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海姆曾说：“代际问题是重要的，也值得对其进行严肃的研究，该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向导。如果人们想要对我们时代中越来越快的社会变迁特征有更准确的了解的话，那么此问题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一般说，“代际”指时间坐标系的某一断代群体，他们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文化心理、价值观念近似。因而，同一代际群体指“出生于同一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体验，因而显示出相类似的精神结构和行为式样的同时代人”。出生时代是代际指认的基本前提，而在此之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变革，会相应地形成这一代际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群体意识、精神结构等代际文化的东西。可以说，农民在现代性转型的代际差异，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隐秘线索。王一川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难道仅仅由精英人物的活动所决定？精英人物的活动固然重要，但人数远为巨大的普通的民众生活呢？”“现代性，标明的远远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转型，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或生活世界的转型。它涉及的不仅有思想或认识，而且有更为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心理模式和审美表现等等。”因此，尽管不能说乡下人的某种心理体验、某一历史意识、生活方式必定属于哪个代际或唯哪代人所独有，但新时期文学在对“乡下人进城”这一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事件的思索和艺术表现上，已呈现出某些时代意义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只有通过代际文化的比较视角才能体现。
以“代际”方式对现代性转型的农民进行划分，是将社会学方法移人文学的结果。这里须“追究”代际划分的生成及如何反映现代性转型语境下的农民文化、精神、价值心理。首先，代际划分体现农民的“表意欲望”、“焦虑”与“认同”情结。从“60后”、“70后”、“80后”农民进城可知：每代农民在共同涉度现代化“河流”的状态下，都有真切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及人生态度。“致富”追求逐渐增强、人文精神渐趋弱化和文化心理多元是现代转型的暗线；其次，农民代际差异与现代化进程互动性、关联性强，现代化深刻影响农民的心理体验，塑造其精神特质、时代特征，反之，作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生成现代化的某些内涵、特征，甚至影响和左右现代化方向，二者发生着深沉的同构同质。
“60后”农民是矛盾的一代，这代农民没有完整的“文革”记忆，“文革”时代、新时期和商品经济时代是他们经历的三个重要时期，“文革”末世的破碎图景、80年代包产到户的现实和90年代消费文化的狂潮构成的“三接头皮鞋”，成了他们的共同经验、文化资源和现实景观，这三个历史经验叠加，塑造出与众不同的代际特征，主要表现为踯躅在致富与伦理、公平与效率、务实与理想、道德与经济、责任与奋斗、个人与家国的两极之间，开启了新时期乡下人进城的故事。高加林、孙少平是他们中的代表，在这二人的身上，呈现了一些明显的代际特征：忧国忧民，关心国际国家大事、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情结、热衷讨论人生意义、人类远景（如孙少平看的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等宏大话题，关注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建设，等等。他们的主体性突显：自强而自信、奋斗而有为、聪敏而博观、自主而坚韧、硬汉而乐观。
从高加林“进城”，尤其是孙少平的进城务工，可以看到“60后”进城的目的在于改变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从底层向上流动，其实质是“现代性焦虑”：与现代化焦虑紧密相连的身份置换的努力，以及勇于历史担当，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追赶意识。时间浪费和身份限制使这一代农民的现代性追求有明显被禁锢并“急欲”弥补失去时间的“意味”和“向命运抗争”情结，这种命名及“代”的更替，使其产生要脱胎换骨和奋起直追的行动，因而，他们以新时期第一代“乡下人进城”的姿态反叛彼时的政经环境、破除城乡二元对立，便具有一种时代“合理性”与“真实性，“60后”乡下人进城的追求，更突显一份浪漫气质、人文情怀和关怀国家民族、关心现代化建设的自觉和行动上的努力，他们把现代化追求、自身命运、人生价值与民族国家、人民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
