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兄弟阋墙 土木之役，大明皇帝被俘，精锐尽头，三十万将士死于蒙古刀下(详见本刊第一期)，大明帝国首次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有赖朱祁钰和于谦领导有方，诸将士用命，大明帝国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大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是，从得知英宗被俘这一天开始，围绕着皇位的斗争就从没有停止过。历经劫难的朱祁镇好不容易回到了故土，却接着以太上皇的尊贵身份被软禁于南宫达六年之久。在权力欲望的支配下，朱祁钰、朱祁镇二人兄弟反目，亲情荡然无存。
公元1449年八月十七日，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震动，群臣在朝堂上痛哭流涕。所有的精锐都损失在土木堡了，北京只剩下不满十万的老弱士卒，拿什么来抵挡蒙古大军的攻击?
面对咄咄逼人的瓦刺军队，[成阝]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战守大计时，朝廷中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意见。以翰林侍讲徐理为首的一些官僚，主张迁都南京。徐理装模作样地大声说：“从星象和历法来推算，天命已变，只有南迁才能免去这场灾难。”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一批官员则主张坚守北京。于谦听到徐理鬼话连篇，非常气愤，站出来厉声呵斥：“主张南迁的人，应该统统推出去斩首。北京乃是天下根本，如果迁都，大势去矣。你们难道没看到宋朝南迁的结局吗?”
平心而论，主张南迁的人并非全是因为贪生怕死，因为当时的情形确实非常危急，皇帝被人俘虏了，朝廷几十万精锐大军和几百名朝廷官员都命丧土木堡，大明帝国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也先挟得胜之势，一鼓作气，直冲北京，确实难以抵御。迁都可以避开也先的锋芒，以图再起，至少可以保住明帝国的半壁江山。但仓促之间南迁，风险也不小，能安全撤到南京的恐怕就只有百官和后宫等人了，黄河一带也将全部丧失，沦为蒙古人的牧场和猎场。至于黄河地区的民众，将不得不任其自生自灭。如果以赌博来打比方的话，徐理的处理意见实际上是放弃了赌博，以主动认输来保住一小部分赌本。而于谦等人则是舍命一搏，不是输就是赢，根本没有输赢之外的第三种可能。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抵抗并不意味着正确，迁都也不等同于错误。但是在讨论中，于谦表现得非常强势，原本正常的讨论被他上纲上线搞成了“批斗会”，恐吓、威胁要将持不同意见的同僚处死。虽然于谦的意见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手段和方式是绝对错误的。不以瑕掩瑜，却也不以瑜掩瑕。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的这种作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是于谦之死的一大根源。
很多人应该是想逃跑――南迁的，但是看到徐理不光被于谦训斥，还被太监金英威吓以杀头，最后被人轰了出去，谁也不敢再说话，立马见风使舵成为了主战派。坚守北京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
被历史大潮推到前台的还有[成阝]王朱祁钰。他原本只负责留守北京而已，说得不好听就是留下来给他的哥哥看门。没想到明英宗兴冲冲地出门“打猎”，最后自己倒成了人家的猎物。现在朱祁钰已经身不由己，国家正在生死存亡之际，他退无可退。很快，皇太后就命他监国，于谦等人随后联名上疏，请[成阝]王即位。这种天上掉“皇位”的好事别人盼还盼不来呢，朱祁钰听后的反应却是“惊谢至再”。因为这次掉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石头，弄不好会被砸得头破血流，说必定命都会没了。土木之变，朝廷精锐尽丧，也先大军转眼即至，谁知道北京城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尤为重要的是，自己的哥哥――英宗朱祁镇并没死，成了也先的摇钱树，被也先带到宣城、大同等地索要钱财。如果朱祁镇死在乱军中，或者被也先杀死，那么这个帝位倒可以坐着试试，可偏偏朱祁镇没死，还四处抛头露面，喊话要钱，这个皇帝可就做得很没意思了。说不定哪天朱祁镇偷跑回来，或者被放回来，朱祁钰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但是当时的情形已经由不得他做主了，文武大臣不会放过他这个最佳人选的。八月二十九日，皇太后传旨，同意[成阝]王即皇帝位。九月六日，[成阝]王朱祁钰即位，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是为景帝。
景帝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由监国升至皇帝前，皇太后已经下诏立英宗世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这样，即使朱祁钰作了皇帝，也不过就像溪流中的石头一样，溪水拐了一个弯，仍然流了下去，最后皇位还是朱祁镇一系的。朱祁钰就算在皇位上坐得再久，最后也要传位于朱见深，不可能轮到自己的儿子。承担全部责任，付出全部精力，却仍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谁会甘心呢?
