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举步艰难，各成员方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很大，坎昆会议无果而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强，世界经济格局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对外出口数量，扩大国际贸易份额，获得更多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目标，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通过关贸总协定八轮谈判，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小，但非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杀伤力仍很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存在"两低"现象（技术水平低和劳动力成本低），为此，其出口产品大多为资源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共同特点是技术含量低，价格低廉。针对这种现象，发达国家出于本国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需要，滥用反倾销与技术性贸易壁垒（以下简称ＴＢＴ），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杀伤力最大，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自２０世纪初，加拿大、美国通过国内立法建立反倾销制度以来，ＴＢＴ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关贸总协定诞生之初，就有专门条款对滥用反倾销措施作了限制性规定，国际上有关方面的实践与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此也有较多认识。然而，关贸总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ＴＢＴ协议》）自１９７９年４月制定以来只有２０多年历史，再加上ＴＢＴ固有的隐蔽性与复杂性，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所实施的ＴＢＴ面前往往束手无策，更易受到伤害。
跨越ＴＢＴ的艰难性
所谓ＴＢＴ，通常是指一国、一地或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措施。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自由进入该国、该地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增加进口难度，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ＴＢＴ涉及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包装和标签要求，绿色环保要求等。
ＴＢＴ与传统贸易壁垒比较，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合法的外衣。按照国际法准则，容许各国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安全、健康、生态环境等方面采取法律保障措施。这种措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一旦这种措施超出其合理性，成为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具，就构成了贸易壁垒。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区别其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界限。因为这些措施打着合法的外衣，大多以技术标准的方式表现。然而对技术标准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评估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了判断技术措施合理性的难度。
根据ＷＴＯ／ＴＢＴ委员会的统计，自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２年以来，世界上采用ＴＢＴ措施最多的国家（地区）、区域组织为荷兰、美国、日本与欧盟。发达国家在ＴＢＴ领域频频出招，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杀伤力很大。以中国为例，１９９８年９月１日，美国农业部签署一项新法令，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木质包装和木质铺垫材料须附有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出具的证书，证明木质包装在进入美国之前经过热处理、熏蒸处理或防腐处理，或者出口商出具无木质包装的证明，违规货物将整批禁止入境。据估计，当年中国对美出口约有１／３受到影响。又如２００３年３月，欧盟对进口家用电冰箱、电冰柜、洗衣机的能耗标签作了修改，在原来的Ａ到Ｇ的能耗基础上，引入更高能效登记（２００４年３月生效）。此举对家电生产企业来说，则加高了进口的技术壁垒。有关方面估计，该项修改几乎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所有家电，涉及金额３２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调查显示，２００２年中国７１％的出口企业、３９％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ＴＢＴ的限制，造成损失１７０亿美元。ＴＢＴ的隐蔽性强、扩散效应大、影响面广，已经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出口发展的最大障碍。
运用ＷＴＯ有关规则，打破歧视性和违规性技术壁垒
ＷＴＯ法律体系中，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关的文件，主要是《ＴＢＴ协议》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协议》（以下简称《ＳＰＳ协议》）。除此之外，还包括《装运前检验协议》、《原产地规则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服务贸易总协议》等文件中有关的条款。
根据《ＴＢＴ协议》的要求，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制定不能以限制贸易为目的，对进口产品实施这些法规和标准的过程中，要遵循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ＷＴＯ基本原则。该协议鼓励成员方在制定各自的法规和标准时，使用现有的国际标准。各成员的测试和认证机构应避免对进口产品造成歧视，并尽可能地相互承认各自的测试和认证。为保证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协议还规定了通知和磋商的详细程序。
