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现代作家评说丛书，最初是缘起于程光炜君送来一部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资料汇集。当时想，给这部书一个什么名字好呢？是这样的一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散文传承中一大支派的宗师，鲁迅先生的胞弟，而后，屈身事伪，名节亏失，备遭谴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是一种事态，功罪长短，都会在其中显影，也无须乎必居严正周密、堂而皇之的研究，偏于一时、一地、一隅的观察和印象都无不可，短短长长，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将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人对同一人的纷纭评说聚拢了来，也有“寸水兴波”的意思，又何况暂时“消解”了霸权，再造了“包容”，任由读者评断，岂非好事。自然，其中，论者的思致的密疏，见地的明暗，抑或事实的正误，亦都各个展现着，有待于评说的评说。
周作人出道早，关注和评说他的也早，算来大约在八十年，故题《周作人评说八十年》。以后各家八十年、七十年、六十年不等，张爱玲、林语堂、胡适、沈从文的评说就如此编印出来，一时反响似乎还不错。一次看新出的电影，赵薇扮的一个女研究生，导演为让她显出颇有学问涵养，除了鼻架眼镜，所捧的厚厚一摞书，打头的竟是那本《张爱玲评说六十年》。这使我们想到，由于时日的暌隔，势态的嬗变，对文化名人的回眸和审视，也会成为一种时尚。不独对于一些以往口诛笔伐得较多的一群，其他向来正面肯定的诸大家也都不妨列入其中，以故，有关鲁迅、老舍、茅盾等等的评说便破土而出。
诚然，对如胡适、周作人等一些现代史上的名家实打实的研究，有过一段时期，俱是禁区或准禁区。倘说主持者的意识神圣，好恶强烈，不容逆耳之言，另备一说，也就罢了；最是提也不许提，提便是翻案，便是错，甚至他是汉奸，你也就有附逆卖国之嫌，则无知蛮横之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读中学时，已知道周作人身负“汉奸”之名，正疑惑此人下落时，读到《鲁迅的故家》，周遐寿著，约摸着此人来历不凡，后来得知果然就是周作人，也因而确知他还健在于身边的人世，也还改换名字作文出书，是必蒙特意允准，当时就有一种世情宽大的感觉。“文革”风暴卷来之际，其遭际结局居然未如巴金、老舍之惨辛，也让人看见一些漏泄的日色天光。拨乱反正之后，周作人的书陆续出了不少，研究也次第展开，一时间，似乎也有一点“周作人热”的光景。然而，究竟是“捧周”过度了，抑或并未，虽有一番争执，还是不了了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一个论世的共识，普世的原则，用在周作人这里，这就是进步，恰像总算走上了一条坦途，前面风光迤逦，也就够了。
“读周”也好，“评周”也好，最容易让人生出异常沉重的感慨。钱理群君、陈思和君、汪晖君对周作人屈节事伪的内在缘由都有透辟的论述，周作人无再世，对其个人自无助，而警世的价值却如一方明镜，会愈拭愈亮。我不相信一些在纸面上节慨凛然，将对前人之事的义愤发挥到极致的人，一旦置身于某种实地实景，不会晕头转向，做出令人遗憾或不齿的事。吾生也晚，未能赶上神圣的“抗战”，比“抗战”还长两年的“文革”是躬逢了，亲眼见到无数的人陷身在一片“红海洋”之中，“造反有理”、“打砸抢”自不必说，“文攻武卫”、拼却“鲜血与生命”的也大有人在。其中，当然有许多残忍与蹂躏、诬告和出卖、怯懦与疯癫、虚荣与阴谋，因为本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思路，故也谈不上如鲁迅先生的“轰毁”不“轰毁”。只是看到现今小青年厉声大呼“×××，你为什么不忏悔”时，确实也生不出多少肃然钦佩的意思。当然，对他所喝问的“×××”，用一位前辈曾经说的话说，“对你既没有恶感，也没有好感”。总而言之，是有点麻木。
