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陕军”的土著，黄建国大学毕业后一直致力于小小说及短篇小说的制作。小小说“位卑势微”，几乎是不为人所注意的，所谓“中国十大小小说作家奖”，至今也远未济济于学院派殿堂。不过黄建国并未瞩意于此，反倒练就了强壮精致的境界。二��三年，他与王蒙、冯骥才、林斤澜等其他九人一道获得了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不少小说被报刊转载，黄建国终于得到了文坛的认可和重视。
一、理想主义的沉落
与沈从文一样，黄建国的小说也展现出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场”：乡村世界和都市社会，只不过其间“对立”的成分更少，且仅体现在对待物质方面。梅庄开小卖铺的梅二会因卖出几盒烟或几瓶啤酒沾沾自喜，城郊上林苑K26栋的装修却花去150万元，同为富裕阶层，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言自明，而南方返乡的梅庄姑娘梅二亚打工挣回一兜子钱的传言更是在村民中间引发了一场地震，对城市的财富认同实际上置换为一种合法化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建国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廉价的乐观在他的小说中很难找到，他往往秉持批判的原则，以否定的方式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做不留情面的抨击，无论都市还是农村。集内第一篇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篇《梅庄的某一个夜晚》劈首就道：“梅庄笼罩在黑夜里。”有着明显象征意味的意象显现出他对于人类生存地貌的“村庄”的不满和畏惧，收束亦极富意味：“天亮了。梅庄退去黑色的袍子，沐浴在清亮的阳光里。梅庄又是个光光堂堂的梅庄了。村街打扫得干干净净，看上去和前一天一模一样。”不动声色，无奈、凄凉、失望、压抑却腾于其上。黄建国的小说多鲁迅传统，农民的狡黠、自私、愚昧、刻毒与京派的乡村想象大异其趣，而与“侨寓文学”(鲁迅语)葛连颇多。《最后一只红富士》不只对农村的集约化经营方式提出了批评，尤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韩保库这一典型。韩保库给狗吃苹果，发狠道：“村主任马堂三天两头让我交税交费，我不敢不交;我现在让你吃一口苹果，你竟敢不吃?”看似荒唐，实际上表达了对于造成农民畸形心态的宗法制封建权力的抗议，最后，韩保库竟然以杀狗泄愤，抗议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到了《好东西在哪里》，同样出现了吊杀家畜的行径，胡庄庄吊死布尔山羊的举动折射出农村经济的多变和衰弱，于无声处听惊雷，儿子胡军胜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炽情热望回映着传统与现代撞击时的崩浪声。和韩保库一样，胡庄庄保守、机械、懦弱、自卑、服从，一派老中国儿女气象。高晓声曾感慨道，如果陈奂生活着，中国还会出皇帝。这样的忧思在黄建国笔下却变成了现实，马堂就是这样一个土皇帝。他可以发文件至梅二亚家，差一点就加上“钦此”两字;《瘫痪》《偷窃者》《较劲》里写到他有恃无恐，肆意凌辱妇女，“梅庄在他脚下”(《梅庄的某一个夜晚》)恰是恰切的隐喻，正如老光棍张广满所唱：“迎接王旨还罢了，/不迎王旨活不成。”不同于梅二亚，梅庄的村民却对之唯唯诺诺，匍匐膜拜，实质上共同维持了危害自身生存的黑暗势力，促成了闭塞压制单调沉闷的农村原始生态的巩固。
黄建国在展示农村病态和变态的同时，也在无情地戳破美丽的外壳，逼迫人们观看作为真相的龌龊和窳败。如果说《梅二亚回到梅庄》的梅二亚的钱是靠辛劳打工挣得的，那么《谁先看见村庄》《胡蛋和一个城市的幽默》就已清晰地显现出了苛酷的现实图景。梅二亚们在巨大的城市陷阱里不得不生产和消费农村女孩所能有的价值，等待她们的最好结局也只是如《热爱》中梅叶丽那样作虚幻幸福的无尽遐想。梅叶丽想好好地生活，时以普希金的诗自勉，但在理发屋里，就是大学生也要有意无意碰她一下，人们不禁担心，她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反观那些大学生们，不由人不想到梅东朝。作为梅庄唯一考上大学的贫家子弟，梅东朝却很难承受太多的慰藉和期待。《我们在K26栋干了什么》中的水蜜桃亦从反面揭橥了作为天之骄子的卑俗化事相及生活逻辑。