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传播学会”年会，是台湾地区传播学界最高等级的学术会议之一，由“中华传播学会”主办，每年举办一次，所邀学者涵盖美洲、欧洲、亚洲国家和地区。2012年度的年会于本年度暑期在台湾省台中市静宜大学举行，年会主题为“跨域与转型：变动时代中的传播与互动”。在年会上，以台湾传播学资深学者与青年学人为主力的各国家和地区学者，通过论文宣读、专题座谈、主题演讲、大会论坛等形式（见表1），交流最新的传播学学术成果与研究心得，并较为典型地体现出台湾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新的动向。
表1：2012年台湾“中华传播学会”年会各论文宣读与专题座谈专场的主题
切口小而新、贴近生活、追寻时代的传播学研究
台湾传播学研究起步比大陆早，在传播学经典、基础理论方面的西化引进与本土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研究需要进一步向细分与纵深拓展；同时，随着时代变迁，台湾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现象都有进行泛传播学研究的潜质与价值；新一代台湾传播学者熟悉了自由、轻灵与后现代的生活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在研究中的许多制度性与思维性羁绊。所有这些，加之欧美传播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对其的影响，台湾传播学研究日渐呈现出切口小而新、贴近生活、追寻时代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在台湾“中华传播学会”年会上发表、宣讲的论文，都需经过数轮严格的匿名评审，所邀发言嘉宾也都经过较为严格的讨论与设计。会议上传递出的一些信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权威性。从本年度“中华传播学会”年会的论文与发言主题来看，本次年会共有入选的论文宣讲和专题发言151篇/次，符合上述特征的文章与发言达33篇/次，占总数的21.9%。具体的研究示例如下——
老人传播。即研究老年人传播的学理流变、理论建构（主体论、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实务策略、未来趋向等内容，如“老人传播研究之‘后设观点’——进阶理论建构的提议”等研究。
残障者传播。如研究在传播实务中如何与残障者沟通，如何影响他们的接受能力，以及新闻从业者与社会文化价值与残障群体的互动等。
健康传播。即研究健康行销（基于1945年Herry E. Sigerist最早提出的“健康促进”概念）沟通的形式、效果与趋势，促进民众拥有“正向积极的健康”，并获得预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经纪人传播。即研究艺人经纪人的历史、实务与场域，并以政治经济学的架构建立研究模型。
歌曲传播。如研究歌词的传播方式、路径及隐喻，以及流行音乐电台传播的音乐与社会生态、文化价值的互动效应等。
偶像传播。如研究“受众对偶像文本的接受诠释及其疗愈功能”等，此处“偶像”的概念既包括娱乐演艺人士，也包括各行各界的领袖群体。
网络社交传播。如研究“以社交焦虑倾向和感知匿名性探讨社群媒体中的自我揭露行为”、“以单纯曝光效果探讨社群网站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行礼如仪：探讨Facebook上的社交互动仪式”。
游戏传播。如研究“情绪激越程度与游戏暴力内容对情绪管理与享乐感的影响”、“谁在跟我对战？虚实对手因素影响暴力电玩游戏效果研究”等。
同性恋传播。如研究“男同志App交友的性别展演策略：霸权还是赋权？”“酷儿性作为自我呵护的方式”、“新兴社会运动的媒体策略模式研究：以2010～2011年高雄同志游行为例”等。
劳动传播。以研究传播作为劳动的话题为主，如研究“传播工作作为劳动”、“社造与传播作为劳动”、“学术工作者与集体组织的劳动”等。
泛文化传播。如某个资讯网站的文化中介作用，某种风格艺人的文化角色等；不过文化的最终指向是集体人格，这些泛文化的议题是否成立需要时间检验。
日渐重视对新科技参与下的传播进行研究
从年会论文发表和专题发言的主题来看，学者们对新科技参与下的新媒体新闻传播与传媒艺术传播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兴趣，这些话题近年来在台湾学界也不断升温。本次年会共有相关话题的论文宣讲与大会发言46篇/次，占总数的30.5%。综观所有相关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新技术、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学功用。如“新闻也可以3D？从动新闻看资讯理解与风险判断”、“台湾手机新闻APP之使用现况初探”、“超链接文本在新闻生产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影响”、“新媒体与文化遗产的保育”、“新媒体语艺情境初探”等研究。