这时于谦已经升任兵部尚书。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从各地调集了大批后备军，使北京的兵力达到二十多万，并抓紧时间修造兵甲、整顿部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待也先到来。
在景帝的支持下，于谦分遣诸将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十月十一日瓦刺军攻破紫荆关，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先以议和为名，邀索大臣迎驾，景帝和于谦则虚与逶迤，只派出两个小官前来交涉。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十三日，也先派出骑兵万人攻击德胜门。于谦早有准备，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当时明朝的火器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准，待蒙古骑兵进入包围圈，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刺军。瓦刺兵死伤惨重，也先的弟弟也中炮而亡。也先于是转攻西直门，又受到明军阻击。瓦刺军进而转向彰义门土城，城中居民爬上屋顶投砖石击敌，呼声动天，瓦刺军再次被击败。
在各地明军相继勤王京师的形势下，也先深恐退路被截，乃挟明英宗拔营退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在于谦的领导下，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胜利。
后人评价于谦“有巍巍定难之功”，实在不为过。
战争已经结束了，英宗由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变成了谁都不想要的废物。这个可怜的人被遗弃了。
刚俘获英宗时，也先欣喜若狂，以为奇货可居，足以要挟明朝投降，至不济也可以勒索到一大笔财富，没想到除了刚开始从皇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那里诈骗到一些钱财之外，再也没得到过什么好处。景帝即位以后，明英宗的价值骤然下降。瓦剌内部在北京保卫战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出现了分歧，傀儡皇帝脱脱不花和三号人物阿剌知院开始计划与明朝议和，也先虽然是瓦刺的实权人物，却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放归英宗，实现与明朝关系的正常化。所以他多次派出使者，请求议和。
没想到，景帝对也先伸出的橄榄枝根本就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景帝不想见到他的哥哥，他想让这个大明朝的太上皇继续“北狩”，最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皇帝宝座：有多少人为了坐上它而丧心病狂?
权力如同毒品，一直没有也就罢了，一旦拥有便别无 [ 2 ] [ 3 ] [ 4 ] [ 5 ] [ 6 ] 所求，要从尝到甜头的人那里剥夺掉权力，简直比要他的命还难受，这就是权力的魔力。景帝已经体会到权力的甜头，不想从皇帝宝座上下来了。群臣屡次请求派出使者到瓦刺迎接英宗，景帝总是百般推托，实在推不过去了，就派出一两个小官充当使者去瓦刺应付一下。其实群臣也猜得到景帝的心思，但有些大臣本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觉悟，不断劝说景帝接回英宗。有一次，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又向景帝建议迎接英宗，景帝终于发作了：“我本来就不想坐这个位子，当时还不是你们这些人硬将我推上来的!”于谦摸透了景帝的心思，上前说道：“帝位已定，不会再做更改了。我们还是派人去一趟吧，如果也先不同意送还英宗，那么我们正好就有了借口。”在得到于谦等人的“效忠”保证后，景帝这才答应迎接英宗归来。但是暗地里，景帝还是设置了重重障碍，百般阻挠英宗归来。例如，不让使者带礼物以激怒也先，使也先扣留英宗，等等。
到了景泰元年八月，也先觉得留着这个捞不到好处还白白浪费粮食的英宗实在太亏，再加上这次派出的使者杨善人品虽然低下，官职也不高，却是辩才无双，恐吓加上蒙骗，又给也先灌了一通迷魂汤，也先便将英宗放回来了。
太上皇归来，这可是一件大事。礼部设计了一套迎接程序，先是由礼部官员到龙虎台迎接，然后是锦衣卫到居庸关迎接，而后在京城外城由六部百司拜迎，诸将在教场门迎接，最后进入内城由现任皇帝朱祁钰亲自谒见，百官朝见，最后将太上皇送往住所。过程很复杂，却也符合朱祁钰和朱祁镇的身份。景帝觉得太铺张浪费了，都是自己人，干嘛整得这么繁琐?传旨，以一轿二马在居庸关接待英宗。
这是个下马威，也是对英宗的暗示，现在天下已经是我朱祁钰的了，你现在的实际身份也就只配这个接待规格，就不要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给事中刘福等人觉得这个待遇太低了，希望景帝能将迎接规格调高一点，景帝恶狠狠地威胁说：“我尊称我的哥哥为太上皇，已经无以复加。你们现在说我给太上皇的待遇低，是何居心?”礼部尚书胡淡连忙出来打圆场：“这些大臣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陛下和太上皇更加亲近而已。”景帝说道：“昨日收到太上皇的书信，指明迎驾的礼仪一定不要太繁琐，我这个做弟弟的又怎么敢违背呢?”谁都明白这些都是假话，可是谁又敢去挑明呢?这就是权力的魔力和阴影。