在知识、友谊和伦理面前，社会编码的价值主体毅然抽身而去，留下的是无尽的悲凉与惨伤，正如小说结尾所说，“我们的眼睛越来越迷茫”，事实上，迷茫的应该是美好情愫何日归来的普世话题。《两个谎言和一个真实事件》《游戏一种》里的教授情结已与政治和商业缠夹不清，它本身就是谎言，就是游戏。形式上并不特出的《高庄的高杆》瘦而不瘠，黄建国的审“美”思想达到了他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梅东朝朝思暮想满储渴盼的高庄的高杆是什么样子呢?“恍惚间，他觉得他进入一个极不真实的地界了。高杆杆身锈迹斑斑，红灿灿的十分丑陋。半人高的荒草摇来摆去，没有一只蝴蝶在其间飞舞。蛛网把高杆和离高杆最近的野草网粘在一起。野鼠成群结队，窜来窜去。哦，不真实不真实，这怎么会是真的呢?”美好只存在于想象界，一旦进入象征界，本我必致坍裂，正如拉康镜像前的婴儿一样。从另一个角度看，高杆本身被譬喻化了，人类其实都是生活在想象的现实中的，正是想象的关系才最终把人们维系在一起，而现实本身却变得极不真实了。黄建国在颠覆现实神话的同时也解构了想象神话，最后主人公一无所有，处于被遗忘的边缘。
二、蝴蝶：守望与救赎
黄建国小说中最突出的意象是“蝴蝶”，作为“颜色美丽”的昆虫，蝴蝶历来为人们所咏赞。“五四”时期胡适的蝴蝶是自由而富于个性的象征，何占豪的《梁祝》则被国外称之为“蝴蝶交响乐”，蝴蝶又成为了纯真而炽烈的爱情的化身，王蒙浩叹回首，演绎了庄生梦蝶的故事，蝴蝶再一变而为美好生活的承载。黄建国小说中的“蝴蝶”赓续了它本身所体现的文化内蕴和价值旨归，而又有所集中，有所强化。集子的压轴戏《一树蝴蝶》连题目都意象化了，《回家》中的蝴蝶是圣洁的，美丽的，自由的，纯真的，令人振奋的。《纪念一孔窑洞》有张贤亮风。“她”歆慕于“我”的才华，在跟拐腿男人结婚之前，执意要我“看”了。当粉白、饱满、挺拔而且美丽的乳房呈现在“我”面前时，“我”眼前“有蝴蝶在飞”，“灵魂升上了明净的高空”，蝴蝶和纯洁的感情互相连属，意味无穷。《一个简单叙述的复杂故事》里赵托娃和蓝菜花的爱情终由蝴蝶做证婚人，演奏了一曲肝肠寸断的恋曲。赵托娃死前双目失明，还要抓蝴蝶，因为蝴蝶在他心里，他的心上人蓝菜花原来的名字就是蓝蛾蛾。赵托娃和蓝菜花即是现代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从四月到十月》邃密有致，花蝴蝶成为梅根劳和杨菜花相濡以沫的乡村之恋的最好证明，《钓鱼和玩扑克牌的男与女》中的蝴蝶则是闲静朴实优雅的写照。
如果说蝴蝶是田园风情的符码的话，那么市井俚俗的代表就是男性“菲勒斯”了。在《胡蛋和一个城市的幽默》里胡蛋心爱的姑娘梅二亚就是城市欲望的牺牲品。小说中成千上万的梅二亚们也都是男性侵犯的对象和挥霍的产品，《昨夜咖啡屋》里中年男人对面的女人，《我们在K26栋干了什么》中的“红二团”、水蜜桃均为性欲的产物。和畸形的都市情感不同，乡村的感情要广阔而健全得多。《从梅庄到保当村》写了两代人的爱情故事，他们相互鼓励，共同抒写了悠谧杳远的乡村牧歌。年轻的胡蛋对老年梅根劳说：“不管遇到了什么事，你想开些。”梅根劳也谆谆告诫胡蛋：“娃呀，对你喜欢的人，得耐心等待，千万不可泄气。”为了枸树根部洞里的粉红色荷包，梅根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房顶上的沙包》由远及近，娓娓叙来，从女性角度耐人寻味地解构了“铜钱”的意义。梅跃进去南方打工挣钱，他走前留给恋人梅亚桃的定情物就是一枚铜钱，而他自己却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小说中梅亚桃上房找寻沙包的背影让人唏嘘感叹，不愧为伟大真纯的女人之爱!城市女人却不懂得深情，尽多猜忌和平庸，《一小时午餐》就揭发了都市女人的生存现实。红衣裙女人(赵怡丽)可以和在餐馆就餐的三个男人都有关系，方面孔老刘、长脖子孟刚和业务员小王正是因为赵怡丽才坐到了一起。可以说，女人是都市连接的纽带，女人的情感是多维的，变化的。
城市除给人带来财与色的渴望外，还生发出无穷无尽的压力感、焦灼感。孟经理就慨叹：“同在一个城市里，好同学几年都难得一见，人都活成什么样了，天天都焦虑不安!”(《一小时午餐》)张老板也坦承：“(赌博时)我必须让人家高兴，在很多种情况下，我根本不是我自己。”(《他们在树下玩麻将》)就是在城市做苦活的农民工心里也直“摇晃”，“在这个富人聚居的地方，我们的心一直在空中悬悠着，落不到实处。”(《我们在K26栋干了什么》)高校教师同样难以悠闲，老讲师吴格远因连续五年没有评上副教授，发誓“从此以后我不会对任何人微笑了”，终致精神恍惚，报复社会(《两个谎言与一个真实事件》)。对话体《墙上的另一块砖头》颇见功力，接触到了敏感的婚外恋问题，女主人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产生了幻觉，“墙上的另一块砖头”的想法呈现出人物内心的荒凉感和荒谬感。概而言之，在黄建国看来，人们的压力感和焦灼感主要来自于金钱欲、权力欲、情感欲及职称欲，连休闲娱乐的地方也充斥着人性的角斗和异样，感喟之下，作家借《回家》中的五婆之口哭诉了人生的无奈与无望。