我想麻木确实是有的，而且是不同的形态，这很危险。周作人闹了一场大风波的“自寿诗”，其中一句是“中年意绪窗前草”，读到这一句，仿佛就看见了一个已近麻木的中年周作人。草的意象并非不好，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满山遍野，蓬蓬勃勃，卷土重来，势在燎原，如何不令人心潮澎湃？然而，已有人说了，“中年是下午茶”，这象征中年意绪的草当是晚秋的草了，多少有些芜乱、衰飒、枯索，且不假删翦，任其自然，或由它去吧。这才喝苦茶，论小品，尚闲适。鲁迅先生论其诗有“讽世”之意，我倒觉得其人已有了如庄子所标榜的“游世”之态。“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庄子・山水》）周作人谓有“两个鬼”，在中国士大夫的身上，“绅士鬼”往往会以庄老的鬼出演，庄老的鬼成功地“遁世”、“避世”的少，活在世上便多是“游世”、“玩世”，其结果，弄得不好也足以身败名裂。
人的一生多不满百年，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青少年到中壮年到老衰年，各度二三十年，其间社会情势必有大的变迁，许多先前的想法与意见也会淡忘和改变，我们究竟谁能主导世事和环境呢？连鲁迅甫入中年之时都说“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但他确实是伟人，一直到死还指他的怨敌们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 死》）斗争的意气毫不消沉。非如此他就不是伟大的鲁迅了。而如我辈者，则眼见得趋向模模糊糊、苟且取容、不问责任，中年意绪，一团乱草而已。人说中年是危险的年龄，真不独对婚姻而然，我们读周作人的文章，看他的生平，听对他的评说，三复斯言，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周作人评说八十年》再版前言）2005年5月25日
心中的太平湖
世上有各色各样行当，人们赖以为生，俗谓“吃什么什么饭的”，连信教也有称“吃教的”，以青春为资本的，则谓之“吃青春饭的”，等等。有人问一位作家您是干什么的，他微微一笑道：“吃语言饭的”。
盖吃此饭者非止作家，但作家确乎是吃此饭的，可惜的是，能有此意识的不多；能有此意识，够格称为“语言大师”的，更是何其少也。老舍先生是这“何其少”之中的一位。先生如雷贯耳的名气，是由他的精湛、纯熟、民族化、个性化的语言大声传布着的。
生活境况改善了，年岁却大了，这时就听得人常说：“还是老舍说得好，过去我们有牙没花生仁儿，如今有花生仁儿，却没牙了。”这话何其通俗又何其形象，饱含社会与人生变迁错失的无限感慨。又像王朔也激赏不已的：“我饿着，也不能让这鸟饿着。”是彼时彼地极普通的一句话，却掷地有声，可以借用到它时它地，表明一种笃厚至诚的仁爱和信念。
王朔评名家，其中就有老舍先生，与媒体所称“骂倒”各家不同，对老舍，不像对金庸那样不客气，而是褒贬兼有。老舍先生令人折服之处，再狂的人也不能视而不见。身为语言艺术家，老舍精心打磨形形色色人物的唇舌，务使乍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茶馆》卒然横越不同时代，更驱遣不同阶层人物纷至沓来，无人不服为大手笔。老舍先生终其一生孜孜��，贴近群众，深入群众，细心体察各色人等的音容笑貌，屯积丰厚创作资本，其富足时，如王朔所言，“兜里有大把现成人物”，能“随时拿出一条胡同的全部人马”。像《茶馆》这种极能走进大众的作品，却是真正文人化书写的结果。职分所在，老舍决不怠慢――宛如自然流淌而出的极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实经过百般剔选淘洗。他说：“我用白话写东西，一篇小文章要改很久，有人催我的稿子，要我写快些，我怎么写得快？写一千字要改两天，就是要改去庸俗的字。……文章语言好像淡如清水一样，这才是艺术。”（《文学语言问题》）
