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入狱，朝野震动。东坡的知交多属旧党，此时已遭贬斥，在自身难保的情势下，他们大多敢怒而不敢言，但还是有人奋不顾身地上书营救。最早上书的是范镇。范镇在熙宁三年（1070）因推荐东坡而得罪于新党，愤而请求退休。东坡被逮时，范镇已退居许昌，御史们知道他与东坡关系密切，派人专程前来索取他与东坡往来的文字，他非但不避嫌疑，反而奋然上书论救东坡。家人怕他受到连累，竭力劝止，但他执意不听。第二人是退居南都的张方平，他上书力劝神宗赦免东坡，言辞激切，但因故未能上达朝廷。第三人就是东坡的胞弟子由，子由的奏章措词谨慎，但旨意恳切，他首先颂扬神宗有宽容之德，并极有分寸地为东坡开脱：“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唯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诗歌，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不可救止。”然后又转达东坡的悔过之意以及改过自新的愿望：“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份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最后申述自己的手足之情，并乞求神宗的宽恕：“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唯兄弟之亲，试求于陛下而已。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可惜如此情文并茂的一份奏章竟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与此同时，朝中有正义感的大臣们也对东坡援之以手。首先是当朝宰相吴充。吴充虽是王安石的姻亲，但对新法却持保留意见，为人也很正直。东坡下狱后的一天，吴充从容地问神宗说：“陛下认为魏武帝是什么样的人？”神宗回答说其人不值一提。吴充又问：“陛下一举一动都以尧舜为楷模，当然会鄙视魏武帝。然而魏武帝这么好猜忌的人，尚且能容忍弥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反而容不下一个苏轼，这又是为什么呢？”神宗大惊，说：“朕并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想召他到御史台来当面说清是非而已，不久就会放他出去的。”其次是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礼，王安礼是安石的胞弟，但他在政治上并不唯其兄之马首是瞻。一天王安礼当面对神宗说：“自古以来豁达大度的君主，都不因言论而处罚臣民。苏轼是个文士，才学高而官位低，难免有些怨言。一旦真的绳之以法，只怕后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希望陛下中止这件官司。”神宗回答说：“朕本来不想深究其罪，不过要让御史们言路畅通而已，我就为你宽恕他吧。”他接着又告诫王安礼：“你千万不要把刚才的话说出去，苏轼得罪的人很多，只怕御史们知道了会迁怒于你。”东坡的故友章�此时任翰林学士，也上书神宗说：“仁宗皇帝得到苏轼，以为是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关进牢狱，为臣担心后世会以为陛下爱听阿谀的话而厌恶耿直的人。”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为东坡说情：“岂有圣明之世却杀害才学之士的呢？”
最后，皇宫里地位最为尊崇的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为东坡说话了。当时曹太后有病，神宗每天退朝后都要到后宫去看望祖母。一天曹太后看到神宗神色不悦，便心疼地拉住他的手问：“官家为什么一连几天不高兴？”神宗回答说：“国事艰难，有好几件新政还没有头绪。有个叫苏轼的人动辄加以诽谤，甚至写成文字。”曹太后问：“莫非就是轼、辙兄弟中的一个？”神宗大吃一惊，问道：“太后怎么会知道这个人？”曹太后说：“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亲自策试举人回来，很高兴地说：‘朕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太平宰相！’就是指的苏轼、苏辙。他还说：‘我老了，恐怕来不及重用他俩了。但是可以留给后人，不也很好吗？’”于是曹太后问这二人现在何处，神宗说苏轼正关在牢狱里。曹太后听了黯然泪下，说：“因为写诗而下狱，莫非是受了仇人的中伤？我的病势已经很重了，不可以再有冤屈之事来伤害中和之气！”到了十月间，曹太后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神宗想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寿，曹太后又说：“不须赦免天下的凶恶之人，只要放了苏轼就够了。”十月十五日，神宗降诏大赦天下，凡死罪以下的囚犯一律释放。大赦未能挽回曹太后的生命，五天以后她便逝世了。东坡在狱中听到讣闻，又获悉曹太后曾为自己说话，悲痛异常，作诗二首以示哀悼，其第二首尤其感人：“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一声恸哭犹无所，万死酬恩更有时？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朝臣们接二连三地为东坡说情，最后连曹太后都出面了，神宗不能再无动于衷，于是他指派陈睦到御史台去复审，经核对有关材料，核定东坡的罪名是以文字讪谤朝政及中外臣僚，按律应处徒刑二年，适逢大赦，应予开释。此论一出，李定一伙大为惊慌，眼看着神宗要对东坡网开一面，他们如何甘心？于是李定再上奏章，反对赦免东坡：“古之议令者，犹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而已？轼之奸慝，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乱俗，再使之从政则坏法。