比如，孙少平——这位刚从人民公社挣脱出来的农民，进城到煤矿当“揽工汉”，他在难以想象的困苦中，不改其志，不仅酷爱阅读，且热衷于和恋人田晓霞谈论国家大事，“苦难”只是砥砺品质的调味剂，而他的精神、主体、思想和人格则始终高扬并胸怀天下、兼济苍生。这位农民工的先驱者历尽艰难仍惦记“全员工效”：“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美国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矿，我国全员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里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饶有意味的是，待到当下，“全员工效”反成为资本家“榨取”80后、90后农民工的利器，郑小琼的诗歌、王十月的小说里再也难以找寻这样的阶级主体。而孙少平的“难兄难弟”——高加耕则被塑造成县城万人瞩目的“明星”，作者给予了他毫不掩饰的偏爱，把许多美好的词赋予了他：才能、潇洒、惹眼、标致的漂亮小伙子、吸引力、姑娘给他飘飞眼、篮球主力、英姿勃发、篮球技术一流……，“高加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在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里，具备这样多种才能、而又长得潇洒的青年人并不多见——他被大家宠爱是很正常的。……高加林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
显然，“60后”某种意义上，被塑造成“乡村才子”，具有那个时代精英的某些特质——“依靠知识建构主流身份”，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能在特定场域里，成为行动者们获取社会地位的凭借。”对于“60后”来说，知识就是其文化资本，而城市就是其建构主流身份的场域。不论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人们相信，在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流动中，有可能凭借文化资本，在现代性转型中，为自己的理想提供施展作为的空间。“在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知识（文化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在革命年代所获取的道德优势和精神高地迅速丧失，城市这一现代场域分配给他们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少，60后、70后、80后乡下人进城的历史路径，实际上表征“乡村才子”的“文化资本”的位置迁移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转换的艰难：“这是近30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化资本一枝独秀占据优势；随着90年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经济资本取代文化资本的优势地位；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入，经济资本已经从社会场域侵入到文化场域，并形成强势。”从此，后代农民不得不走上既不能依赖文化知识发达，又难以通过劳动致富的两无依傍的道路，而这，恰恰是现代性转型中乡下人进城的最大困扰。 新时期不乏表现代际冲突的小说。一直以来，乡村邻里、师徒、父子、宗亲、母女、师生等人际间的简单、清晰的伦常关系，都遵循以儒家规范为基本框架的秩序，市场经济进入乡村后，开始在“60后”农民那动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乡村伦理发挥两方面重要作用，对“内”安顿个人心灵，对“外”调控乡村社会秩序。前者针对个人伦理，强调个体道德修养，要求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过程，达到完美人格境界，实现最高德性；后者针对社会伦理，强调乡村和谐有序，在社会的“差序格局”中恪守本位，守“礼”勿逾。这两部分在伦理学内延伸出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核心分别是“仁”、“礼”。因此，乡村伦理体现为“仁”体“礼”用的张力结构，主要有忠贞不二、诚实守信、入世济世、敬重人伦、孝敬前辈、重情信义、助人为乐、道义担当、勇挑责任、知恩图报等，所谓“书香传家久，耕读继世长”即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的表征。商品经济发展后，理性经济和等价交换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度量农村的活动，基层文化甚至教化的缺失，加重经济交换理念带来的对经济公平的追求和对社会公平、乡村责任的漠视。于是，没有“远亲不如近邻”，有了“亲兄弟明算贝长”；没有“一个篱笆三个帮”，有了“亲是亲，财是财”。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失根，“60后”农民产生了诸多困惑。