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精通外交的账房先生。 他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却以经济学著作闻名于世。 他曾任“中央银行外汇管委会”主任，官不可谓不高。
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一亿美元的基金，权不可谓不大。
他是美国通和国民党通，他却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就是――冀朝鼎。
“潜伏”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
应聘者是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的冀朝鼎。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陈光甫介绍了冀朝鼎。让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产党”，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应聘自然没有问题，并且在进去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搞垮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史界一般认为，法币政策是压垮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其始作俑者就是潜伏进国民党经济高层的冀朝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是山西老乡，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冀朝鼎生前曾对人提起，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
根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而这个经济学家就是“美国通”冀朝鼎。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他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自己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两人都认为冀很能干，结果冀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虽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提出按6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但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总认为他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后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陈立夫断定“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子文出的坏主意。”
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人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看言行是欧美人，看职位是国民党人，到最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共产党人。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共产党里的许多人也大吃一惊。冀朝鼎这样一个“三通”人才（即英文通、美国通和国民党通），玩起无间道来，自然顺风顺水。
1949年之后冀朝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他应该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冀的秘书廖训振认为。
1957年，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利用外国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经济信息中心；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这几点建议，在当时确实超前。
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1978年后，他的提议才在中国一一得到实施。
（清风醉雨荐自大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