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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共谋下的牺牲品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4-11 04:41:42 点击:

      摘 要: 在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中,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从小被歧视、被压抑,结婚后被剥夺了财产和自我身份,被她的丈夫认定为是一个“疯女人”。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本文将结合文本分析,证明安托瓦内特的悲剧是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共同造成的,她是这二者共谋下的牺牲品。
      关键词: 殖民主义 父权制度 《藻海无边》 安托瓦内特 悲剧成因
      引言
      在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中,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生活在牙买加的克里奥人,从小过着寂寞的生活,成年后在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英国人罗彻斯特①。二人的婚姻并不幸福,虽然安托瓦内特想尽种种办法来取悦丈夫,但她换来的只是丈夫的嫌弃和厌恶。最终,安托瓦内特被丈夫易名为“伯莎”,并认定为是一个“疯女人”。《藻海无边》自从发表后,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此书是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前传,在内容上填补了原书的空白。作家简·里斯本人也坦言她写《藻海无边》一书是因为“《简·爱》中疯女人的形象一直像鬼魂附身似地缠得她日夜不得安宁”,因此她想“用新的角度撰写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1](p.6)
      在文学评论界,以与《简·爱》的互文性、女性主义或后殖民角度来解读《藻海无边》一书的居多,也有学者研究书中的叙事策略、意象及安托瓦内特疯癫的成因,较少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相结合来评析文本。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本文将结合文本分析,证明安托瓦内特的悲剧是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共同造成的,她是这二者共谋下的牺牲品。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来逐渐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支生力军。这种批评以女性主义批评为基础,融入种族、阶级等因素而丰富和补充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面貌。[2](p.82)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将性别问题放在国家、种族、地理界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殖民与被殖民的各种因素中去探讨;批判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反对性别问题上的同一性和均质化,要求全面反映所有处于被压迫情境中的女性,强调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多元多层次性,关注跨文化的性别差异性。[3](p.14)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不只是那些直接反映第三世界妇女生活、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同时还致力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文本,对这些早有定评的文本提出全新的解释。[4](p.104)以《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为例,斯皮瓦克通过对三个白人女性的文本分析,认为她们通过话语霸权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妖魔化的塑造,这些文本充斥着帝国的霸权意识和殖民主义的强权叙事。
      后殖民文学批评家用“双重殖民”一词来表示女性同时受到殖民统治和父权制度压迫的现实,认为女性在被殖民统治和殖民表述的同时,还受到了来自父权制度的压迫。[5](p.175)《藻海无边》中的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就是一个被“双重殖民”的典型例子。
      二、“夹缝生存”:安托瓦内特的身份
      安托瓦内特生活在英国殖民文化和西印度群岛黑人本土文化的中间地带,这使她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不清。[6](p.126)作为西印度群岛早期欧洲移民的后裔,克里奥尔白人相对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者来说,和黑人及混血种人一样都是被殖民的对象;相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又代表着早期的殖民者。这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既得不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认同,又受到土著人的仇视,因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虽说当时的牙买加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作为前奴隶主女儿的安托瓦内特却从小就遭到白人和黑人的双重拒绝与仇视:黑人称她“白蟑螂”,白人则喊她“白皮黑鬼”。当地人普遍认为“背时的白人如今只落得是白皮黑鬼罢了,黑鬼比白皮黑鬼还强呢”。[1](p.8)这样的两难处境使安托瓦内特在自我身份的问题上深感迷茫和惶恐。她后来悲愤地对罗彻斯特说:“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里,归属在哪里。”[1](p.74)
      安托瓦内特的这种夹缝境地正是殖民制度造成的。一方面,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废除了,但奴隶时代的统治方式却延续了下来。安托瓦内特家的奶妈克里斯托芬说:“这些新主子有法律条文。反正一回事。他们有地租。他们有牢房,有用锁链拴在一起干苦活的囚犯。他们有折磨囚犯的踏车。新主子比老主子更坏——只是更狡猾罢了。”[1](p.9)另一方面,土著黑人将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归咎于克里奥人,并时刻提防着他们,在黑人女仆迈拉听说梅森要到东印度群岛进口劳工的计划后,误认为奴隶贸易又要重新开始,于是她将消息透露给了当地黑人,黑人们放火烧了安托瓦内特家在库利布里的房子。就连安托瓦内特的黑人小伙伴蒂亚都欺负她,先是在洗澡时把她的衣服偷走,后来在她们库利布里的房子被烧毁后还用石头扔她。
