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叙述的角度看,人类的经验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被分享和叙述的经验,一种是很难被分享和叙述的经验。前一种指的是那些具有开放性和美感内容的经验,后一种指的是低层次的不具有开放性的经验。对于文学来讲,表现那些可分享的经验内容,既是相对容易的,也是符合文学的价值指归的,相反,表现那些很难分享的经验内容,很多时候,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有可能是无意义的、费力不讨好的。所以,我们在那些真正的大师的作品里,就很少看见对狭隘的低层次经验的庸俗而夸张的渲染。
所谓狭隘的低层次的经验,是指包括性、饥饿、嗜血性和恋污癖等生物学意义上的经验。由于这样的经验内容天然具有的不可言说性,或者说非审美性,所以,就对文学叙事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一个作家只有通过高明的修辞手段和叙事策略,只有将其升华到人性和诗性的高度,他才有可能赋予它们以丰富的人性内容和美学意味。那些赤裸裸地写性的作品之所以缺乏丰富的文学价值和普遍的影响力,就在于它的作者满足于渲染那些狭隘的本能体验和个体经验,而没有将它拓展为可以被分享的有意义的社会经验和美学经验。
饥饿无疑是给20世纪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的可怕灾难。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习惯死亡》、阿城的《棋王》以及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等当代作品,已经把饥饿对人的灵与肉的考验与折磨,叙写得惊心动魄,叫人想忘也忘不掉。也许是有着创巨痛深的饥饿记忆,在这个许多人几乎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的新世纪,刘庆邦终于在劫难逃地与“饥饿”主题迎面相遇。
从叙事内容上看,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新作《到处都很干净》是一篇与“饥饿”和“性”都有关系的小说。
那么,他是如何应对这很有难度的叙事挑战的?
刘庆邦不愧是写短篇小说的行家里手。他的叙事另开新路,举重若轻。也就是说,他不是用一种近距离的直接的方式从正面来写饥饿,不是用沉重的、哀诉的方式来展开叙述。他所选择的是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进入故事―――幽默,但不浮滑,反讽,又充满温情,表现出一种平静而优雅、镇定而宽忍的叙事姿态。
最妙的是开头。轻轻落笔,既不惊风雨,也不泣鬼神,而是像细无声的春雨,随着微风,轻轻地,不知不觉地,就飘了过来。作者的叙事荡得很开,绕得很远,甚至给人一种无关宏旨、不着边际的感觉:“猪呀,羊呀,鸡呀,都没有了,狗、猫、兔子、扁嘴子等等,也没有了。没有了好,没有了就干净了。没有了家畜家禽,连野生野长的屎壳郎也不见了。以前,这里的屎壳郎很多,起码比村里的人口多。小孩子随便对着地上的洞眼滋一泡热尿,不一会儿,便有一只屎壳郎,顶着一头泥浆,从浑浊的尿水里爬出来。……这样好,街面上干净得连清洁工都用不着了。”作者用了三个由语气词“呀”构成的“两字”一逗的短句来开头,随后的句子,也大都短小而利落,这就造成了舒缓、从容的叙事效果。但是,就在这样的看似绵软无力的短句子里,他又一连用了五个“没有了”,这种高频率的重复,显然被巧妙地赋予了反讽的意味,从而给看似柔和、舒缓的叙事语气里,增加了一种尖锐的冲突感和紧张感,如同在无语无声的棉絮里,发出了金属的撞击声。
“没有了”隐含的意思是“匮乏”,是“贫穷”,是“饥寒”,甚至,是“死亡”。但是,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刘庆邦并没有用任何直陈的方式,来揭示真相或者说明主题,而是,继续用半透明的隐喻来反讽。像开始反复用“没有了”构成反讽一样,对“风”和“干净”的多次使用取得了同样的修辞效果:“风扫来荡去,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风通过吹气检查的结果,对该地方的卫生状况表示满意。可以说,街面明光如镜,不见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就算达到了卫生标准,标准里并不包括诸如噪音、异味等非物质性的东西。然而,这里没有了鸡鸣狗叫,连噪音都没有了。这里没有烟熏火燎,无人放臭屁,空气中连异味都没有了。因地面干净无比,仿佛这里的天空也很干净,你想找一星半点云彩的渣子都找不到。如果卫生达标的满分是一百分,风宁愿给这个地方打二百分。风甚至有些惊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恐怕从来没有这样干净过吧!这样的真干净让见多识广的风都有些害怕了。”
