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近年来崛起的加拿大小说家、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迄今已发表四十多部作品,她以其丰富的创作和深刻的思想为自己在加拿大文坛乃至世界文坛赢得了荣誉。本文以她的短篇小说《著名诗人的墓碑》、《紧急关头》、《舞女》和《从火星上来的人》为例,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即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来探讨其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存困境,由此引发我们对女性未来之路的思考。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女性生存困境 女性的出路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加拿大当代女诗人,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她以其丰富的创作和深刻的思想为自己在加拿大文坛乃至世界文坛赢得了荣誉,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美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主要表现出三大主题: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意识。其中,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女性意识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关于女性意识,我们发现,阿特伍德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职业女性。在阿特伍德看来,在这个以男人为主的世界中,女人是被压迫者,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她们在现实社会中总是扮演着某个角色;从而失去了自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们常常会受到某种困惑的干扰,使她们不能安心于平凡的生活,这种困惑其实来自于潜意识中的自我意识。于是,这些女主人公或是竭力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或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男人展开了“权利政治”的斗争。
一 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抗争
美国心理学家A・H・马斯洛于1943年在其著作《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心理中有一个有层次、发展着的、综合的、相互联系起来的价值体系。他提出:
“像人类所有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被许多种需要所促动。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是对食物的需要;对安全、保护以及关心的需要;对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来说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
这就是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在阿特伍德的四个短篇小说《著名诗人的墓碑》、《紧急关头》、《舞女》和《从火星上来的人》中,可以看出文中女主人公或多或少皆是因为某种需要的缺乏而引起恐慌、怀疑乃至反抗。
马斯洛认为,在人类的五种需求层次中,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一项。因为只有维持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有其他的需求。“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在短篇小说《紧要关头》中,作者成功地为我们刻画了似梦非梦,幻想与现实神奇地结合在一起的氛围。伯里奇太太非常伤心,也非常恐惧,因为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她的丈夫弗兰克现在挣得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供他们花的钱却好像更少了。于是,身为家庭主妇的伯里奇太太开始幻想,时光倒流,再回到战争年代,泡菜紧张,加油站停业,游民游动,她的家庭受到极大威胁。紧张的她毫不犹豫地替丈夫担当起保卫家园的任务,拿起枪,走进陌生人……。枪声响了,她清醒了,自己仍然坐在家中的餐桌旁开列着菜单。弗洛伊德认为,“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并且使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好转”。尽管这一切只是幻象,但伯里奇太太仅仅是因为别人有可能要抢她的泡菜就毫不犹豫地开枪。由此可见,当女主人公的物质保障,既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受到了威胁(尽管是在潜意识里)时,女人也会毅然反抗。伯里奇太太的这番心理斗争,虽然有惊无险,却恰恰是她内心恐惧,紧张不安的表现,因为她无法与丈夫弗兰克很好地沟通,他从来都是独行独立,去哪里也不曾与她商量,对她的感情世界一无所知,更漠不关心。这一切导致伯里奇太太成天精神恍惚,仿佛世界末日来临。通过回忆过去,伯里奇太太发现,物质的贫乏,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男性的自由和强大皆是她此番经历最深刻的体验。
如果生理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话,那么另一种新的需要就显现出来,即安全需要。“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是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生活在国外,客居他乡,如果基本生存没有问题,那么安全则显得极为重要。在短篇小说《舞女》中,安作为一个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中让她感受颇多。首先是安全无保障;其次是外国侨民的遭遇坎坷。房东诺兰太太对来自阿拉伯国家房客的“他”时而监视、时而偷窥,最终怒吼着将其赶出家门。对“他”以及来自中国的几位数学家来说,随着人文环境的改变,生活习惯,生活习惯,语言方式、社交圈子皆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女孩被杀,原因是浴室的窗户没锁上。女主人公安说“我总带把伞”,而且有一些地方绝对不能去,比如说斯考莱广场不能去,妓女们就在那溜达,你可能被跟踪,或者会发生更严重的事。安是个留学美国的加拿大人,隔壁男房客被逐出门后,她亦戚戚焉。精神的压力不仅来自学业、家庭,更多来自邻里、环境和人类。尽管在文中结尾,安展望了十分美好的未来,但内心深处仍摆脱不了不相信邻居,不相信人类的阴影。
