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散文史》中，当代学者郭绍虞先生将《爱莲说》与前代佛典以莲为喻的传统作了一个细致比较，他说： 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有“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之句，……《华严经探玄记》曾有这样的话：
大莲华者，梁摄论中有四义：一如莲华，在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污。……四如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四德，谓常、乐、我、净。
由此看来，《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云云，取譬设喻，其来有自。其受佛典影响，无可讳言。此后李侗、陈善作《莲花赋》，都取“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周敦颐为文，……以君子之儒自居，故以莲花自喻。
郭绍虞这段话代表了人们对《爱莲说》的普遍看法，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该文底蕴，即在创作主旨上，周敦颐作为君子之儒，是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自期；在创作方法上，《爱莲说》深受佛典影响，与佛典以莲为喻的传统有着惊人相似。于此可见，周敦颐的《爱莲说》创作似乎难逃世人的“模仿”之讥。
但如果抛却传统见解的禁锢，而从多元文化角度重新审视《爱莲说》，则可以看到周敦颐精神生命的另一重境界。从多元文化分析，周敦颐的《爱莲说》包含四重文化意蕴；在此基础上，他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但更热爱莲花面对酷夏骄阳而盛开的斗争血性，正是后者启发了他关于社会人生的三重批判。
一、“牡丹之爱”的世俗文化意蕴
牡丹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但真正繁盛则开始于唐代。开元中，传说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各不相同(《龙城录》)。此时，牡丹还出现了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均见《酉阳杂俎》)。
在唐代，牡丹诗大量涌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白《清平调》等三首)，歌咏了几种不同颜色的牡丹。“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描写了帝都长安欣赏牡丹的盛况。
可见，牡丹文化在唐代走向繁盛，故《爱莲说》云：“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从世俗眼光看，牡丹象征着无上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功业。千百年来世人喜爱牡丹，其中寄寓着他们对富贵功名的殷切期盼。
二、“菊之爱”的隐士文化意蕴
菊与重阳节有着不寻常的文化渊源，要深入探讨“菊之爱”的文化意蕴就必须切入重阳节。重阳节在战国时代已成风俗，故屈原《远游》诗云：“集重阳入帝宫兮。”重阳节俗主要是赏菊、饮菊花酒。在汉代，菊花酒甚至成了重阳节必饮的时令饮料。重阳节为农历九月初九，古人认为阳九为灾日，一九谓之凶，重九则是凶上加凶，自然要加以避讳，时人认为饮菊花酒可避讳、驱邪和保健。
秋九月，菊花绽放，古人云：“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初学记》卷二)由于菊的此种特性，它成了生命力的象征，在仙道方家眼中是“延寿客”、不老草。汉魏以来，在道教服食成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视菊花为长寿食品，以为长期服用可羽化成仙。故西晋傅玄《菊赋》云：“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
最早携菊花入诗的是战国大诗人屈原，他在《离骚》中写道“朝饮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寄托了他的冰清玉洁、超凡脱俗。东晋诗人陶渊明也和菊花有不解之缘。他写了很多咏菊诗，最有名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芳菊开林曜，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在陶渊明眼中，菊花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化身。
于此可见，古人爱菊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人们爱菊是以为菊花可以驱邪；其后以为食菊可“延年益寿、服食成仙”；最后，菊花才被定位为一种不从流俗、不媚世好、卓然独立的高尚品格，演变为儒家士子心怀隐逸、追求理想人格的载体。――故《爱莲说》曰：“菊，花之隐逸者也。”
三、“莲之爱”的佛教文化意蕴
佛教起源印度，佛教文化有“莲花崇拜”的现象。当人们走进寺庙，抬头可见佛祖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台上。“西方三圣”之首的阿弥陀佛也坐在莲台上，双手仰掌，掌中托着一个莲台。以大慈大悲闻名的观音，更是身穿白衣，坐在白莲花上，一手持净瓶，一手执白莲。人们在翻读佛经书籍时，常见佛经把佛国称为“莲界”，把寺庙称为“莲舍”，把和尚的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华合掌”。可见，莲花与佛教有不解之缘。
佛教为什么崇拜莲花呢?
第一，受古印度风俗习惯和文学意象的影响。古印度十典文学反映了古印度人崇拜莲花的现象，这些古典作品常以“莲花”来比喻美丽的姑娘。如著名史诗《罗摩衍那》说：“悉多有位女郎长得仪容秀美，浑身却像涂上污泥的莲藕，闪光的美容从不显露。”
印度地处南亚，属典型的热带与亚热带气候，阳光毒辣，气候炎热，而水面多有莲花。在日常生活中，古印度人与莲花朝夕相处，莲花自然就优先进入他们的审美视野。
处在热带与亚热带的古印度人从莲花身上获得什么审美体验呢?我想首先应该是莲花的外貌美，但更看重的则应是莲花的品德美。他们对莲花品德美的认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在高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时，也不会忘记莲花迎酷暑骄阳而盛开的血性斗争精神。试想，当人们欣赏烈日下莲花怒放的美色时，难道领悟不到莲花的生命战斗意义?