二是新技术、新媒体的社会学功用。如“社会运动网路运用之困境：以台湾环境运动为例”、“新媒体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以马来西亚为研究现场”、“科技如何中介生活？重构‘小宇—iPad’的科技眷养关系”、“从数字学习到新素养：电子书阅读器对高中生社群的可能影响”等研究。
三是新科技的艺术学功用，特别是对传媒艺术发展的影响。如“利用眼动追踪法探讨数字影像图形之设计”、“以眼动及注意力模型探讨深度资讯对3D影像处理的影响”、“镭射扫描在影视制作与虚拟摄影棚的应用探析”、“数字影像本体转向的理论性探究”、“数字时代的光影盒子：台北金马影展的场景与文化意义”等研究。
日渐重视对大陆相关话题进行研究
本次会议对大陆话题的研究论文宣讲与专题发言共15篇/次，约占总数的10%。这些话题以新闻传播领域为主，兼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这些研究的主题，有的涉及传播学与经济、管理领域的结合，例如“两岸电视购物市场现况之分析”、“开放大陆广告在台刊播之影响分析：政治、经济、产业等面向之初探”等；有的涉及传播学与社会焦点话题的结合，例如“‘烟草院士’及媒体科学神话的解构”、“商议何以可能？——以番禺垃圾焚烧风波为个案研究”；有的涉及新闻传播实务领域，例如“内地隐性报道的现在和未来——以《城市信报》为例”等。
随着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融通日益增进，从“交流为大”的角度而言，台湾学界重视大陆问题的探讨值得肯定。但是在探讨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研究需要有研究者翔实的资料搜集和切身观闻体验的参与，尽力避免负面的价值预设与刻板印象作祟。2.充分认识到大陆地域广博、各方元素差异大的情况，拓展大陆问题探讨的思维广度，以实现研究的深度与高度。3.学术研究不是兜售政治符号，此类话题的研究特别需要避免越界。 经验思维与批判思维的研究体量不均衡
由于台湾传播学学术演变的特殊性，台湾中青年传播学学者多是留美博士。这一学者学术背景结构之于台湾传播学的发展益处不少，但是也导致了一个突出问题：过于追求美国经验学派流脉和其量化研究的方法，而相对而言，对欧洲批判学派流脉的批判态度与思辨思维的吸纳便显得过于不足。此现象已在台湾传播学界存在30多年，几乎伴随着台湾传播学研究的起步同时存在，而通过本次年会来看，这一现状在新一代学者的研究取向中，并未有所改变。
量化研究的方法有许多优势，其稳定性、统一性、精确性、系统性的价值，意义重大。但对量化研究过度地使用与沉浸，会造成遮蔽社会学科整体视野与精神高度的弊端：1.容易让我们陷入“唯方法”的治学思维，而非从问题出发去探究未知。在学术研究时，往往多只会套用定型的西方理论尤其是美国理论，方法也多是以美国经验学派所秉持的定量的、统计的、问卷的方法，仿佛除此之外就没有科学性，如此现象值得深思。2.容易让我们迷恋于事实之中，皈依现行传播体制之内，渐失跳出体制进行宏大批判的意识；也容易让传播学者，更多地重视带有功利色彩的传播效果与受众，而较少将落脚点放在传播的意义与价值上。3.容易让我们在越来越精巧地玩弄数字与西方理论的同时，忽略对更大层面实际与实践的深度观照与参与。如果一切期待数据呈现，期待精准已知，如何构成深刻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
通过本次年会呈现的台湾传播学研究除具有上述特点之外，一些常规的台湾传播学研究领域与话题在本次年会上依然有体现，例如研究政治传播的“文字新闻引述电视政治访谈之初探性研究”、“官方消息来源之模糊传播研究”、“变型的政治宣传：以第三人效果探讨政治置入性新闻”等著述；
再如研究媒介法律、规制的“跨传媒并购之法律规范困境”、“从英美并购案之案例看媒体集中度之管制法理及原则”、“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解析执照政策”等著述；
还如研究媒体公共性的“论‘弱连结’与‘亲密性’概念对传播领域内‘公共性’研究的启发”、“公用频道节目内容分析：检视媒体近用权的在地实践”等著述；
也如研究日本文化在台传播的“从《门鱼》到《艋胛》：向日本性倾斜的YA电影类型元素”、“从《艋胛》看当代台湾电影的日本性”、“‘武士道’在《艋胛》登场——从Raymond Williams文化理论分析台湾电影中的‘武士道’之文化转变过程”等著述；
亦如研究媒介素养的“媒介伦理与新闻专业教育：新闻传播科系的认知、态度与实践”、“烟害媒体识读教案设计与其成效评量之初探性研究：烟害防治结合媒体素养的教育策略”等著述。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