据马斯洛的研究,“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会以新的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现在,个人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妻子或孩子。”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害怕孤独和寂寞,害怕被社会疏离。因此,当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之后,他便会产生与别人建立情感联系,特别是婚姻爱情的情感联系的迫切需要。《著名诗人的墓碑》中讲述了一个“往事如风,爱已逝去”的故事。女主人公“我”和“他”(可能是丈夫,也可能是情人)去某海滨小镇寻访著名诗人的墓碑。下车伊始,他们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般的旅行,投石问路,找寻目的地。表面上看,他们遵循着这样一个自然世界的探索;著名诗人的墓碑―城堡―白房子―海滩。但实际上,这里不仅包含着自然的惊险和沧桑,更有蕴涵意义的是,随着每一步短期旅行的开始及进一步的深入,“我”和他的感情韵味更像某种化学药品一样,渐渐消失,直至没有。女主人公“我”不相信美好的爱情,“我”只是僵硬地敷衍着他。爱的需要实际上包括给别人的爱和接受别人的爱。所以尽管“我”与他相处已久,还是与他结伴同游寻找著名诗人的墓碑。结伴旅游本应使两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协调,然而,“我”却感到“几天的功夫,他不是变得更亲近,而是更疏远了。”
“……但他却仍然像一片陌生的领地;如同宇航员在月球上登陆的感觉那样,不是更近,而是更远。……我们并排躺在草地上,忍受着爱的煎熬。毫无报偿的爱的煎熬。”
就在“我”所景仰的旅游胜地,爱情串味、腐烂、消失。爱已逝,我们回城,分道扬镳。阿特伍德以她一贯流畅而敏感的思维为读者记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细微变化。正是在与男人问路、游走、休息、亲吻、做爱、吃饭等等一系列活动中,她渐渐触模到了男性的强硬气息,男性的霸道和陌生感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她。她反抗了,甚至在假象中把他当作一个傀儡:
“我希望他活下去,仅仅因为死人对于他比活人更真实。尽管我们有很多差异,可我依然希望一切如故;我想紧紧抓住这一切。”
归属于爱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女主人公毅然抛开了这貌合神离的伴侣,宣布这是世界末日,这是女性意识的苏醒和反抗,正如《浮现》中“我”故意隐匿自己,以求独立;正如《可食用的女人》中女主人公意味深长地将蛋糕自己独吞一样。爱的探索,女性心理的捕捉,这是阿特伍德独有的风格。
人类的最高需要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是戈尔德斯首创的。……它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selffulfillment)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在《从火星上来的人》中,克里斯汀仅是加拿大一个普通女大学生,如果没有一个神秘的东方男子(被称为从火星上来的人)莫名奇妙的追求,她恐怕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自己也有可爱的魅力,女性味很足。克里斯汀自幼便被告知,她不如两个姐姐漂亮,她不是淑女,只适合风风火火地与男孩子混在一起,打网球,搞辩论。在澡盆里将自己幻想成一条海豚。而这一切在异国青年对她展开追求之后,改变了。她的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一种强烈的看不见的气味,这是女人的味道;在澡盆里她不再把自己想象成海豚,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难以捉摸的水中精灵,有时竟不害羞地把自己想象成玛丽莲・梦露,这是女性的意识。她变得自信和可爱了,她的女性魅力和气息散发出来以后,也有许多男同学开始与她约会。正是那个来自异邦的男青年毫无理由的追求,唤醒了她沉睡已久的女性感觉和个人意识,这一点,她的父母和朋友竟然都做不到。然而,不幸降临,小伙子停止了追求,克里斯汀的神秘的气味很快就消失了,无论如何,她自己是不再相信了。生活又变成了她一向期望的样子。她不再相信自己,而这是最可怕的。
二 女性,出路在何方?
阿特伍德在四部短篇小说中给我们揭示出了西方女性的生存环境,以及这些女性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所展开的不同层面的生存斗争,女性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已有所意识并有所反抗,表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妇女命运的关心和思考。那么,女性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北京大学英语系刘意青教授认为,20世纪后半叶,加拿大出现了许多出色的女作家,她们致力于描写特定的加拿大环境下人们进行的存活斗争。她们中不少人写女人的艰辛命运,她们的勇气以及她们为实现自我价值和建设家园所做的贡献。他通过分析几位女作家的代表作品,肯定了女作家的卓越成绩,认为她们(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她们的女主人公都取得了存活抗争的胜利。
在阿特伍德的四个短篇中,我们并未发现女性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著名诗人的墓碑》中的“我”最终走向新生命之外,其余作品的女性或回归平庸,或仅仅只是做做白日梦而已。阿特伍德并没有把视角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女权主义”空间,她的愿望是消除男性与女性之间相互对抗的状态,在两性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正如阿特伍德自己所说:
“我想一定还有理想的第三条路,既没有受害者也没有施暴者,而是达成某种和谐,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关系。”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当代加拿大最有才华和最有思想的女诗人、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于生存的感悟比加拿大男性诗人、男作家更为敏感,更为深切。她认为加拿大女性除了像男性一样需要面对会被“旷野”吞噬的危险,在美国文化的咄咄威逼之下成为牺牲品,以及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自己的国家而缺乏自我意识之外,女性还是男性统治、男性欲望的牺牲品。什么时候,我们能站在诸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铁屋子”里大喊一声:“女人,你往何处去”,并企图摇醒浑噩的“她们”,那时,黎明的曙光就不远了。
参考文献:
[1] [美]马斯洛,许金声译:《机动与人格》,华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奥]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
[3] 刘意青:《存活斗争的胜利者》,《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雪荣,女,1974―,山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工作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