三、陈述的文本间性
黄建国的小说多属短制，却能免单薄之嫌，除了文本结构的精巧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互文性(文本间性)的发掘。集内农村题材的小说大多前后牵连，彼此挂结，构成了文本的诠释连环和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效果，从而摆脱了超短篇小说的内在局限，也使得意义的生成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人物策略上的应用，简直可以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点铁成金之效。
与鲁迅笔下的未庄、郁达夫小说中的“我”一样，黄建国也刻画了梅庄、保当村、梅二、马堂、梅二亚等艺术意象，他们出现在不同的篇目中，有着或连贯或补充或对峙的作用，如《好东西在哪里》与《梅二亚回到了梅庄》中的胡军胜就截然不同，同时也互相衍发。《教育诗》等写到了“打工”这一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却与李锐、刘庆邦等异趣。《同学马国林》《两个谎言与一个真实事件》《游戏一种》写职称评定，舒放澹远。《好牛》《如何打死一只苍蝇》《瘫痪》《树荫》寓蕴哲理，悄然以思。《邻居》《陌生人来到梅庄》《打赌》则有了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意含。《在水库工地》《一条狗的命运》《从四月到十月》怀了对于美好品性的玄想，浸润着淡淡的哀愁，读来令人怅惘。
文本形式的连缀使得黄建国的小说从不缺乏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凝眸，人性或壮丽或猥琐或隐曲或明艳的方面都被织进生活与社会的逻辑中去，很难分拆得开。《自己的影子》中肖甲的敏感期并不如女人的生理期，副处长的诱惑使他“连自己的影子也要防备着”。理趣不同，“极其重视个人心情”的郭一水的苛求的代价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社会职位，而《什么人藏在房庵里》的梅金砖(看得出，此类人物是作者所稔熟的)殚精竭虑反而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后果，违反生活所带来的是生活和家庭的缺失，违反社会所带来的则是带进局子里审讯。另外，麻子六的“心堡”(《梅庄的某一个夜晚》)，老妇人的“人说啥都得活着”(《哀伤》)，梅叶丽“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热爱》)，包蕴着对生活的礼赞和珍爱，而当生活的逻辑与社会的逻辑发生冲突时，社会总以其强大的动力占据上风，横扫一切，《红苕什么时候是硬的》中梅开民的生活方式和样式是令人心酸的，他不拉电灯不吃烟，烂眼窝红得厉害，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总也逃不开政策加给他的负累。他不止一次地述说：“政策是个红苕，生的时候是个硬的，熟的时候是个软的。”有什么办法呢?最终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他不愿接受的现实。《小镇上》的赵墩坎从可怕到可爱的转变，也展示了社会化的过程与构成。
作为一位学者作家，学院生活使得黄建国的小说更多属于荣格意义上“心理的”模式的创作，有着毋庸置疑的阐释生成机制和惯性机制，寓示了时代音画和人性经验的一角，含纳着不容忽视的认识论和存在论价值，在后现代语境私人化平面化写作的态势下，其意味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介绍：关 峰(1971-)，文学博士，现执教于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黄建国：《谁先看见村庄》，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 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