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五年的历史，现在谈新世纪文学肯定会大多数人觉得操之过急，这与“文革”后“新时期六年”的课题组所受到的崇敬有天壤之别。朱寨先生与张炯先生当年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六年”，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新时期文学盛典与成就。然而，２０年后，当我们来谈论新世纪文学五年或六年时，想不到历史显得如此平淡无奇，人们的心理也如此平静安详。就这点而言，历史的变迁已经昭然若揭。平静的文学现场没有什么不好，多年前，王蒙先生就对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表示心安理得。那时人们都惶惶不可终日，认为文学的末日到来了，但王蒙先生，这位经历过新时期文学所有的盛大场面的人物却力排众议，他看到过去热闹的非文学性因素，那是借助历史之手借助政治之力，文学成为社会万众瞩目的头等大事。现在的平静是文学回到自身的平静，所有关于文学的事件、事物基本上可以说是文学本身的。而且社会呈现多元化，文化也多极化，表达途径和对现实的关注方式也多样化，天下兴亡并不要文学承载所有的义务和责任。
事实上，新世纪的文学也并未萧条下去，看看每年出版量惊人的长篇小说就足以说明问题，每年超过一千部的长篇小说如果还不能证明新世纪文学的旺盛那就只能说是人们的偏见在作祟了。如果说这只是表面的繁荣，那我们还可以看看新世纪文学的一些现场。
如果说新世纪文学有什么显著的特征的话，那就莫过于多极化以及不同极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跨度张力。在新时期文学六年中，中国的文学是一个整体，在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这一点上，文学有着共同的主题，共同的立场。尽管那时也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没有本质差异，只是谁反思文革更彻底些，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更全面些，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异化理论联系起来。那时一本书出来人们奔走相告，全国上下都读同一本书，或读同一篇小说，争论同一个话题。文学也是如此，都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恢复，似乎十七年的中国文学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只是在文革中断了一下，新时期文学已经接上了这个现实主义的传统。这倒是道出了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与十七年相去未远的本性。直到８０年代后期，文学界才开始真正分化。在２１世纪，文学已经无法构成一个共同体，不同代之间的差异被推到极致，这也是文坛乐于用代来描述不同的作家群落的原因。６０代、７０代、８０代等等，代沟决定了文学经验、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显著差异，决定了文学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巨大差异。５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处理文学中的个人经验与７０年代更不用说８０年代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但他们都可以在当今文坛存在，互不相干，各行其是。
新世纪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通信产业和电子产业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城市化势头强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媒体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步入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但在文学方面，中国对城市与消费文化的表达却极为有限。“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实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退场，代之而起的“晚生代”就面向当下现实，不再进入文本玄虚的领域。真正到“美女作家”群在９０年代后期步入文坛，当代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才进入文学表现视野。“美女作家”群不乏激进的时尚前卫，她们构成一群新新人类或另类写作的力量。但是，在２１世纪，“美女作家”时尚写作无法进行到底，昔日“美女作家”们也转向了底层、悲悯和分享艰难。根本缘由在于，关注底层的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立场重新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在主流权威的国家话语强调关注底层弱势群体，学院和民间知识分子一起高调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社会公正平等时，文学界不失时机回到了人民性立场――这是中国文学最拿手的最熟悉的立场。
新世纪文学并不像那么多人悲观失望抱怨说的那样只是垃圾和泡沫，这不需要用数量经济学去论证新世纪如何。新世纪的可贵和可爱之处就在于，垃圾、泡沫和好的，比较好的，较次的都可以存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学已经濒临死亡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市场还如此繁茂，这是不需要哭哭涕涕的。我想有些作品应该提到，这就不必历数新世纪数年的作品，仅就近二年而言，阎连科的《受活》是一部值得推崇的作品，中国当代的乡土叙事一直与现代更不用说与后现代是断裂和脱节的，《受活》有勇气嘲弄被模式化了的乡土中国叙事，它把我们所认为的后现代之类的解中心、历史祛魅、文本开放与黑色幽默的多样性元素卷进了关于乡土中国的历史和本质的叙事，如此纯粹的乡土，却又显示出如此强大的文本内爆力，它使乡土中国以其自在的形象反射出后现代的鬼火。范稳的《水乳大地》是一部厚重的作品，那种对神性的追寻和对生命和大地的亲近令人感动。王刚的《英格力士》以其纯净的风格，回到历史中，回到人的内心中，那是关于在失败中来体验尊严、价值和存在力量的书写。格非的《人面桃花》还是保持着对叙事驾驭，舒缓从容中的叙述有一种穿行的曲线之力。想一想莫言的《檀香刑》，那是令人惊惧的文学书写，莫言的小说永远有一种超出边界的东西，他总是在失控中把文学表达推到极致。他蔑视残酷，他的写作是残忍的，他的极致就是残忍，但决不是他的纵容，仿佛文字逃脱而去，那真是文学的解放时刻。李洱的《花腔》可以如此自由地穿梭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场域，革命史如何在个人与历史宿命之间找到一种可能性的重合。刘庆的《长势喜人》有一种令人惊厥的力量，生长的历史在神话中枯萎，转化成无语的力量。那种始终洋溢的欢乐，使文学象福音一样降临到无法理喻的当代现场。如果读读东西正在出版的《后悔录》，会看到文学在面对个人伤痛时还会如此自误自乐，那就是一种超脱，一种文学表达的自由了。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新世纪的文学场域中，写作的自由力量还在倔强地延伸。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