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文化频道共同推出的“文化讲坛”,做了“透视当代文化生态”的演讲,其中说道:今天的文化,空前的繁荣,但是文化本身的功能、品质欠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过我们的卓别林,考察卓别林那个年代,恰恰是处在美国各阶层矛盾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他也经历了美国的几次经济萧条,但是卓别林是温暖的。我们也没有我们的秀兰・邓波儿,我们也没有我们的寅次郎。日本的寅次郎拍了300集,但是它同时是温暖的。我们没有我们的格林、培根、瓦尔德。瓦尔德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在整个欧洲的地位非常高,那么一个大思想者,一个大哲学家,但是人家不惜写《快乐王子》这样的童话……
我看了梁晓声这次文化演讲的内容,印象尤深的就是他谈到的这些目前我们的文化、文艺中的问题。的确,一个时代的文化也好,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好,说到底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是我们的精神的反映。正如梁晓声所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文艺上没有卓别林,文学上没有格林,也没有培根和瓦尔德这样的思想家。我们文艺上没有“高峰”,思想上也没有一个代表时代精神信仰、价值体系的“高度”,这不由得让我们感慨我们是平庸的,精神世界是正趋于“矮化”的,而更令人尴尬、沮丧的是,我们更多的文化现象、文艺现象,却是在折射着这种文化精神的平庸、“矮化”。
上半年“小沈阳”火爆,刮起了时尚二人转的娱乐旋风,但对于其中二人转中的低俗内容,有批评家严肃地指出:一个迷恋二人转的民族不会是一个有较高文化品位的民族。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为什么喜欢交响乐,喜欢“美声”而较少流行歌曲,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和觉悟……然而,这些文化批评家的话语,却被淹没于二人转的娱乐狂欢中,没有人警醒,没有人深思一番。
文学,应该是担负着使人思考、深刻、追求完美的崇高任务,但这种文学担当精神,现在在相当一些文学作品中却被削弱到了极点……著名作家王蒙负责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30卷,他纵览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之后说,我们缺少如上世纪60年代的《红岩》那种人人先睹为快、发行数百万册的主流文学作品,“甚至,你也可以说,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什么是“堕落与无耻”?是文学躲避崇高、彻底放弃了崇高?是文学的内容,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暴露人性的粗俗、丑恶?因此,贾平凹疾呼我们的文学不能失去“大道”,王蒙说文学不能缺失提高心灵、充实灵魂的职责……
最近文化媒体上对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作品减少争议很大。有一种观点,对鲁迅作品的文字、语言语法吹毛求疵,认为文学上不太成熟,更说什么“鲁迅作品与民族脊梁无关”……众所周知,鲁迅作品的影响和意义深远超越了文学范畴,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鲁迅的思想和鲁迅的人格凝结成的“鲁迅精神”,已成为我们民族的心灵和伟大精神的写照,是我们民族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光荣旗帜。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出现“鲁迅作品与民族脊梁无关”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那种被娱乐、消费和时尚文化填充的灵魂,靠着那种流行的、浅薄的思想趣味,以偏狭、轻慢的态度看待事物的眼光,怎能理解鲁迅的伟大心灵和人格、“鲁迅精神”的伟大之处,怎能看得到民族精神史上鲁迅这座高峰呢?
歌德曾经感叹他那个时代精神力量的失去;席勒每每回顾人类神话的、神的或英雄的时代,宛如回顾失去了的伊甸园……今天,我们在文化上、精神上的平庸、“矮化”,也常常让我们激起这样的文化感受。记得苏格拉底说过:和精神作对,就是否定和背叛我们内心的神性。人或者把自己看作较高尚的存在,或者由于不够高尚而放弃要求。今天,我们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再不能放弃对崇高、优美、高雅、深刻、完善的要求了。
选自《中国质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