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屡屡提到一件事，说是“全世界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在巴黎聚会，讨论新世纪世界的前途，他们竟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就应该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寻找智能”。说实在的，尽管我对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们敬佩得五体投地，但他们之中有几位真正拜读过《论语》，实在让人拿不准，因此，我对那个结论总是将信将疑的。
近来翻检旧书，偶然间在1997年第1期《读书》上读到李慎之先生的《诺贝尔与孔夫子》一文，原来李先生于此说早有所闻，但又对之放心不下，他不仅拜访了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还托人从国外图书馆找来了法文的《世界报》，查对的结果，还真的开过那么一个会，而且“议题也确实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但是会议并无什么最后宣言……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甚至连中国也没有人提起”。不单如此，李先生对当时盛传的美国西点军校挂雷锋画像一事也不放心，他就此事询问了在那里教书的中国教授，答复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结果实在叫国人感到脸红心儿跳。
如此这般现代神话何以会于当今之世，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中国产生�且糊弄了许多人？这实在是件令人深思的事情。李慎之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一种心理，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样商品好像只要得到洋人的夸奖或者起一个洋式的名字就觉得脸上有光”。他这是以崇洋心理来解释，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我觉得，这恐怕还是一些人骨子里的阿Q基因在作祟。
长久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多少都还残存有一点天朝上国的心态，可是在近代史上却偏偏又是中国吃亏的时候居多，于是形成了“崇洋”和“仇洋”两种心理。“崇洋”一端人人皆知，略而不论。至于“仇洋”心理，鲁迅说得极明白：“因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从孩子照相说起》）。也许，那些创造了诺贝尔奖得主们惊人结论的人觉得，中国的“四大发明”还只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不够份量，干脆一�通吃，连精神领域也拿下：如果没有我们二千多年前的圣人所开出的济世良方，则人类将熬不过二十一世纪！我认为，这无非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世界版而已，让人禁不住想起阿Q的那句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照我看来，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来的阿Q精神，其实是崇洋与仇洋两种心理的混合物。他有二进制算法，我早有阴阳之说；他有机器人，我有木牛流马；他提出环境保护，我早有“天人合一”之说……总之，不管这世界上有什么好东西出来，对不起，我这里古已有之，正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以不变应万变，其奈我何？崇洋和仇洋都是缺乏理性的表现，绝非健全的国民心态，于民族振兴毫无益处。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讲真话原是学者的本份，也是做人的根基，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和群体认同只能建立在牢靠的地基之上才会稳固，任何假话、大话、空话都无济于事，而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孔子思想的精华在当今世界仍然有相当的影响力，这说明它确实具有跨越时代和国界的价值，完全用不着拿几个外国人来替孔子撑腰。也许，只有到了跟阿Q挥手告别之日，才是我们民族真正振兴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