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踏上社会的我和晓陆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共居的日子快两年了。在一家杂志社她做会计，我干出纳，几乎每天一起上下班。加上我俩都是圆脸短发，个头差不多，很多人甚至把我俩当作双胞姐妹。工作上的配合默契和生活上的互相关照，我们彼此相当信任。
父亲生病，我急着回家，把取汇款和寄稿费的事情就拜托给晓陆了。可5天后从家乡赶回来的我却意外地发现晓陆已辞职，老总说，她交清了帐目后，到一家化妆品公司工作去了。当我查找汇款单上的钱数和寄稿费的回单，一切都无影无踪。这两项加起来有9000多元呀!我心里紧张起来，晓陆她会不会?……这个念头迅速被我打消，怎么能这样不信任朋友?
回到宿舍，发现晓陆的房间已被房东贴上了封条，就是说，她已经搬走了。我抓起电话，拨通了那一串熟悉的call机数码。但是5分，10分，半个钟头过去了，一天，两天……我不断地call，但总是没有晓陆的复机。被骗上当的感觉把我的心都击碎了，原来友情在金钱面前如此脆弱，父母常跟我说，社会很复杂，要处处提防，难道连姐妹式的好友也要提防吗，这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怎么办?9000多元钱，要我差不多一年不吃不喝才够啊，晓陆，你为什么害我?万般无奈中我给家里挂了电话，听完我的哭诉后，父亲说了这样几句话：“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做出极端的事来，咱们家为人一贯诚实，让亲朋好友帮助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记住，解决问题时要给别人留有退路，我相信你会想办法。”
我的心安顿下来，也有了底气，经过一夜的辗转，我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过程――到每一家化妆品公司去找晓陆。日子一天天过去，全无晓陆的踪影，眼看着月底结帐了，我的嘴唇急起了串串水泡。有一天傍晚，我发现了晓陆的好朋友梅梅。
我向梅梅叙说了这件事。梅梅问：你有什么证据吗?我说：取汇款单时应该有她代领的签名和身份证号，还有日期可查证。梅梅说，我知道最近她做生意的父亲被人逼债，为了保护她父亲的生命，晓陆也是在万般无奈下才这么做的。我只能帮你约她出来，别的我就不管了。
那是一家幽雅的咖啡厅，大部分是情侣，小餐桌上摆着一枝娇艳的玫瑰，微暗和柔和的灯光给私语的人们笼罩了一片浪漫的氛围。而梅梅和晓陆正在交谈着。
我带着大学同学强――我暂时借来的男朋友，强长得高大威猛。我这样做是想告诉晓陆，我并不势单力薄。
我们径直走到她们面前：哟，晓陆，你们在这儿。我微笑着寒暄，把强介绍出来，并不客气地坐下来。这时我发现晓陆的神色十分仓惶，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我对强说，晓陆是我工作后最好的朋友，住在一起不说，经常一块吃饭、煮菜，好得像姐妹。我又回头对晓陆说：哎，晓陆，走时你也不给我留个联系地址，真不够意思。晓陆就说，真的太忙了，这边急着催我上班。我又说，晓陆，我托你的事你还没跟我交待。你可能太忙了，忘记了，今天可不可以给我个答复?我小心地斟酌着词语，既维护她的面子，又绵里藏针，我不想走到打官司的地步。
其实，我就准备找你呢，当时是我急着用，现在我准备了4000元，先给你这些，好吗?
好，现在我和强去你那儿，到你的新居坐一坐。我想的是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晓陆再一次消失。
当我拿到4000元和一张晓陆的亲笔借条时，不由得湿了眼眶。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让我对工作的每个环节都不再掉以轻心。令我庆幸的是，我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但又追回了款项，同时帮助了朋友，维护了友谊。
编后感言：
本栏选登了两篇互为参照的文章，分别涉及了追债与还钱的问题。其实，借钱给朋友本来是值得赞许的行为，因为互相帮助、扶危济困是现代社会的美德。但借出去的钱往往泥牛入海无消息。即便你费尽周折找到朋友，他很可能也百般推委，让你除了感慨世风日下没别的脾气。长此下去，人们只好对借钱的事“免一尊口”，哪怕是非常好的哥们儿、姐们儿。当然，也有些人借了钱不是不想还，而是没有能力还，待有了能力以后，还是要还的。这样的友谊自然会延续下去。事情就是这样，再美好的德行，如果有来无往，也注定要枯萎的。
(摘自《涉世之初》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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