老舍作品语言的魅力倾倒一时，不仅是高度个性化，恰如其分、惟妙惟肖地凸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更在于它拥有很大的内在概括力，历经岁月流变，而愈益更显宽阔浩瀚。世象无涯，而语词有限，是以语言必以高度概括涵容为追求。一切纯粹精妙的语言，无不蕴涵丰厚的概括，以一当十、当百、当千，诚乃艺术语言最令人心醉的境界。人说一公斤的精妙语句，要从一千吨语言的矿石中去提炼。开采、提炼这些精金似的语句，老舍先生如何呕心沥血，我们未必能全然了解，抑或写出这些句子，纯为神来之笔，“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其前，他的精神投入和语言锤炼，肯定无可量计。每念及此，不由人不肃然起敬。
又要谈到王朔――为什么？大约是他也用市井间北京话写作的缘故吧――王朔在文学创作上，飙过一趟快车，留下若干语言的辙印，至今报刊上犹见一些王朔式的语言，如“我是‘网虫’我怕谁”、“玩的就是心跳”之类。曾见报载，一位他的同辈作家郑重告知人们王朔的重要性：他是一位改变了一代人语言的作家。
且慢。翻一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通史，能获此殊荣者安在？鲁迅先生，新文学的开山大师也，于改变一代人语言，可谓厥功甚伟，自无疑义，然从历史角度看，真正改变一代人语言，还是包括鲁迅在内众多新文学作家合力的结果，甚至远不止作家一方面。放眼语言的海洋，真可谓波谲云诡，气象万千，所以，“管窥蠡测”，历来传为讽刺的话语。
王朔注重以时下口语和北京方言写作，尤其热衷并善于吸取、运用街头年轻人“唇舌”上的一些流行语，以涮人和自涮为特色，呈现一种特殊的京味，对时人有一定的冲击力，自不待言，但以王朔几部小说，几句北京一地“街上”某类人的“流行语”，视之为“改变”了一时代的语言，这结论下得无乃太过？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亦未能说他改变了一时代的语言，而与这位前辈相比，王朔的不足，则显而易见。倘以这位前辈作家为镜，倒真是能清楚照出：看上去很美，是不是真美，不美又在何处？
语言是载体，承载着文学，老舍的语言好，文学好，彰示着他的思想境界和人格理想。他一生创作成就，基点即在此。然而，王朔又有一番怪论。他称赞老舍先生的人格，但认为作家的“人格”并不重要，人格好不等于作品好，因而宁要作品好而不要人格好。“我愿意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很多伟大的作品，谈到这些个作家，都说‘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相反。”（《我看老舍》）“真不是个东西”的作家，是否真是能出“伟大的作品”，姑且不说，纵使就是“伟大的作品”，真是“真不是个东西”的作家所作，恐怕也就“真不是个东西”了。“文如其人”，“文风即人风”，此类名言大抵都昭显着一种真确不易的观察：作品首先是作家自己心灵和人格的演示，作家的心灵和人格，看上去很美，而其实不美，或看上去就不美，其作品又岂能伟而大之？
还是说点别的吧，老舍的死，是至今为人提起浩叹不止的。常有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很有点好乱乐祸的意思，殊不知诗家的幸是有“底线”的，“底线”是要能生存，如果生存都不保，何从幸起？做语言大师，参与语言的炼制和建设，需有相对从容、安定、清明的环境，老舍当年从国外毅然归来，是投奔光明，后来却是选择投太平湖自尽，我总揣测有些寓意――莫非在心意已决的作家心中，他此时更渴求“太平”？
太平湖现在已被填埋了。当年也只是一个很不出名的小湖，离北师大很近，我读书在北师大，“文革”时，白天看看大字报，晚上，便常常二三同学到那湖边“鼓腹而游”。一天，听说老舍投该湖自尽，月黑之夜，在湖畔走了几个来回，终不见一点遗迹，不胜惆怅之至，这个印象太深，那一湖苍苍然的湖水，似乎总也在心中荡漾着，荡漾着，直到如今。
