年俄语，那时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所以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俄文号称难学，发音难。语法也难，一个名词居然可以变出十二种形式，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稀奇古怪的。可是你学得挺轻松、挺愉快。一堂课教七八个、十来个新单词，你不到下课就背熟了，你成了班上的俄语课代表。高三那一年全武汉市俄文演讲比赛，你居然拿到第一名。所以当你没有考上大学而留校任教时，你理所当然地成了俄语老师，教了三年俄语，直到离开你的母校为止。后来你在美国留学。因为博士学位规定要除英语之外再通一门欧洲语，于是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又进修了一年俄语，居然通过了硕士级的考试。可是之后二十多年，你完全没有机会用到俄语，连讲几句完整的俄语句子的机会都没有，于是俄语对你来讲，也就只剩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了。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要求博士生，除了他所研究的那个国家的语言之外，还要懂另外一门东亚语(所以东亚系的博士至少要通四门语言：本国语、研究国的语言、男一门欧洲语、男一门东亚语，本国语和研究国的语言都要达到博士水准，另外一门欧洲语和东亚语则要达到硕士标准，考试不过关的，就不能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也就不能开始写博士论文)，你挑选的是目文。一九八四年夏天，你已经四十二岁了，你开始学一门崭新的语言。虽然这门语言中夹杂了不少中国文字，可是这些中国字无论是意义和读音，都跟原来不一样，所以它一点都没有减低学习的难度，而语法之复杂，则较俄文尤有过之。你开始有点低估它，后来才知道它实在不好惹，你花了整整两年去对付它，结果还只拿到B+的成绩。这是你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修的一百二十八个学分中，唯一没有拿到A的一门功课。虽然你顺利地通过了资格考试，此后二十多年，除了三次到日本游览跟讲学以外，你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用到日文，于是这～门外语也只留下了辛苦的回忆。
三门外语中。只有英文一门你现在还可用，虽然也谈不上多么好。你年轻时学的是俄文，开始接触英文已经是而立以后。那是文革后期，中国跟苏联闹翻，反过头来跟原来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搞起了乒乓外交，中央电视台也就出现了一个钟头左右的英文讲座，你就跟着学。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逐渐背熟了若干单词，把一本讲英文语法的小册子(记得那作者的名字似乎是薄冰)反反复复地读了几遍。一九七八年报考研究生时，外语科目中你居然挑了英文，而没有挑俄文，而且你的英文居然考得还不错。中文系录取的几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及格，你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何念龙)。而且令你开心的是。在考场上，你居然向监考老师指出了一个试卷中的语法错误。那的确是一个错误，出题的老师疏忽了，你是对的。这事后来成了一桩美谈，说。今年武大招考的研究生中，考取中文系第一名的学生，英文很好，居然指出了我们试卷中的一个错误，云云。所以后来放榜的时候，开始传出的消息中说你是第一名，马上就有你的同学跟朋友否认：那不可能，唐翼明是学俄文的。你进了研究所以后，又修了一年英文，这就是你到美国留学前全部的英文基础。你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点基础是多么可怜。在美国人面前，你连一句完整的英文句子都说不出，老美讲的英文，你也一句都听不懂。你于是在洛杉矶进了一所专为外国学生办的英文学校，整整念了四个月的英文。然后到纽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美语(即美国式英语)预修班，叫做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简称ALP，你居然只考到第四级(整个是十级)。你同时申请了东亚系的研究所。你那时已经在武大研究所毕业，拿到了硕士，成绩优秀，而且已经在《文学遗产》、《文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三个全国性学术刊物(当时这类刊物极少，《文学遗产》是全国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所以哥大东亚系研究所很高兴地录取了你，但是在通知书后面附了一条“但书”，说，你的学术表现很优异，但我们担心你的英语水准跟不上，所以希望你在入学前读到ALP第十级(最高一级)。没有办法，你只好拼命地读英文。那时你几乎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即使在等车的时候，你也在背英文单词。寒署假也不休息。别人一个学期读一级，你一个学期读两级，居然在一年之中从第四级升到第十级。一九八二年九月你顺利地进了东亚系研究所。
其实你的英文并没有真正过关。你已经过了不感之年，你痛切地感觉到你学起英文来已经远没有十五六岁时学俄文那样的轻松愉快，何况你的听力又不太好，你的右耳从小失聪(被伯父打聋的)，所以你在研究所的第一年几乎还是在腾云驾雾，一年以后你才慢慢自如。你在东亚所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中国文学，当时根据哥大东亚系的要求和课程设置，你必须同时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日本历史、日本文学。你的中文根底扎实，这帮了你很大的忙，但即使这样，你上研究所时一半以上的精力其实还是花在学习英文上面。你的英文之所以今天还能用，就是因为在哥大的九年，你下功夫最多的其实是英文。
你的记性不能说有多好，比钱钟书是远远赶不上的。但是你的记性也不能说不好。至少在你的同学跟朋友中，你还没有看到记性比你更强的人。年轻的时候背唐诗，一首七律通常只要认真地看过两三遍，是没有背不下来的；俄文单词默念个两三遍。再写个一两遍，也没有记不住的。你到三十六岁考研究生的时候。考完了，你的朋友要你把题目默下来供他们来年参考，你居然把所有题目连同你的答案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写出来。你进武大以后，因为读书太猛，加上报考过程当中那种争分夺秒的准备，使你的大脑过分疲劳，结果害了一场大病。你发觉从那以后，你的记忆有明显的衰退。你于是很感叹，如果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之间，这十八年你能够继续求学，而不是过早地当了六年老师，又被文革抢去了几乎十年的光阴，那你治学的生涯应当大不一样。如果你的运气更好一点，这+八年你能够像陈寅恪那样，遨游在东洋西洋之间，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应该也不比陈寅恪差太远。