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舒�也再奏一章，不但力陈东坡罪不容诛，而且丧心病狂地要求诛杀受东坡牵连的其他人员，他说：“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辈，因无足论。乃若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孙觉、李常、刘�、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御史们耸人听闻的谗言使得神宗又犹豫起来，对东坡产生了新的疑虑，于是他决定派一个小太监到狱中去探看虚实。一天夜里，东坡刚刚睡下，突然牢门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把手里的包袱放在地上当作枕头，倒头便睡。东坡不知底细，又不便打听，便只管自己睡觉。到了四更天，鼻息如雷的东坡忽然被人推醒，那人连声对东坡说：“恭喜学士，恭喜学士！”说罢便拿起包袱匆匆离去。原来那人就是神宗派来的小太监，他回宫后向神宗据实禀报，神宗获知东坡心胸坦然，便相信他确实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念头，于是决定结案，并绕开那些御史，从禁中特派冯宗道前往御史台复按案情，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降诏定谳。东坡得到的处罚是革去祠部员外郎和直史馆两职，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并令御史台差人押解前往贬所。受此案牵累的人士也分别受到惩处：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由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王巩由正字贬为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京城，立即赴任；收受东坡意含讥讽的文字又不主动上缴的张方平、司马光等二十二人分别罚铜三十斤或二十斤；另有接受了东坡的文字但是其中并无讥讽之意的章传等四十七人不予论处。
北宋建国以来的第一场文字狱终于落下了帷幕。由李定等御史们出面充当打手，由地位更高的权臣在幕后指使的乌台诗案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东窗密谋时预定的目标，但毕竟沉重地打击了旧党的势力。司马光等旧党重要人物虽然只受到罚铜的象征性处罚，但毕竟名誉大损，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年已七旬的张方平早已退休在家，但他在朝时因忠鲠敢言而受到新党的极端仇视，这次把他处于罚铜名单之首，分明不是出于偶然。而且王巩在此案中根本没有具体的罪状，却受到比东坡本人更加严厉的惩罚――贬往岭南的宾州，唯一的原因在于他是张方平的女婿，打击王巩等于打击其岳父。当然，本案最重要的结果是重重地惩罚了东坡，这个旧党中声望最高、才华最为杰出的人物，终于成了戴罪之身，他从此不再可能入朝任职，也不再可能对朝政有所讥评了。除了整个新党在政治上的全面胜利之外，发动此案的人们也各有所获，王终于清除了威胁其相位的一个隐患，李定终于报了私人的一箭之仇，张�、舒�等人既讨好了权臣，又替自己肃清了仕途上的潜在障碍，甚至连李宜之、皇甫遵等跳梁小丑也一定会额首以庆，因为他们从此就有希望飞黄腾达了。然而乌台诗案严重地危害了北宋皇朝的政治风气，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法规被彻底破坏了，士大夫勇于言事的良好风气被严重摧残了，本以激浊扬清为职责的御史台沦落成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工具了，朝臣们互相倾轧、陷害的习气变本加厉了，新、旧党人之间的仇恨更加深刻了，双方打击政敌的手段更加冷酷无情了，小人夤缘营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了，宋神宗梦寐以求的国富兵强的理想也更加渺茫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乌台诗案最大的输家就是宋神宗和他所代表的北宋皇朝。
至于乌台诗案的主角东坡，他在仕途上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还严重地得罪了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对于一个衷心希望致君尧舜的士大夫来说，这当然是人生道路上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东坡终于以惨痛的代价证实了自己的凛然气节，他终于没有辜负幼时在母亲面前立下的效法范滂的人生誓言，这未尝不是人生中一个辉煌的胜利。与此同时，远离了玉堂金马的东坡从此走进了荒僻的山野，远离了帝王将相的东坡从此走近了市井的平民，对于最终将以伟大的文学家垂名青史的东坡来说，这到底是灾祸还是福音呢？
神宗朝，以议变更科举法，上得其议，喜之，遂欲进用，以与王安石论新法不合，补外。王党李定之徒，媒蘖浸润不止，遂坐诗文有讥讽，赴诏狱，欲置之死，赖上独庇之，得出，止责置齐安。方其坐狱时，宰相有谮于上曰：“轼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虽有罪，不应至此。”时相举轼《桧》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又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上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苏轼默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为南宫舍人，不数月，迁西掖，遂登翰苑。绍圣以后，熙丰诸臣当国，元诸臣例迁谪。
（陈岩肖《庚溪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