（《老舍评说七十年》前言）2005年5月7日
文学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先生晚年，世道逐渐步入清明，他的作品，虽不是如张爱玲似的成“出土文物”，惊现于世，却也由冷而热，引来许多好奇、喜爱和欣赏的目光。有人曾告诉他说，国外有个学者，专门研究他的作品，拿了博士学位，沈先生莞尔道：是三个。而今，硕、博士的生产已进入“大跃进”的时代，因研究沈先生而拿学位者，更不知凡几了。
以一个“乡下人”的“浑不吝”的姿态，砰然闯入中国现代文坛，打开从家乡带来的各色珍藏：都是一些令当时留洋归来的文学教授们跌破眼镜的，他因而站住了在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这一点，他要比出道晚于她的张爱玲幸运，没有迅即为历史的尘暴掩埋，在以往的文学史上，依稀能见到他的枝枝叶叶，他的名字，他的段落。在许多不公允、不客观的判断和评衡中，偶尔还听得见理性的残喘，为他的文学世界抗辩。他的湘山，他的沱河，他的边城，游移于那里的水手、艄公、男孩和女孩，氤氲着良风美俗，虽然是传统的，甚至是封闭的，却有一种盛世的平和，昭示出极其悠久的价值观，经由一种半透明的文体折射，已然成为无可堙没的存在。后来的人，将他与叶慈比，与哈代比，与福克纳比，与许多世界级的大师比，说到底，文学的价值就是如此，大师们完成了各自文学世界的创造，就会在一起欣然会合。
“时之所重者，我之所轻”。“乡下人”沈从文甘心为坚守他的价值观作牺牲，倘若没有这种虔诚，他也就不弄什么劳什子文学了。在文学的排列中，永远不要近视地看待前进与落后，“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爱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静默》）作此“夫子自道”的沈从文，自有一份智者的睿智和坚定。不论追求永恒曾经是一种怎样的过错，“取法乎上”后所得的“中”，也足可令我们如梦方觉。这个曾经拿过枪杆而后又拿起笔杆的血性青年，受到过不止一次猛烈的狙击，当所有的硝烟散尽，他的真身，其实就是鲁迅所称道的“最好的作家”中的一个，他所不能苟同的是，一个作家不去向往自己之所向往。
当世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迁之后，如同一道河流干涸，再无创作文字汩汩从他的笔下流淌，沈从文重新出发，在另一个路口。不知道有多少人，为失去一个出色的作家惋惜，其实呢，“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湘西世界的沈从文已经凝塑在那里了，后添的笔墨、颜料，反而会多余，就是有了，是是非非，只是蛇足。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他还能在哪里重逢一只牧歌，将一种淳朴、纯真的人类感情，抒发得那样如同天籁？还能在哪里供奉一座小庙，祈愿人性升华，笼罩一派理想的神性光环？一个作家，如果怀有巨额的抱负，欲以他想象的世界为蓝图重建世界，未免是超级的大话，当年的沈从文必不会有，他只不过是供奉自己的经验的结晶，和想象力的资源，集市若是废退，园地当然也就荒芜了。一个或许不怀好意的想法：人们宁可看见他哑然“失语”，也免却让杂沓的忏悔之声，扰乱那漂浮天际的“长河”款款倾诉……
在一个已经到来的物质主义高涨的时代，偏远而幽静的文学的“湘西世界”，能不能是我们第N个精神居所？事情也许出乎意料的糟糕，当我们穿行在湘西那座著名的县城，扑面而来的商业气息，无情地消解了古朴边城的仅存的印象，或许，这也是我们更需要匆匆从书摊上买走一本他的作品的理由？请相信，文学的“湘西世界”，不只是为这一代人打造的，那里的日月星辰，会永远灿烂在人们的心里。
（《沈从文评说60年》前言，以上三书均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丛书主编 子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