《鲁班的子孙》即是此例：小木匠秀川是1980年代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年轻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乡村才子”），与高加林追求精神文化和人生自我实现有所不同的是，他将现代化追求定位在“挣钱”，思路开阔、头脑活络、敢于竞争，且进城见过“大世面”，返乡后成立私营木匠铺单干，他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敢为人先，讲求优胜劣汰，凭精湛技术赚钱，背弃乡村乡里乡情、扶危济困的传统，他在与父亲冲突后再度出走。曼海姆在《代问题》一文中提出社会的五大特征：文化过程的新参与者出现；此过程中原有的参与者逐渐消失；任何一代的成员只能参与有限的历史过程；有必要将积累的文化遗产传递下去；代际更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见，代际问题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连续过程，本质上是价值的变迁。年轻一代从小受传统价值的熏陶浸染，成年后又受现代性价值冲击，对他们来说这既是保留又是扬弃的过程，是价值重塑的过程；相反，老一代对传统价值的信仰更强，现代性难以改变其原有价值。两代人对价值的理解不同，出现了“父子的冲突”。
小木匠的黯然离去，表征了以父权为圭臬的儒家规范的解体和现代性转型中农民的代际分野。现代化已使他成为与前辈格格不入的‘新农民”，道德与经济的冲突是这一文本的肌理，在此，与商品经济和市场逻辑这一现代性历史前提相适应的“经济人”（“60后”），其利己动机至上的人格与价值理念，和“道德人”（“40、50后”）是分裂的，前者获得经济与思想上的独立，但并未获得文化意义上“个体人格”的独立与完整，代际差异呼之欲出。一句话，以小木匠为先锋的“60后”已探头探脑地尝试将一只脚踏人陌生的现代化域景。朱杰指出：“小木匠正是属于那种在作者看来十分难得的、具有‘商品经济’头脑的、‘素质’很高的人——既然‘农村正处在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之中。’既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正在于所谓‘人的现代化’，那么，小木匠这样的人，不正是弥足珍贵的吗？！”自1980年代始，面对强大的“致富意识形态”，“60后”无疑最早遭遇到伦理与金钱、道德与经济的冲突，最早开始“人的现代化”。《鲁班的子孙》铭刻时代、代际的症候，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乡村伦理与优胜劣汰、相互帮衬与自由竞争成为文本的困惑。
“70后农民”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现代化转型合谋打造的一个世代。这些人“在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巨大的变革中成长。他们经历过历史上的匮乏和压抑的过程，却又在一个异常活跃和饱含激情的变化的时代里从青春迈向中年。他们对于当年的生活只有模糊迷离的记忆。而他们成长的青春期，却是改革开放之后价值和文化都相当不稳定的阶段。‘方生未死’，他们充满了诸多过渡性的气质和表征。”因此，“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既有“新”质素，又赓续乡土的老魂灵，作为“半新半旧”的人物，较之“60后”，他们少了责任感、使命感和浪漫隋怀，多了客观为己、利益至上的考量，少了集体主义、主观为人，多了个人奋斗、小康致富，多了胆大妄为，少了规矩人情，多了飘零怨羡，少了达观向善，显示了时代赋予的鲜明“过渡性”、“成长性”、“矛盾性”代际性格和精神特质。
荒湖的《谁动了我的茅坑》《长江文艺》2008年第10期描绘了这样的“70后”。花头兼跨城乡，既以城市为打工地，又时常回家，可视为流动的“现代性”。现代化追求中，他在生长出新基因外，仍保留不少前辈的老脾性。新的看：花头常年在城里打工，时间、金钱、家庭、两性和人际交往关系等方面已有不少城里人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加上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在土村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他的见多识广与成长性甚至生发出某种阶层认同：“国禾，看在咱们没出五服的面子上，我今天提醒你一声，你和我一样，都是这社会的穷人，穷人要站在穷人的一边，不要糊里糊涂地站错了位置……历次革命告诉我们，一个人站错了位置，到时候是要吃亏的！”但老脾性之一即“阿Q习气”，表征为：仇富狭隘。花头认为疤子不该比他富有的理由是疤子不如他，“连个标点符号都写不好”，是靠女儿的下身发财；逞强使气。花头不愿意出让茅坑，不是对祖产尊重，也不是对物权的理性维护，主要是与疤子“斗气”和维护虚弱的“面子”；色厉内荏。表面敢与强邻抗衡，内心深处则对有钱、有权者充满畏惧；无聊报复。到疤子家拉屎、糊牛粪，对疤子进行诽谤贬损等，这些阿Q式的做法幼稚卑琐。这个外表和某些观念正在加速“现代化”的“70后”，本质依然“矛盾”。在社会全面转型和乡村裂变中，仍未脱胎换骨适应现代化变革，他是身在城市，心却留守的过渡人物。花头最后不战自退和他家的茅坑被拆，是历史的必然。这个传统文明和乡村文化最后堡垒的坍塌，预示现代化对乡村的全面接管。