在这段话语里,“风”是一个施事主体,它无孔不入,无所不能,是整个世界是否“干净”的见证者和评价者,甚至像小说随后所叙写的那样,它还是一个“搜身”者。而“干净”在这里,被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就不再是一种肯定性的评价,因为这样的“干净”意味着“一无所有”,意味着可怕的灾难―――作者通过将“风”拟人化,通过“这样的真干净让见多识广的风都有些害怕了”这样一句颠覆性的陈述,从内里解构了小说在外在的叙述中所佯谬地肯定的一切。
在前三个段落的虚写之后,作者以“干净”作纽结,开始了实写的部分―――将人物引入进来,并开始叙说由“饥饿”引发的故事。“洪长海以前不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洪长海现在变得干净起来,躺在床上,闭着眼,不吃也不喝,不吭也不动。并不是因为他生了病,是生生饿成了这个样子。他不吃不喝,是因为大食堂断炊了,从食堂里再也领不出一口吃的和一口喝的。他不吭不动,是想省些气力,把一口气保持得稍稍长一点,能多活一天是一天,能多活半天是半天。说他变得干净起来,并不是说他表面有多干净,是指他的肚子干净了,肠子干净了,肚肠里空空的,已没什么可拉的,也没什么可撒的。”在这里,“干净”显然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饥饿,意味着生命活力的丧失,意味着死亡的威胁。
洪长海的“干净”或者说垂死状态,把故事推进到了高潮阶段。真正的冲突和考验到来了。为了救丈夫的命,妻子杨看梅必须去讨好粮仓管理员周国恒。周国恒过去曾经对杨看梅“垂涎三尺”,但是她“看见周国恒在哪里,她就躲得远远的。有时实在躲不开,她把眼皮一塌就过去了”。然而,“她和洪长海都没想到,缺吃的会缺到这种程度,竟然缺到能把人饿死的地步。为了能救回丈夫的一条命,杨看梅只能遮下脸子,去找周国恒。什么最要紧,人的命最要紧。人一旦没有了命,什么都说不上了。杨看梅想好了,只要能从周国恒那里讨到粮食,周国恒要什么,她就给什么。”她终于从那里得到一块好年好景用来作肥料的芝麻饼,终于把自己的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性成了获取食物的交换物,“身体”成了用来战胜饥饿的最后的资源。在这里,肉体生命的延续与人格尊严的牺牲,构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是宁死也不牺牲人格呢,还是为了活命而放弃尊严?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其实别无选择。在可怕的灾难面前,一切与尊严有关的东西都显得脆弱之极,都容易被撕裂和打碎。
然而,刘庆邦这篇作品的睿智和深刻,就在于,他赋予了饥饿以绝对的力量,让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双重性―――它既剥夺了杨看梅的尊严,同时,最终又保护了她,使她免受伤害。具体地说,饥饿虽然将杨看梅逼到了出卖身体的地步,但是它也瓦解了周国恒对别人进行性剥夺的能力。杨看梅得到了救命的食物,但有没有失去宝贵的人格尊严―――她依然是“干净”的。
这篇小说虽然写到了性,但却写得那么干净;虽然写到了人在饥饿面前的尴尬和痛苦,但却写得如此温情。它本质上是一篇关于“尊严”的小说,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作者直面苦难的精神,也可以看见叙写不幸的智慧―――刘庆邦通过干净而温暖的反讽,赋予了难以言说的特殊经验以及丰富的人性内容和美学意味。
从现实甚至未来的角度来看,刘庆邦的这篇小说还有警世的作用:它提醒那些健忘的人们,饥饿离人类并不遥远,也并未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它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对全球相当一部分人来讲,饥饿就是可怕的现实。据“路透社联合国2009年11月11日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周三说,全球目前大约有10亿人挨饿或营养不良”;据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总干事迪乌夫今天呼吁世人在这个周末绝食一天,以唤起对全球10亿长期饥饿人口的关注,展现‘人饥己饥’精神……迪乌夫说:‘全世界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受饥饿之苦,每六秒就有一个儿童饿死。’他说:‘尽管今年全球谷物丰收,贫穷国家的粮价仍居高不下。全球有31个国家缺粮,对它们而言粮食危机远未结束。’”
是的,饥饿仍然在折磨着人类。
危机就在离所有人都很近的地方。
但愿“到处都很干净”的日子永远成为记忆。
2009年11月15日北京
责任编辑 王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