八月十五日，英宗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不过一年的时间，京城已经物是人非了，自己也由皇上变成了太上皇。虽然辈分长了一级，但是他宁可不长这个辈分。文武大臣也都是自己熟悉的，可是已经不归自己指挥了。江山仍然姓朱，却不是他朱祁镇的了。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朱祁钰朱祁镇兄弟两个互致问候，叙过家常，“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虚情假意一番之后，英宗就被直接送到南官住了下来。紧接着十月，为了保证太上皇的“安全”，景帝派靖远伯王骥严密看守南宫。英宗这一住就是六年多。若不是六年以后景帝生病，英宗估计会继续在南宫当这几间屋子的皇帝，直到老死。
英宗回到故土做起了囚徒。除了后宫中的皇太后外，英宗这个太上皇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地位最高的人了。可惜，除了一个名分外，他要什么没什么，想干什么干不成，没有自由，更不能享受一个太上皇应有的权力。总不会因为是在故土，所以就比在瓦刺那边做囚徒做得心情舒畅吧?没办法。谁让他闲着没事非要跟着王振去玩打仗，这又怨得了谁?不要觉得做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的，也是有后果的，现在他要继续负责失败的后果。并不是所有的弱者都值得同情，像英宗这种咎由自取的人只用两个字就可以了：“活该”。
权力斗争中不会有亲情的存在，或者套用一句话，权力让亲情走开。当年十一月，礼部尚书胡淡上书，希望在万寿节那天率领百官前去为太上皇祝贺，景帝不准。过了一个月，胡淡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请求，希望景帝批准百官在元旦那天去朝见太上皇，景帝还是不准。从此以后，百官就没有见过他们太上皇一面，直到夺门之变英宗突然自贬，重新做起了皇帝。
景帝相比英宗具有道德优势吗?恐怕没有，在中国这个强调伦理的国家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以伦理作为规范。朱祁钰的继位是在英宗被俘和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实行的，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变通手段。如果不是强敌环伺这种特殊情况，不要说英宗被俘，就是英宗战死都轮不到他朱祁钰，皇位自然会由英宗的世子继承，哪怕他年龄再小也不是问题。朱祁钰同朱祁镇相比，身份的不同就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超越朱祁镇，这是朱祁钰出身的悲剧。无论在皇太后还是大臣们的心里，皇位都是朱祁镇一系的，除非这一系绝后，否则不可能改立别的系。所以，皇太后在同意朱祁钰继承皇位之前，抢先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用意就是为了保证帝位在朱祁镇这一系传承下去。朱祁钰的皇位只是暂时的，等英宗归来或者朱见深长大后，皇位是要归还的。“归还”两字就是问题的关键。
景帝毕竟不够厚黑，没有除掉英宗这个潜在威胁。这种骨肉相残的悲剧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对景帝来说，囚禁英宗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景帝并不太担心，现在整个天下都在自己的掌握中，绝大多数人也就是想想，顶多是说说罢了，不会钻牛角尖跟自己过不去的。过一段时间，这些人自然也就消停下来了。景帝比英宗年轻，他不相信自己会活不过关在南宫里缺吃少穿、没有自由的英宗。
只要解决掉最后一个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个问题就是太子。现在的太子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而不是他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如果不能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那么自己又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景帝开始处心积虑地想废掉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权力场中，人人都在揣测别人的心意。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一个人有权力在手，自然就会有人来为他出谋划策，帮他解决各种难题，当然力不会白出的。这就是权力的妙处了。正当景帝为废太子一事而苦恼的时候，广西思明州都指挥黄弦雪中送炭，上疏请求更立太子，景帝得书大喜，“没想到万里之外竞有这样的忠臣”，很快将黄弦提升为都督作为答谢。黄弦投机成功。
朱祁钰把黄弦的奏疏交群臣讨论。在朱祁钰的威压下，群臣只得附和，表示同意。最后礼部尚书胡�代表群臣奏称：“陛下膺受天命，中兴邦家，统续之传，宜归圣子。黄弦奏是。”废太子一事就这样定了下来。景泰三年五月，景帝下诏把太子朱见深降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同时大赦天下。
除了心理感觉外，群臣对朱祁钰当皇帝，而后废太子朱见深，改立朱见济为太子并没有多大的排斥。反正给谁打工都是打工，一心维护朱祁镇和他的太子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祸。虽然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忠贞仁孝这一套，但是这些道德教条往往用做追求利益的外包装，真正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层包装纸尽可以撕掉不用。除了那些喜欢较真和钻牛角尖的人，调整心态并没有多大困难。大部分大臣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态，就习以为常了。 [ 1 ] [ 3 ] [ 4 ] [ 5 ] [ 6 ] 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太上皇，并没有忘记自己还是朱祁镇的臣子，所以他们还是提出逢年过节的时候，应该去拜访一下太上皇，履行一下做臣子的义务。