对于“70后”农民，致富是动员令，是千万个原子式的乡下人的自发追求。“致富”只是喻示，相较于城里人的物质富足、生活美满，他们的“致富”即温饱，进城就是从事城里人不屑干的工种：保姆、保安、建筑工、小摊贩、陪护、服务员、工人……，以劳动换取养家糊口。正如《都市灯火白》（柯江）中的小七和他的穷哥们，贱卖房屋，送掉所有东西，断了对家乡的念想，誓死不回头而进城打拼。他们进城只希望不要重复前辈脸朝泥土背朝天的生活，能到城里过活，共享都市文明、现代文明。这些“70后”进城的过程，既是从外到里浴火重生——从衣着打扮到内心生活方式都向城里人学习的过程，也是农耕文化进入都市文化小心翼翼，努力涉渡、贬抑自己的过程。 周崇贤小说《杀狗》展示了“70后”农民在转型过程中的某些过渡性代际特征：自卑却胆大、莽撞而自傲、物化而畸态。主人公王二在研究心理学的城市女生安娜看来，他这种外来人员进城的唯一方式，就是打工、做点小生意，至少偷鸡摸狗，否则没法在城市混。她认为，王二潜意识里的自尊和自卑，对城市的无比渴望、仰望，给她卡里存钱、找她这个根正苗红的城市女人等一系列行为，都可以归人心理学范畴研究。王二历经屈辱与不堪，但成功了。他的期货证券生意与富足让他高居人上，成为城市“主人”。他颠覆城里人对农民工“笨、脏、土”的刻板印象，以一种狠性、霸性、狼性，在城市无比强大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他成了城市的征服者。至此，他却陷入更痛苦的深渊：他对城市已没有爱，有的只是肆意的嘲讽、亵渎、报复。他将城市看作华贵的淫妇，需要的是出口恶气的占有和征服。他以男人的强悍、生猛与充血的硬度揭竿而起。正是在这样的变态心理支配下，他与许多有着扎根城市梦想的“70后”乡下人一样，对城市女性的需要，更多是心理问题，作为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和占有城市的实体性行为。这样，他进入安娜，就像获得城市的认可与接纳，获得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心灵的漂浮、身体的躁动以及长期的焦灼和压抑都得到暂时的安慰和妥帖。
资本的关键问题是积累和转换，经济资本亦然。布迪厄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王二在经济资本的积累方面非常勤奋。当“文化资本”作为“70后”进入城市的“敲门砖”开始失效时，经济资本升值，不甘做卑微打工者的他们，经济资本理所当然成为首选。王二是“70后”农民在城市立足“成功”的标本。
因此。自改革开放，“70后”农民对“经济资本积累”已成为首要焦虑：在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语境，这代农民在整体上放弃了“高加林式”的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疏离自诩的精英式的文化立场。应当说，“新生代农民”特别是“70后”很难在城市排拒、乡村被“抽空”的年代消解致富焦虑，实现现代化转型，因而，表现怨羡、认同现实、强调务实便成为这代农民建构起来的“人生原则”。舍勒论述了怨恨的群众心理学基础，怨恨作为普遍存在的情感，有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他宣称：“原则上所有的人彼此都能进行全面比较的社会，绝对不可能是无嫉妒和无怨恨的社会。”舍勒的观点可概括为：（一）怨恨型人格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人格类型；（二）现代怨恨型人格产生的土壤是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舍勒将现代社会定位为“普遍攀比”的社会，其意是，现代个人只有将自己与他者进行比较时才能确定自身的价值。因而，现代政治所承诺的平等和乌托邦与城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一旦在攀比的价值量度中被衡量，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就会酝酿社会怨恨。王一川对怨恨理论作了符合中国现代化语境的引申，他指出：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心态构成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基调。也就是说，追问中国现代性精神如何，怨羡情结正可成为支点。因而，与怨羡情结相伴随的求变动力，是“70后”农民代际特征的实质所在。怨羡情结是一种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深层体验，尤其能传达王二们的特殊生存状态，包括与此相连的焦虑、嫉妒、失落、不甘、迷茫、报复等心态。
总之，“70后”农民既要无情抛弃高加林式的浪漫情怀、孙少平式的硬汉情结，又缺乏“励志”意识和精英情结，逐渐偏离“60后”农民给定的方向，呈现出自有的代际特征，成为当代中国现代性转型中具有“过渡性”的“另类”。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新世纪以来发生巨变。“80后”新生代农民，已远非高加林、疤子可比，他们进城务工是基于乡村凋敝、同辈相约，是基于谋生，这种生存方式，与一份职业相连，既可以是快递配送员、餐厅服务员，也可以是中小企业工人。在长、珠三角等东部的广袤地区，新农民深刻体验现代化城市生活，这些年轻时就“进城”闯荡的新农民，对手机、电脑、网游、歌星、足球津津乐道，熟稔自在，他们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上，与前辈迥异，他们身份虽是农民，但已受到现代化洗礼，是似曾相识的陌生人。有学者指出：“新生代的外出动机发生很大的变化，已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属于经济型动机，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机是见世面、谋发展。”因此，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小农意识浓厚、猥琐狡黠、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与城市年轻人相差无几。他们的奋斗意识、公民意识、维权意识、生命意识、享乐意识十分鲜明，他们进城务工，是带着对现代化的渴慕，对契约精神、法制精神与工具理性的推崇而出现的，这就决定了这个世代的特点：“价值追求的自我性、时代进取性、发展变化性、双重边缘性（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
