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颓废是中外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往往集中出现于“世纪末”或“季世“这一特别时期，是“世纪末”情绪与“季世”之叹的产物，那些极为敏感、极具个性化的艺术家，往往是颓废的创造者。但因为受到俄苏文论的影响，从政治的、道德的角度评价颓废，遂将颓废视作一种反社会、反道德的不健康的文学现象对待，从而导致了对颓废研究的严重不足。表现为三：其一，不敢正视颓废现象，特别是在评价一些大作家大艺术家时，害怕指出这一点，有损他们的崇高形象；其二，即使触及颓废，也不敢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往往认为它是负面的，没有艺术的价值，或少有艺术的价值；其三，在面对颓废这一审美事实时，强力压抑颓废而使它成为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的盲区。因此，恢复对颓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并站在人文的立场来看颓废，显得十分必要。近年来，国内学界受到李欧梵的影响，研究颓废渐成学术热点，这是正视审美多样性的结果，也是承认生命丰富性的必然。发表于此的几篇文章，未必在观点上是统一的，但每一个人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与立场出发去理解颓废，是对颓废研究的一种努力推进。同时，期望引起学界的注意与争鸣，以便将颓废的研究推向深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陆出现了重新研究颓废的学术兴趣，李欧梵的《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影响颇大，很多学者不是照着他的话说，就是接着他的话说。其中曾令存的《漫谈贾平凹散文中的“颓废”》，是以李欧梵的论述观点作基础来谈贾平凹的。陈思和的《〈子夜〉：浪漫・海派・左翼》则有所发展，讨论了李欧梵所没有注意到的茅盾，将茅盾视作表现了颓废的作家，改变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总是简单否定茅盾的批评思路。不过，真正与李欧梵的论述反着说的并不多，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李欧梵关于颓废的基本观点，当然也就乐意使用而不加辨识了。可在我看来，李欧梵的这篇论颓废的长文，虽然有许多不移的论述，可是在用颓废来解释中国作家时，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故提出来加以研究。李欧梵关于颓废即“颓加荡”的认可，是十分精当的，对此一点，我基本同意。可是李欧梵将曹雪芹和张爱玲纳入颓废加以论述，让我颇费思考。李欧梵认为：
“如果这本小说中所表现的是一种颓废意境，那么其外在的表现是‘废’――一切皆已败落，而这个败落过程是无法抑止的，是和历史上的盛衰相关。其内在的表现却是‘颓’――一种颓唐的美感，并以对色情的追求来反抗外在世界中时间的进展，而时间的进展过程所带来的却是身不由己的衰废，不论是身体、家族、朝代都是因盛而衰。所谓夕阳无限好，也有时间上的存在意义：夕阳西下，日薄崦嵫的过程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只能悲叹其‘只是近黄昏’，而从一个年近黄昏的中年心态去追忆童年和青年的往事，当然更别有一番滋味。如果在艺术技巧上控制不好，就会流于伤感和自怜；反过来说，如果故作英雄式的乐观，则又不免虚伪矫饰，两者都不是颓废意义上的真谛。”
这就是说，《红楼梦》的颓废是真正意义的颓废。由于《红楼梦》中写了颓败，写了反抗，写了情色，所以是颓废的。又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可以纳入“颓废艺术”加以认定：
“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描述，不难发现这是和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的两句话呼应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活下去……’这断瓦颓垣的意义，正是张爱玲颓废艺术的精神所在，它又使我们忆起《红楼梦》中的断垣残瓦。”①
这样解释，仿佛只要写到了颓败乃至失败，就产生了颓废。这种关于曹雪芹与张爱玲的分析，说实话，与我原来的阅读感觉相差较大，我相信，与不少读者的阅读感觉相差也是很大的，正因为这样，李欧梵在谈到自己将张爱玲作为颓废作家加以论述时，也是承认会引起争议的。因为若照这样去理解颓废，《水浒传》中的一百另八位英雄走到末路，这恐怕也是颓废了。所有的悲剧作品，都可能从颓废的角度加以解释了。我认为这泛化了颓废的概念，模糊了颓废的内涵，将颓废与颓败、颓唐、荒凉等相混淆，故一见颓败，一遇颓唐，一感荒凉就认为是颓废，这才将曹雪芹和张爱玲强行拉入了颓废的行列。
