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让心灵沉静
柳士同 《 中华读书报 》（ 2014 年 09 月 24 日
23 版）
标题摘自一本书的扉页，这本书便是刚刚出版的《把董桥请下玩月楼》。这是一部关于书、书人、书事儿的随笔札记，共收一百篇短文另附一首诗，大部分文章写于上个世纪 90年代，但今天读来依旧感觉新鲜。
不过，这些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书评文论，作者笔触很随意，思维的跳跃性颇大，似乎有点儿意识流的味道，看起来漫不经心，却又挥洒自如涉笔成趣。他谈一本书或者一位书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涉及到其他的书，其他的书人和书事儿；但又往往点到为止，不再过多地
展开或延伸。然而，作者却能在平淡散漫的表述中，突出这部书或这个人的闪光之处，同时也凸显作者本人的睿智与洞见。因此，读起来较之那些“学院式批评”似乎更具可读性。比如作者写钱钟书夫妇，对杨绛《干校六记》的评价是“看不到直白地控诉，是些质朴的语言与场景，达到的效果即所谓感染力却是空前的”，引用钱钟书的话，“回忆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此文是15 年前写的，那时，写回忆录写传记尚未成风，看看当下回忆录和传记类书籍的出版状况，作者当年记下的钱先生的这段话，岂不成了预言么？再比如作者谈吴方的《斜阳系缆》，重点放在了吴先生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阐释上。吴先生明确地指出，“后来人无不歪曲了顾氏的本意，仅仅存了保国念头而已。所谓匹夫之责，并非为一朝一代之兴亡操心，操心的是‘天下’，天下即天下人之心，是风俗与人心的厚薄。”因此，作者评价说，“回忆以往的文化史思想史，其第一要义当在启迪人寻疗救的方子。”此言甚是。评尤凤伟的《泥鳅》，出人意料地由“泥鳅”联想到“王小波无比怀念的‘猪兄’”，思维之跳跃由此亦可见一斑。同时，作者还提出一个类似于哈姆雷特之问的问题，“做泥鳅还是做草鱼，又不是每一个个体所能左右的，这可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到“现实生活里，若真有国瑞这样的，有一百个，死一百次”吗？在这里，既突出了《泥鳅》对现实的解剖力度，也显示了作者本人的批判精神。
作者对自己采访过的一些文化名人，也多以随笔的形式记下自己的印象和感受。1994年，上海作家协会和复旦大学庆祝贾植芳先生诞辰 80 周年暨从事文学、教学工作 65 周年，而这一年正值贾先生夫妇结婚 50 周年，也就是人们经常赞颂的“金婚”。于是，作者撇开作协与校方举办的庆祝活动，且从“只有他们自己体味最深”的“50 年的凄风苦雨”着笔，写了贾先生的“一生四次入狱，有三次是与任敏先生共同分担的，而最后一次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竟被监禁和劳改了长达 23 年之久”，其中有 11 年夫妇之间不仅见不着面，相
互连消息也几乎全无。劫后余生，夫妇二人“晚年生活却一点也不寂寞”，贾先生“常常思如涌泉，嬉笑怒骂，滔滔不绝”，“说到可噱之处，会眯起眼睛来嘿嘿地笑，谈到忘形时，有时会把一只脚搭在椅子的扶手上”，绘声绘色，一个洒脱不羁的文化老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们常说，历史因细节而生动，那么人生呢，何尝不以些些小事而精彩？写高晓声“没有架子，也不设防，防什么呢？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多大的事情他也会坦然处之”，如此开阔的胸襟里，又饱含着多少的辛酸呀，怕也只有过来人才能慢慢体味。写丰子恺，文革期间他与他的学生何治钧约法三章，“今后没有我的电话或看到我的信，你不要来看我。”如此高尚的品格，还不足以令我们敬重么？正如丰先生自己所言，“一个作家，应该有作家的骨气。”这些文化老人，几乎都无法认同自九十年代以来文坛和学界的浮躁，作者也恰好借这些前辈的话语来针砭文化界学术界的种种弊病。作者写孙犁“晚年宁听村妇村夫之直言，不愿读文艺理论家之呓语”，借施蛰存的话，批评某些理论家“自己引用的论断就前后矛盾，要让别人明白他说的是何道理怎么可能？我看不是现实主义的困惑，而是他自己的困惑”。遗憾的是，前辈们的这些苦口婆心的规劝和鞭辟入里的批评，并未促使作家学者们的醒悟，某些不良之风如今反而愈演愈烈！
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可挑剔之处，毕竟受篇幅的限制，就像作者批评董桥的那样，他自己也往往只是“点到为止”，有些该展开的未予展开，该挖掘的未予挖掘。另外，一个关注书、书人和书事的编辑和作家，他的这种关注理应是有持续性的，尤其是面对某些名人名著。比如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当年确实轰动一时，作者也做出了应有的评价，但《牛棚杂记》之后，季先生的著述和言论呢？对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也是如此，《文化苦旅》当时也确实令读书界耳目一新，但是之后的余秋雨呢？作者也未继续“跟踪”。由此看来，作者日后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把董桥请下玩月楼》，王基德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4 年 7 月，35.00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