曹丕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但是他没说，你很想努力。可上帝不给你努力的机会怎么办?一棵竹子，从笋尖冒土而出，到抽条发枝，笋壳落尽，变为成竹，这一段时间是决定它能长多高、多壮的关键。如果这一段不缺营养，不遭砍斫，它就可以长到它应该长到的高度(这种生命的潜力在它成笋的肘候就已经决定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间没有长到应有的高度，成竹之后遇到再好的条件，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因此你平生最心痛的一件事就是十八岁(一九六。年高中毕业)到三十六岁(一九七八年考上研究所)，这一段 生命力最旺、学习能力最强、记性最好、创造力最富的时光，遭到了人为的剥夺与抢劫。
一九六三年在你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之后，你不甘心，想再考一次，写了一个报告给武汉市教育局(那时你在省宴验中学当老师)，你在报告中写了一句话，说：“请诸公为国家惜人才。”你的确自视甚高，但是你实在说得很诚恳啊。可是没人理睬你，大概也没人理解你。你喜欢陶渊明的诗，你当然跟大家一样，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但你更喜欢：“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宵不能静。”你每每击节吟诵，至于泪下。
但是，你还是庆幸，你还是感谢上帝，他对你还算是温情的，他让你赶上了末班车。你毕竟到了美国，你毕竟进了哥大，你毕竟拿到了博士，你也毕竟学了外语，而且学了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几种外语，虽然没有学得怎么好(你对于“精通几门外语”之类的介绍词。心里常常是存疑的)。但至少不是文盲。你已经比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幸运。还抱怨什么呢?还感叹什么呢?
出名未必要趁早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随着我的老师夏志清先生捧红了张爱玲之后。这句话也几乎变得家喻户晓。开始还只是在台湾流行，现在则两岸都很时髦了。尤其是在文艺圈中，更是被许多人奉为圭臬。
我也欣赏这句话，因为她说得坦白，不做作。其实很多人都想说，但没有张爱玲那个胆量。同时这句话也说得很实在，名出得早，利跟着来，一生风风光光，当然比无名小卒要精彩得多。如果名出得晚，虽然总比不出名要好，但毕竟是甘蔗已经啃到根部，甜则甜矣，无奈所剩无几何。尤其是现代某些行业，出名不早，则简直没有戏唱，例如模特、运动员、演员，晚了，就花枝凋零，风华不再，只能改行做别的。
最重要的还是人生年光有限，少壮能几时?若不趁早扬名，则“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曹丕语)设想曹丕四十岁还没有当皇帝，历史上就没有魏文帝了；设想诸葛亮二十六岁还没有出山，三国的形势可能就大不一样，诸葛亮本人能否成为“万古云霄一羽毛”，恐怕也大可存疑；设想王弼二十四岁尚未注《老子》《周易》。恐怕中国历史上就少了一个名列前几名的伟大哲学家了。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尤其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旧时，人若出名太晚，说不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太公八十遇文王，古今两三千年毕竟也只有这一例啊。
但是张爱玲这句话可质疑的地方也很多。且不说出名早晚并非能由你自己说了算，更令人起疑的是，就算出名早了，就真那么好吗?且以张爱玲自己为例，她的《传奇》出版时名声鹊起，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四岁，出名不可谓不阜矣。但令人意外的是，张爱玲此后的岁月过得一点都不幸福。飘零异国，穷死他乡，身后遗体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而最最令人遗憾的。是她在文学上似乎也江郎才尽，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惊世的作品。说得刻薄一点，如果她在二十五岁就死掉，几乎丝毫不影响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张爱玲并不是一个孤例。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张爱玲总算是有成就的名家，更多的人是像彗星一样，只是眨了一下眼就不见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真还大有人在。古之仲永，今之宁铂。皆令人慨叹不已。
还有，人出了名，好处固然不少，但坏处似乎也同样地多。第一条，是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雅一点说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水必湍之”。俗一点说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第二条，是掌声多了，鲜花多了，常常生活在镁光灯下，如果定力不足。难免飘飘然，昏昏然，顾盼自雄，忘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第三条，是开会多了，握手多了，电话多了，名片多了，从此失去了自我的空间，更无法潜下心来再读点书，加点油，充实一下自己。出名前就饱读诗书，志刚气足，像孔明那样，以后即使不再读书(这样的入反而会继续读书)，也无大碍。如果出名之前准备做得不够，志大才疏，出名之后不再加油。其结果就免不了变成赵括或是马谡。第四条，即使纯粹从自我的角度看，出名太早也未见得是什么很好的事。一个人出名之后，往往变成公众人物，从此失去隐私，走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好像很出风头，窦则不胜其烦。尤其是演艺圈的明星，总免不了成为狗仔队的捕捉对象，叫你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连跟异性搂抱一下也立刻成了绯闻。那种生活实在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叫“不堪忍受”。