第二，与佛教的教义相关。不可否认，佛教在宣扬其思想糟粕的同时，也依然露出些许的思想光芒。佛教认为人世间充满“六尘”，是恶欲横行的俗界，与“远尘离垢，得法眼净”的佛国净土格格不入。如何与俗界相处呢?在众多佛教典籍中，一些以莲为喻的教义阐释认为：佛教徒必须像莲花一样“离诸染污，不与恶俱……”――何谓“离诸染污”，就是要求教徒学习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何谓“不与恶俱”，就是要求佛教徒不向恶妥协，学习莲花迎酷暑骄阳而盛开的斗争精神。只有这样，佛教徒才能修成正果。因此，在许多佛教故事或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平时倡说“不杀生”的佛教徒也毫不讳言要铲恶除魔。可见，佛教文化的“莲花崇拜”不仅崇拜莲花的高洁，也崇拜莲花的斗争精神。
四、周敦颐“莲之爱”的儒家文化意蕴
从文本看，《爱莲说》表现了周敦颐的“莲之爱”：
①出淤泥而不染――指莲花品格高洁。
②濯清涟而不妖――指莲花水灵灵惹人怜爱却并不妖媚娇艳，而是迎酷夏骄阳而盛开，充满生命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的斗志与活力，表现出战斗者的庄重美。
③中通外直――指莲心眼明白，行事直爽。
④不蔓不枝――指莲不攀缘权贵。
⑤香远益清――指莲花的德馨。
⑥亭亭静植――指莲风采迷人。
⑦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指莲令人油然敬服。
周敦颐的“莲之爱”立足于深广的社会批判，它是一曲儒者的战歌。首先，周敦颐说“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这是含蓄讽刺“菊之爱”，借以批判传统的隐士文化。在他看来，陶渊明等后世儒士已经丧失了先秦儒家的积极精神――丧失了他们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自我牺牲精神，丧失了他们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抗争精神，也丧失了他们“为百姓谋福祉、为万代开太平”的大无畏气概。面对官场挫折，陶渊明等后世儒士选择了逃避，企图到虚幻的隐逸世界去寻找精神家园的乐土。
其次，周敦颐说“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这是委婉嘲讽“牡丹之爱”，借以批判追逐富贵功名的世俗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一度成为历代官场的主流，周敦颐对此深恶痛绝。
其三，周敦颐赞美了“莲之爱”，借以表达他对当代儒家精神沦落的深刻批判。自汉代以来，儒家士子逐渐沦于皓首穷经、因循守旧，先秦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精神与昂扬气魄消失得荡然无存，传统儒学走向衰微。同时，周敦颐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的下落时期。千百年来充斥于中国封建官场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许多儒家士子一踏入其中，就常常失去伦理道德。周敦颐对此是深为不满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与迎着酷夏骄阳而盛开的斗争血性赢得了佛教徒的崇拜，也赢得了周敦颐的热爱。周敦颐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援佛入儒，企图以莲花的这两种特性来唤起儒家士子自先秦以后就开始失落的人格精神，大力改造传统儒学。可见，周敦颐虽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但他不同于后世理学卫道士，他是先秦儒家精神的“守望者”。
这种守望精神体现在周敦颐的为官态度上，和许多当代儒者一样，周敦颐要时刻思考一个问题：怎样在弊端重重的封建官场保持自我纯洁与高尚?也时刻面临一个三难选择：是沉沦官场、尔虞我诈以追逐功名富贵?是退隐自守、独善其身以全性保真?还是学习先贤以高洁之身处污浊官场；知其污秽而不避，知其难为而为之；处仕途以遏小人，居官场以救万民?前者是世俗之徒的为官目标，它掺杂着贪婪和欲望；次者是陶渊明等隐逸之士的为官方式，它隐含清高和逃避；周敦颐对此都给予了委婉而尖锐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他坚定选择了后者。他要做官，做一个好官，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官，他斥责官场蠹虫，他不屑于陶渊明式的隐居逃避。
可见，作为忠实的儒家士子，周敦颐以经国济世为己任，他有着根深蒂固的人世为官思想。这种务实的为官态度反映了一代儒家士子周敦颐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爱莲说》不愧是一曲儒者的战歌。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刘中黎，文学硕士，湖南怀化学院(东校区)中文系讲师。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