李欧梵在解释曹雪芹与张爱玲时做了不少的改动，才将颓废的靴子套在曹雪芹和张爱玲的脚上。一方面是放靴适足，扩大颓废概念的内涵，以便将颓废套在曹雪芹和张爱玲的脚上时，不显得过于窄紧；另一方面是削足适履，才使他将颓废套用在曹雪芹和张爱玲的脚上，让人们浑然不知，其实，曹雪芹和张爱玲的天足已经被改削。
为什么？这是照搬西方概念的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产生了冲突而不自知。从对颓废理解的深度上讲，李欧梵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因为他具备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素养，对颓废的理解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其中认为颓废就是“颓加荡”，十分精到。但是李欧梵没有贯彻这个想法，而是在具体解释颓废时失去了把握的分寸，从而导致学界的不同意见。其实颓败、颓唐与荒凉本身不是颓废，颓败就是衰败，是从一个完整的建筑物变成一篇废墟，这是解体的过程并最后导致了解体，才是颓败。败落未必是颓废之废；未必败落的东西，依然可以在颓废者那里成为颓废之废。败落或者说颓败，描述的是物象的特征，是人的所见。颓废描述的是主体的心态特性，见到颓败可颓废，见到非颓败的事物仍然可以颓废。颓废与颓败有联系却又超越于颓败，所以，不是一切的颓败都是颓废。颓废之颓与颓唐也不相同。颓唐是绝对的消极，连生存都将放弃，在颓唐者那里，他连他曾经的颓废也是愿意放弃的。颓废却可能是相当积极的。颓废是将非他的人生方式与理念视作无意义，但却拼命地或者说是沉醉般地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意义。颓废既有放弃，又有追求。它是醉于人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就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而言，较多的是颓唐，遁入出世的一路；极少的是颓废，在一种沉醉的状态中放浪地生活着。可“颓加荡”则是在解体的过程结束并形成了最终的衰败或者结局中，却又有所生长，在废墟上长出了蓬勃的新草，这才是颓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种观点，颓废是对原有事物的解体，同时也在废墟有生长，有反抗，这才叫做颓废。但是颓废的生长由于是与颓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显得不伦不类，不像革命者的破坏，它要求的生长，是有明确的建设意图的。颓废者不这样想，它的生长是自然而然的，是不负有什么道德责任的。对此，李欧梵未能解释得更清楚，所以，他将一切写了颓败的视作颓废，没有考虑他曾经所强调的“荡”意，是颓废的一个不可缺乏的内涵，缺了“荡”就不是颓废，而只是颓败。并且这种“荡”起，不是离开颓败的“荡”起，就是颓败本身的“荡”起，才能形成颓废。将长在断垣残瓦的废墟上的青草移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去，这长出的青草就不属于颓废而只是青草了。试问，在曹雪芹与张爱玲的创作中，何处是“荡”意呢？《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复兴是“荡”意？不是。曹雪芹的赞美青春与爱情，就是赞美青春与爱情，不是颓废式的享乐青春与爱情。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结合是“荡”意？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结合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生命高扬的追求所产生的。张爱玲确实创造了废墟上的蹦蹦戏女人，她的生命力很强，可这个女人也不是颓废的女人，她恰恰代表着对颓败的否定。所以，曹雪芹与张爱玲只是写了颓败，由于没有刻意地去表现人物的“荡”意，所以决不可称为颓废。
那么，应当如何概括曹雪芹与张爱玲的这种表现颓败而形成的审美特性？我认为还是李欧梵自己运用的荒凉二字更恰当。曹雪芹是荒凉的代表者，不是一个颓废的人。张爱玲仍然是荒凉的代表者，不是一个颓废的人。荒凉与颓废不同。荒凉是认为人生为虚，虚得对人生的什么东西，都有些不相信，不追求。但荒凉可与世俗生活相共存，相信着却又怀疑着世俗甚至否定世俗生活，结果，是道德性的，日常性的，世俗性的，却又同时是非道德的，非日常的，非世俗的。颓废是认为人生是醉，它醉于罪中，此处之罪不与罪恶之恶相等同。颓废是醉得不可自拔，以一种反传统、反世俗的方式生活着。它是反道德的，知其反道德而生活着。但颓废未必不是在创造着一种新的道德形态，尽管这种新的道德形态要经过社会的再塑才能得以成型，但颓废者生活毕竟昭示着一种新道德的发生。从情感的角度分析二者，它们都是离理性颇远的。