      三、“飞蛾扑火”:安托瓦内特的爱情
      如果说殖民统治是给安托瓦内特带来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那么父权制度是造成她婚姻失败的罪魁祸首。在书的第二部分,罗彻斯特在描述他和安托瓦内特的蜜月时曾提到一个场景:一只偌大的飞蛾,一头撞到一支蜡烛上,把火灭了,掉在地上。[1](p.54)可以说,这只飞蛾的下场是安托瓦内特在父权制度下命运的一个真实写照。
      安托瓦内特依照父兄的安排,与来自英国的罗彻斯特成婚。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女子结婚后财产归丈夫所有。可以说,她与罗切斯特的婚姻是一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也是父权制下以男人的意愿为主宰、以女人失去自由为代价的一场不公正的买卖。娶了安托瓦内特,罗彻斯特获得一大笔丰厚的嫁妆,而安托瓦内特付出的代价是同时失去了自由和金钱。
      在罗切斯特的眼里,安就像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能给他带来巨大财富,他对安的占有就像所有的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占有一样。[7](p.105)慢慢地,有着英国殖民者形象的罗彻斯特却不认同安托瓦内特及牙买加的一切,他认为:“一切都未免太过分了……蓝的太蓝,紫的太紫,绿的太绿。花太红,大山太高,小山太近。而这个女人又是个陌生人。她那副求告的神情叫我看了就恼火……”[1](p.44)后来,他不仅听信了丹尼尔·科斯韦的谗言,更和女仆阿梅莉私通,彻底摧毁了安托瓦内特。   罗彻斯特这时却扮演起了受害者的角色,他把安托瓦内特更名为“伯莎”,改名在这里意味深长。在两人的婚姻关系中,安托瓦内特不仅被男性剥夺了财产、人身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自己的名字。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却是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罗切斯特为妻子的重新命名这一情节有着深厚的象征意味,象征了男性对女性的主体性自我、身份及个人自由的否定与剥夺,说明了女性权力的彻底丧失。[8](p.86)于是,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在男性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安托瓦内特跟她母亲一样一步步地“疯了”。
      四、“折翼鹦鹉”:安托瓦内特的“被合谋”结局
      书中的罗彻斯特既是殖民者的化身,又是父权制度的代表。作为殖民者的象征,他用自己的话语表述着牙买加岛上的人,认为这个地方“不但荒凉,而且险恶”、“阴阳怪气的地方,阴阳怪气的人”、当地人“说的不是英语,而是岛上通用的法国腔土话”。[1](p.43-44)如此种种,都表明了他作为宗主国国民的优越感,以及对牙买加的强权表述,他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除了他身上流露出的殖民者心态,罗彻斯特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父权制度代言人。婚后的罗彻斯特可以占有妻子的所有财产;剥夺了安托瓦内特的财产所有权后,他进一步剥夺她的独立身份,认为她“疯了”,他称她“伯莎”,并且“一定得叫伯莎”[1](p.104),这就体现了他的男权意识和边缘化安托瓦内特的企图。克里斯托芬在第二部分谴责以罗彻斯特为代表的白人父权制社会对安托瓦内特的迫害时说:“是你大老远地来到她屋里——是你向她求的婚。而她爱上你,把她所有的统统给了你。如今你倒说你不爱她了,你把她气死了……你想要她的钱,可又不想要她的人。你是存心硬说她发疯了。我知道的。你跟医生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可你真像撒旦一样恶毒呀!”[1](p.125-126)克里斯托芬的这段话真实体现了罗彻斯特作为父权制度代表的真正面目。
      书中安托瓦内特的悲惨结局——被罗彻斯特认定为“疯了”并强行带离牙买加去到英国然后被囚禁在阁楼上,正如库利布里庄园被大火烧毁时,安托瓦内特家那只被梅森先生剪掉翅膀的鹦鹉,“它拼命想飞下来,可是翅膀剪短了,飞不起来,掉下地直叫唤。它浑身是火”[1](p.23)。和剪掉那只鹦鹉翅膀的梅森先生一样,罗彻斯特正是造成安托瓦内特悲剧的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的代表,而安托瓦内特就是那只折翼的鹦鹉,长期遭受殖民制度和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丧失了身份,没有了归宿,不知何去何从。
      结语
      克里奥人的身份使安托瓦内特成了殖民主义和土著黑人夹缝中的牺牲品,遭受到来自白人和黑人的双重拒绝与歧视;女性的性别角色给安托瓦内特增加了更多的束缚,带来了被摆布、被压迫的命运。丰厚的嫁妆不但没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导致她成为父权制度的又一个受害者。最终,她和罗彻斯特之间难以彼此认同的隔阂,使两人的婚姻最终沦为一场悲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安托瓦内特的悲剧是殖民主义和父权制度共谋的产物,安托瓦内特是二者合谋下的牺牲品。
      注释:
      ①书中的男主人公没名没姓,在自述部分是“我”,在安托瓦内特叙述部分是“他”或“那男人”。为了写作的方便,本文像多数评论那样将他称为罗彻斯特。
      参考文献:
      [1][英]简·里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藻海无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刘慧.华裔女性主体形象的积极建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野下“华女阿五”的独特魅力[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82-86.
      [3]林树明.性别意识与种群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2):14-21.
      [4]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100-108.
      [5]MecLeod,John.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2000.
      [6]张峰.“属下”的声音——藻海无边中的后殖民抵抗话语[J].当代外国文学,2009(1):125-132.
      [7]李英姿.挑战父权话语,颠覆殖民权威——论简.里斯的藻海无边[J].名作欣赏,2008(12):103-105.
      [8]李想.阁楼上的疯女人——藻海无边之女性主义解读[J].安徽文学,2011(2):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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