《ＳＰＳ协议》的宗旨是保证成员方政府为粮食安全和动植物健康而采取的措施，并要求对贸易的影响保持在最小程度。协议承认成员方政府有权为保护动植物不受病虫害侵害、保证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不受粮食或饲料危害等，而采取卫生检疫措施。但这些措施只能在保护生命和健康的限度内，并根据科学的原则，如果缺乏科学依据就不应该保留。在实施过程中，同样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等ＷＴＯ基本原则。
一旦某一成员方实施了歧视性保护措施，受损害方就可以通过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要求该成员方改变其错误做法。其典型案例是"汽油标准案"。１９９４年９月，美国环保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案》，对进口汽油的化学特性规定了比国产汽油更严格的标准。１９９５年１月，委内瑞拉向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提出起诉，认为美国的做法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后经裁定，委内瑞拉胜诉。这是ＷＴＯ成立后受理的第一个与ＴＢＴ有关的贸易纠纷案。案件裁定的结果说明，ＷＴＯ作为多边贸易机制在制约ＴＢＴ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另一"海虾---海龟案"，也与美国有关。为保护濒危物种海龟，美国要求在海龟栖息地作业的捕虾拖网船须使用"海龟驱赶装置"，以便海龟逃离捕虾拖网。美国规定从１９９６年５月起，所有国家在与海龟共存的水域中捕捞的海虾，为能向美国出口，须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证明，表明在捕虾拖网船上已安装了海龟驱赶装置和实施了有关法律规定。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要求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成立专案小组，以判定美国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对ＷＴＯ的义务。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裁定，依据关贸总协定第２０条的例外条款，美国禁止未安装海龟驱赶装置而捕获的海虾向美国进口，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但歧视性地使用，使该措施不符合ＷＴＯ的原则。
建立防范ＴＢＴ的预警系统
如前所述，ＴＢＴ本身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与广泛性，跨越ＴＢＴ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跨入贸易大国的进程中，必然会打破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首当其冲遭遇发达国家ＴＢＴ的打击。中国在出口贸易方面要有长足进步，必须跨越发达国家的ＴＢＴ。为此，建立一套防范ＴＢＴ的预警系统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个系统中，首先要建立资料库，这个资料库中应有世界所有ＷＴＯ成员方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技术标准和正在实施的与ＴＢＴ有关的法规。这方面的工作属于基础工作，工作量很大，需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协同完成。其次，各行业协会应跟踪主要贸易国在ＴＢＴ方面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分析我国产业与其存在的差距，易被对方实施ＴＢＴ措施的情况，及时向有关企业提出通报，以便相关企业及早作出对策。
防范ＴＢＴ预警系统与应对国外反倾销一样，事关对外贸易大局，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可制定相关政策，也可建立专项基金，在人力、物力方面予以支持。
增强质量意识，实施"以质取胜"战略
当今世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寻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ＴＢＴ协议》在协调各签约方技术标准差异时，倡导实行国际标准的原则。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低，许多产品的标准大大落后于国际标准。发展中国家应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尽快淘汰低质量产品，加强技术研究与开发，实施科技强国、以质取胜战略，为跨越ＴＢＴ提供坚实的基础。
首先，各行业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ＴＢＴ协议》鼓励各成员参与国际标准化机构的工作，以确保国际标准反映自己国家特殊的生产和贸易利益。这不仅可以使企业熟悉国外技术标准最新的动态，也可以使本国企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其次，对国际上公认的技术标准，国内企业应力争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这样做不仅可以打破国外的ＴＢＴ措施，还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准，提高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这是扩大外贸出口的必由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许多企业与国民的质量意识比较薄弱。就以家禽出口为例，１９９６年８月，欧盟停止从中国进口禽肉；２００１年６月，韩国和日本相继对中国肉鸡禁运；２００２年１月，欧盟禁止中国动物源性食品进口；２００３年５月，日本再次禁止从中国进口禽肉及其制品。在这个过程中，禁了放，放了再禁，多次反复。其中有国外技术壁垒因素，也有国内企业本身的问题。比如，有些企业质量意识不强、防疫体系不完善、检测方法和监控体系落后，不能有效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在这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有所作为，应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促使出口企业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全面质量控制体系，使企业认识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对质量监控好的企业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与奖励。对那些害群之马则应重罚，情节严重者，应从行业中清理出去。政府监管政策与企业行为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博弈的过程，政府的政策工具应使违规者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还应使其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才能建立一套符合国家利益的质量诚信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