巴赫金认为，有两种成长小说，一种“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种“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个新人是成长中的人物，“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小说中成为变量，有了情节意义。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改变人物命运及其它意义。”巴赫金在此提出成长小说蕴含的开展意义——不仅是人在世界成长，且由于人的成长也促使世界改变。“80后”农民正是与世界共成长的“新人”，他们身处现代化转型，穿行在时代“接缝处”求变——将由“老中国的儿女”化为“新公民”。
“80后”农民的出场标志着“农民身份”越来越弱化。实际上，今天的他们，除了因户籍“出身”而被指认的“阶级胎记”，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心理、外观，与城市青年已相差无几，他们不少人接受过中等甚至高职、本科教育，因种种原因，他们聚集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二三产业，“打工”不再被视为农民的专属，而仅仅是城乡青年通用的谋生职业。事实上，北上广也集聚了大量来自各中小城镇的打工青年，加上当前大学生就业预期低、就业岗位低端化，也无形中破除“打工”一词所背负的“歧视”和“农民专利”色彩。于是，随着阶层上升通道的窄化及阶层流动固化，他们似乎更加“安心认命”。如果说，高加林一代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以文化资本及由此而得到的象征资本向城市流动并获得可能，对于80后农民，知识已不再与权力、资本、身份、地位结盟，甚至顶不上普通农民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因此，当“读书无用论”再度回响并内化为新生代农民的实践时，这个阶层（世代）的“沉沦”、社会断裂（孙立平语）就不足为奇了。比照《塔铺》的“高考”煎熬每一位60后学子，30年后的今天，80、90后农民纷纷弃考，已成为教育新景观和时代的症候。而日前关于“寒门学”生源在知名高校大幅降低的调查，也坐实了上述论述。 “80后”农民身上存在鲜明的代际特征：淡化身份、城乡意识，强化了代际、群体意识；多了自足自信，少了怨羡怀慕；多了安心认命，少了焦虑不平；多了洒脱享乐，少了克勤克俭；多了利益自我，少了无私奉献……，他们从里到外融入了城市的现代化。
如果说小木匠世代还在效率/公平、伦理/金钱之间犹疑与徘徊，“父与子的冲突”还框定在温情脉脉的亲情伦理畛域，80后农民已毫不迟疑地开始“价值的断裂”。现代社会颇具功利色彩的“工具理性”价值主导了人们的价值，相应的价值理性式微，维持世代间的情感性因素减少，而以利益为度量的契约性增加。在80后世代，价值世界的坍塌造成人际关系理性化，工具理性的膨胀严重剥夺价值理性的存在，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子代孝道的衰落。而且，随着“80后”纷纷投入市场经济，在城市博取更多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求在那里实现自己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的思想观念因之发生巨变：实用主义观念增强、功利主义行为模式凸显、个人主义观念至上以及自由意识提升。“伴随着新生代传统价值消退，工具理性强力推进，传统家庭伦理崩塌，稳定的依靠关系出现断裂，最明显就是孝道衰落，子代对父代赡养的缺失。”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上演了“80后”主导的新的“父子冲突”：父亲将自己耕作的那一片“麦田”（三个儿女）移植到城里。他们在城里辛辛苦苦谋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生活，也是逐步疏离乡村生活伦理的过程。他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父亲的60大寿，父亲则坚持子女无须提醒应将长辈的生日牢牢记住，他不动声色地进城来考验着子女的孝心。一场伦理认同的冷战开始了，子女的疏忽惹起父亲愈加强烈的对立情绪，他采取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与拾荒的为伍，不与背弃乡村伦理的子女们妥协，由此而引出了一个悲剧结局。这似乎是一个由老人的强硬态度决定了的发展过程，然而却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伦理冲突的必然结果。