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有着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献给两国未来几代人民的一份文化、教育礼物。”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的美方总协调人约瑟夫·里德在2012年8月28日接受第六届“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发表获奖感言时如是说。该项目中方总协调人、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的专文就此项合作的实施过程作了介绍，并分析了项目的主要特点。本刊将黄友义的文章和里德的访谈一同刊登，以期与同业分享。
《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是中国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的合作出版项目，到目前为止，是中美之间层级最高、规模最大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图书合作出版项目。与其他的合作项目不同，这个项目是由双方共同策划选题，中外作者主要是中国作者和美国作者，还有少数几位欧洲作者，选择自己最熟悉的主题，分别撰写，然后双方互换文章，征求意见，最后由出版社定稿，用多种语言出版，包括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韩国版等。项目最早策划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但是真正开始运作是1990年。1992年双方正式签约，1997年出版第一版。
截至目前，该项目第一阶段共出版了9卷图书近20个不同版本，包括：《中国绘画三千年》、《中国古代建筑》、《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论》、《中国古代雕塑》、《中国书法艺术》、《中国陶瓷艺术》、和《中国丝绸》等。图书出版以后，在中国和美国均有获奖，也成为领导人对外赠送的礼物和大型文化活动的奖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外文局和美国耶鲁大学还获得国际休战协会颁发的“拓展奖”。另外，美方主要负责人约瑟夫·里德和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获得了2012年“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8月28日里德副秘书长本人和莱文校长的代表在北京接受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颁发的奖状。这个项目有四个突出特点：
第一，享有中美两国高层的支持。
这是该项目在当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该项目虽为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但是有着史无前例的高层支持。美国率先成立了顾问委员会，由老布什亲自担任顾问委员会荣誉主任，基辛格任主任，从上世纪70年代的国务卿罗杰斯到20世纪最后一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均为顾问委员会成员，由老布什的私人朋友、原白宫礼宾司司长、联合国副秘书长里德任美方总协调人。
中方看到美国的名单后，组成了以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为荣誉主任。前人大副委员长、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为主任，包括王蒙、范敬宜等文化和外交界名人的顾问委员会。
双方还组建了各自的学术委员会，中方成员包括季羡林、张岱年、李学勤、杨新、欧阳中石、林戊荪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启动的时代背景。项目的实质性谈判是在1991年，1992年签约，当时中国经历了“八九”风波，中国在美国的图书发行渠道受到剧烈冲击，在纽约和芝加哥专门发行中国图书的美国书店也相继关门。接着是苏东剧变，中美关系进入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政界、外交界、新闻界反华声浪甚嚣尘上，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图书出版发行举步维艰。幸运的是，我们一开始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策划机制，有一些对华友好的汉学家参与项目，又选择了耶鲁大学这样一个培养过若干个美国总统的主流学术机构作为合作伙伴。回头看，如果当初没有美国官方的支持，这个项目根本无法起步。
据美国后来解释，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项目，是因为在官方交流遇到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希望通过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以民间的方式与中国保持联系。况且，我们当时谈的合作并不是单向的，双方计划日后择机出版一套介绍美国文化与文明的图书在中国出版。
第二，给双方学者提供深入学术探讨和交流的机会。
这个项目从选题策划、撰写到审定都由双方平等参与，由两国的学者撰写各自最熟悉的篇章，然后互相审看修改。这种合作模式是中国对外出版的首创，而这种模式也保证了书稿的权威性和在两国受到欢迎的程度。
参与该项目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十分看重能与中国权威学者探讨学术问题的机会。他们希望通过跟中国学者的交流，得到平时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化课题时享受不到的条件和机会，比如到故宫博物院、地方博物馆观摩一些他们致力于研究的文物原件，参观一些平时不对游客和一般访问者开放的考古现场等。参与这个项目的美方学者均是学术成就颇为突出的权威人士，如研究中国绘画史的高居翰、班宗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同样，中国学者通过这个项目也有机会深入了解收藏在国外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了解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角度和观点。
我们在这套图书的编写过程中，尽量为学者提供令他们向往和珍惜的交流机会。学者们最为看重的是大家能在一起就一些各自研究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
第三，强调对不同观点的包容性。
该项目的独到之处是从选题、策划到审稿都是双方平等参与，撰写各自熟悉的部分，但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时的方法和侧重点必然有很多不同之处，如：中国学者在撰稿时强调一幅作品的学术含义和特点，而西方学者特别希望向他们的读者交待书稿中涉及的每一件文物、每一个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又比如，中国学者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西方学者对中方学者的这类观点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些文化的冲击和交融都在书稿中有所体现。另外，这套书由双方各自选择一位知名专家写序，中国学者站在中国人的角度阐述观点和立场，美方学者则致力于帮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特有现象。中方和美方的不同角度，甚至是文化冲突，在两个序言里得到体现。而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和包容恰恰给双方提供了宽松的交流环境，赢得了学者的欢迎，也大大有助于这套书在美国进行商业推广发行。
第四，拥有一支国际化的文化交流队伍。
上世纪90年代项目策划伊始，双方认定这个项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经典画册系列，二是哲学经典作品系列，三是中国文学作品系列。最初双方计划三个系列共出版70种书。目前第一阶段的9个选题已经吸引了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的上百名学者参与作品的研究和写作。
从事这样一个项目既需要国内外的权威专家学者的参与，还需要从事对外交流的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外文局有许多长期从事对外交流和出版的专业人才，他们擅长与外国同行沟通，懂得国外受众心理，掌握对外交流技巧，成为中外作者之间有效交流的润滑剂。最初，美国人对这个项目信心不足，正是外文局这支团队的献身精神和专业水平帮助美国人下决心于1992年同中方签定了合约。
当然这个大型项目也有一些遗憾，值得认真总结，主要有两方面。
一、资金不足延缓项目进程。大型项目通常要有资金的保证才能有效进行。这个项目启动初期正值对外宣传的一个低潮，因此这样一个纯粹宣传中国文化项目的所需费用却不得不由美方单方面筹集。美方专门组织了以洛克菲勒夫人为首的名为“中华文化与文明项目之友”的机构负责在美国集资，中方派人参与游说工作。美方筹集到了400万美元，但是由于是单方面筹资，筹资过程十分漫长，既延缓了项目的进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双方管理团队的积极性，还影响到专家学者的参与热情。
二、推广不力消弱项目影响。国际项目要利用国际舞台推广才能提高影响力。这个项目的第一个产品——《中国绘画三千年》出版之后，在中国和美国都举办了首发式，在媒体上进行了推介。但是，后来没有利用国际书展的机会重点推广，既没有举办任何论坛，也没有进行专题推广，这直接影响了扩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