荒凉是活在情感中却是一种醒的状态，颓废是活在情感中却是一种醉的状态。醒者的眼睛是外向的，它望着天空，望着远方，还有些许生活的意义存在。尽管这些许的生活意义在荒凉的感觉中并不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实际上总是被荒凉消解着，这种生活意义还是存在的――淡淡地存在着，荒凉者的荒凉中，还是有些温暖的。可醉者的眼睛是内倾的，它望着自己，甚至是深深地望着自己的内心，它的醉一般的生活就是醉一般的生活，世俗的理想、进步、目标、意义、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最彻底的解构。颓废只为满足自己而存在而生活。在颓废者的颓废中，既无什么特别的温暖可言，也无什么特别的冷酷可言。曹雪芹和张爱玲都没有进入颓废的状态，他们在荒凉的状态中，已经获得了对于人世的大观察与大解释。他们是醒着而非醉着的。他们没有体现出颓废所常常表现出来的那些极端的行为，还是将入世看得太重要，即使反对入世，走向出世，仍然对入世有着不可小看的向往之心，所以生活得太绝对。他们是入世而又出世的，出世与入世在这里各有作用：出世解除了入世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精神迫压，入世补救了出世所可能带来的无边的思想疲倦。若比较张爱玲的荒凉与曹雪芹的荒凉，说张爱玲的荒凉出之于曹雪芹，这用来指张爱玲对曹雪芹有所继承，当然不错；但由此断言张爱玲的荒凉就是对曹雪芹的摹仿，那就错得不小。曹雪芹的荒凉不是表现在人生过程中，而是表现在人生结局上，所以，《红楼梦》在写到人生的青春时刻时，是神采飞扬，充满无穷诗意的。可张爱玲的荒凉则成为一种基本的叙事语调，她不仅在看待人生的结局上是荒凉的，而且在看待人生的过程上也是荒凉的。张爱玲没有对美好青春的激情回忆，她比曹雪芹更荒凉。荒凉在曹雪芹那里，还或多或少不是精炼的，作家对它的承认与接受中还有某种程度的怨恨与不满。荒凉在张爱玲这里，就因显示得更加充分而相当精粹了，作家对它的体认与负载是建立在欣然与把玩之上的。曹雪芹因历经坎坷看透世事人生而走向荒凉，这只是对荒凉的形而下的思考与摹写。张爱玲无甚大的经历而直觉世事人生就是荒凉，这是完成了对于荒凉的形而上的玄思与表现。
我认为，颓废中没有救赎，它也不需要什么救赎，颓废是纯粹个人化的，它生存了就生存了。荒凉是整体性的，荒凉中可以有救赎。我认为曹雪芹对过去的回忆就是救赎，因为过去是美好的，它被现实所粉碎，可在曹雪芹的心中却没有被粉碎，因此，《红楼梦》是对过去的青春美好的梦想，这里的救赎就是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来表露的。就张爱玲来说，她虽然是一个荒凉的人，在人生的什么热闹、欢喜中都能看出荒凉来，但她毕竟有其拯救之道，这就是张爱玲在一切失望之后，没有对女性彻底失望，她创造蹦蹦跳女人，赞美大神勃朗，她说这个世界可以让给女人来统治，都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线希望。这使得张爱玲的现代性成为一种含有拯救精神的现代性，从而与大多数的现代派作家不相同。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你稍一深入，就能读出她的荒凉，她也时时处处提醒你她的作品写的是荒凉，可你再一体味，张爱玲的作品中又是潜含拯救意识的，那种回归原始的体现在女性身上的孕育精神、创造精神，正是这个世界得以继续的源因，所以为张爱玲所重视。为什么张爱玲会有此种特性呢？这源自她作为女性的母性精神，而这一点正是在男性作家的身上所无法生发出来的。张爱玲的现代性由于产生在母性的身体上，于是便不是一种绝望的现代性，而是在悲观主义中透射出希望，但这种希望又近乎渺茫，这使她一方面批判了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解构了简单的世俗主义的满足，另一方面，她又或明或暗地流露出来人的重建的可能性，启示人们仍然是有路可走的，至少是他们必然走下去。张爱玲之所以被称作悲观主义者，在十分悲观的前提下，成为一个生活精细的人，并对此乐不知疲，将这些矛盾集于一身，就是在创造一种兼容的现代性，以开辟精神领域中的新路。张爱玲曾说她反对红是红、黑是黑的单一色的世界观，也可以说，她也是反对红是红、黑是黑的单一色的现代性的，所以，她创造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丰富的存在，不是对人生的一种简单的单向度的解释，而是对人生的多向度的启发。因此，当她的现代性成为观照人生的视角时，它是发散性的，紧紧地包裹着人生，向人生作全方位的渗透。
所以，错将中国的荒凉看作是颓废，是对颓废的不够深入的理解所造成的。那么是否可以将荒凉就当作中国式的颓废呢？我认为也是不可以的，因为荒凉是对颓败状态的顺延式思考，所以，是悲观主义的，颓废是对颓败的逆向性体验，所以不能称是悲观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乐观主义。
注释：
①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