当父亲成为一个拾荒者以后，家庭伦理矛盾则演变成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悬殊的冲突了。让三个已经获得城里人身份的子女认一个最底层形同乞丐者为父，与记得父亲的生日就不是一回事了。这毕竟是一个认贼作父比“认丐作父”容易得多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80后农民日趋与城市青年同质化，但文化、兴趣仍然是一大区隔。这种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代际边界是无形的，它不仅可作为代际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布迪厄所说，还是阶层或代际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代际而起到强调和维护代际之间边界的作用。近些年来，80后、90后的年轻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方式，表面看，已与城市青年人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经济实力的差异。但同代际的亚文化区隔，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具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仍值得注意。比如，农村留守儿童梦想拥有足球、书包，而城市同辈人出国胜似闲庭信步。
曾获“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就是“80后”农民的代表。2001年，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先在模具厂工作，随后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家具厂，几经周折，来到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打工。但今天，她已经实现了“从打工妹到知识分子”的转型。与诗人精神“贵族化”追求相映成趣的是，当记者电话采访正在北京领奖的郑小琼时，问到她的工友是否理解她写的诗。郑小琼无奈地说，偶尔有的工友会问为什么她总是能收到很多的信，但是没人能理解她的行为和她的诗。这表明，80后农民进城后，一方面，“他们的业余生活可以说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另一方面，随着生活、地位的改换，同代间的文化也会疏离。一份调查指出，“老一代农民工文娱活动方式较传统，大多为打麻将、打牌、看电视、与老乡、工友聊天以打发时间。对比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娱乐休闲、新潮色彩更浓厚，逛街、逛公园、看电影、唱卡拉OK较多。尤其是他们对网络的喜好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显然，教育正在衍生和传承代际间的新的不平等。布迪厄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1970年，布迪厄出版《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一书。他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
结语
曼海姆指出，不同代在同一时代中会构成某种复调，‘在任一既定时点，我们都应该分清不同代各自的声音，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用代际视角检视三代农民的精神、物质追求，正是为了“分清不同代的声音”和他们各自的方式，呈现出各自所体现出的代际共性和殊异，表征出现代化转型与农民心理、生活、精神的同构同质、互为表里，并为现代化进程和农民代际文化把脉。因此，作为“我们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代际划分不仅源于不同时代农民的生存境遇，更在于现代化语境赋予他们的身份及其诉求本身。
伯曼发明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现代性最典型的表征即它的“液化状态，即其永恒不变的‘流动性’”。正是这种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和艰难而巨大的转型，赋予农民不同的代际文化特质，更使得乡村及其世代无所皈依。但是，农民要适应和追赶现代化，就要学会在变化中成长。恰如伯曼强调，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就在于适应不断的变化。“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的性格就必须要接受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现代的男女们必须要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和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而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
[本文受“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