有人会问，照你这么说来，人出名不早不好，早了也不好，那么到底如何是好?我的回答是：早一点出名或晚一点出名，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要出名就要出实名，即根底扎实的名，有真才实学的名，是实至名归的名。不能出虚名，出假名，出浮名(污名、恶名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内)。至于出名的早晚，就随缘吧，不必太急，甚至出不出名也都不必太在意。陶渊明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我想对年轻的朋友说，抓住少年时光，切实充实自己最要紧，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花总会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奠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皆孔子语)千万不可为了出名，不择手段，背叛自我，委屈自己，那就比不出名还要糟糕。
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先生有一首送给学生的诗：“天赋迁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第二首)语调幽默，看似轻松，实则是一首非常严肃的诗。今人提起陈先生大都记得他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但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此诗中所说的“读书不肯为人忙”，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治学上的体现，值得所有以学者自期的人奉为圭臬。
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读书治学要有自己的主见，不随大流，不求时髦。而要真正做到“从吾所好”，自得于心，达到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目的。要做到读书不为人忙，就必须放弃哗众取宠之心，沽名钓誉之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放弃一切功利心。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要说今人很难办到，古人做到的也不多。在《论语・宪问》篇里，孔子就感叹：“古之学者为己(朱熹《论语集注》引陈颐的解释说：‘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陈颐说：‘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可见在孔子那个年代，很多人已经做不到读书不为人忙了。
读书为人忙，是我们大家现在的通病，从小为父母读书，为老师读书。那还可以说是尚未成人，不得不然。但是长大之后，大家都忙着为学位读书，为谋职读书，为升等读书，其实说白一点就是为生活、为衣食而读书。龚自珍的诗“著书都为稻粱谋”，还要加上“读书都为稻粱谋”，才足以描写今天知识界的现状。既然是为稻粱谋，自然耍赶时髦，逐潮流。读书要读“有用”(有利于谋职、有利于赚钱)的书，写书要写“有价值”(易出版、版税多、出名快，至少有利于提职升 等)的书，至于读的书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读的书，真正喜欢的书，真正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书，真正能够使自己更完善的书；写的书是否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真正能表达自己意志的书，真正对生活与生命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书，则“非所计也”。因为读书、著书皆非目的，只是谋取稻粱的手段而已。用俗话讲，就是“敲门砖”(难怪今之学者著书动辄几百页，又好精装，每本书都像一块大砖头)。既是敲门砖，那么能敲门就好，别的都不重要，门敲开之后，也就可以弃之如敝屣。
但这种现象之产生也不好简单归之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甚至倒可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物质越来越丰富、工具理性一天比一天发达的时代，社会分工日趋精细，整个社会也愈来愈像一部大机器，人也愈来愈像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人所做的一切都无法不配合这个庞大的怪物。例如学校教育，今天对于学生升学、教师升等的规定，都愈来愈精细，也愈来愈繁琐，读书治学全都得满足这些精细而繁琐的规定。现在据说连一个硕士生都必须先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那论文怎么可能不是敲门砖呢?既是敲门砖，又非要有不可，那么，剽窃、抄袭、请枪手代做，就是必然会出现的防不胜防的事(二00九年六月五日《楚天都市报》报道，竟查获专业从事论文代写、代发表的公司)。
所以，现今的知识分子要完全做到读书不为人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要能做到读书不是全为人忙，尽量少为人忙，或者在为人忙的同时，多少保留一些空间给自己，就已经算是不错了。我因此特别奉劝年轻学生，尤其是即将报考大学的高中生，在选择专业时一定要不违背自己的天性，尽量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么至少你在将来的读书治学中还有可能保留一点自由的意志与愉悦，而不至于一生都为稻粱谋。为别人忙。
陈寅恪实在令人羡慕，但也让人觉得高不可攀。“读书不肯为人忙”，太伟大了，然而也未免太奢侈了。谁能像陈寅恪那样，在海外游学诸国，先后十四年而一个学位都不屑谋取?谁又能够像他那样，逆反潮流、不识时务，居然向“毛刘二公”要求“允许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当时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函请陈出任所长)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0二页)?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陈寅恪，恐怕以后也出不了陈寅恪了。
责任编辑／曲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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