这其实很好笑了。他们是真的关心他们的太上皇么?如此热心地张罗这件事，只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道德虚荣而已。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从景帝这里领取俸禄和各种好处，从英宗那里得到道德上的虚荣和心理上的满足，两全其美，两不耽误，这就是这些大臣的如意算盘，精得很。
岂料祸福难测，眼看景帝就可以把皇位传之万世了，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新太子朱见济突然病死。太子问题再次成为大明朝廷的焦点。由于朱祁钰再无儿子，必须立别人的儿子为太子，很多人重新想到朱见深，在心理上倾向于朱祁镇父子。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求重新立朱见深为太子。章纶在奏章上说：“太上皇帝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与陛下合本共根，是同气之兄也。陛下身受册封，是上皇臣子也。上皇虏廷远书传位，是以天下授也。陛下遥尊为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还宫，是陛下与天下至愿至望也。……推念上皇传位之意，仍立沂王为太子。”
很多时候，慷慨直言是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的。但是不管这些人说的对或是不对，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首先就是难能可贵的。
对景帝来讲，这种言论实在是太刺心了，自己惟一的儿子刚死不久，这些人就来哕里哕唆，让人不得安宁。景帝从内心里不想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他也明白，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谁第一个跳出来主张恢复朱见深太子的地位，谁就一定会触霉头。钟同、章纶这番话惹得景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钟同、章纶关进锦衣卫大狱，严刑拷打。
事情还没有完。景泰六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卿廖庄进京见驾，景帝突然想起来他曾经上书要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怒从心头起，下令将他拉到宫门口去杖责。让皇帝想起来的还有在锦衣卫大牢里关着的钟同、章纶二人。一不做，二不休，景帝下令锦衣卫好好再教育一下这两位不听话的臣子，结果钟同被杖死，章纶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
景帝跟百官较上了劲，直到夺门之变发生也没有择立太子。不断的焦虑和丧子的打击很快就让景帝的身体垮了下来。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景帝病重，下令免除明年元旦的百官朝贺。
夺门之变就在这时发生了。
(二)夺门之变
景帝病重，时日无多，政局动荡中，人心纷乱，每个人都在为将来作打算，蛰伏六年的英宗朱祁镇一举成为政治投机分子眼里下金蛋的神鸡。就在景帝打算解决太子问题的前夜，那些政治投机分子抢先一步救出了朱祁镇，英宗就此复辟，重登宝座。
就在景帝病重期间，一场政治阴谋正在慢慢酝酿。
朱祁钰能够坐到皇帝宝座上，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而后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突出表现巩固了他的地位。朱祁钰还是比较有能力的，所以群臣也就默认了他的领导。但是这些大臣的态度是暧昧和不可靠的，当朱祁钰身体健康、精力充足时，他尚可以保证对政局的控制，一旦他有所差池。立时就会掀起滔天巨浪。
景帝病重后，百官或忧或惧，各有计议，莫衷一是。一时间暗流涌动，谣言满天飞，传言于谦和王文等人正在谋划迎立藩王襄王的世子。当时大臣的主流意见仍然是复立朱见深，奏章送到景帝那里后，景帝传旨，十七日上朝的时候商议此事。
景帝自知病重不治，时日不多，已经打定主意在十七日的朝会上将太子确定下来。从他接到群臣请求复立朱见深的奏章的反应来看，景帝最终顺从了群臣的意见，同意立朱见深为太子。待自己归天，再由太子牵头迎接英宗复辟。
上面说过，权力场中，时时有人企图走终南捷径。在这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就有一批人在密谋着如何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瞄上的人就是那个已经在南宫“监狱”中“保养”了六年之久的太上皇。如果能够让英宗抢在太子设立之前复辟，一定可以超过其他大臣，成为一等功臣，荣华富贵将应有尽有。更为重要的是，今后朝廷的政局将由他们来掌握。这种诱惑是非常大的。
参与政变的这批人成分很复杂，既有太监，又有军队将领，还有文臣，等等。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权力和富贵。他们也明白这样做的难度和危险，一旦失败，个个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但是诱惑实在太大了，一旦成功，前途无量。只要有利可赚，就肯定有人会动心思的。挑头的人是石亨。
石亨在当年的北京保卫战中曾经立下大功。北京保卫战前，石亨因作战不力被降职。于谦慧眼识英才，向朱祁钰推荐了石亨，命他率军扼守德胜门，石亨这才有机会在北京城下立下大功。因北京保卫战的战功，石亨晋封武清侯。出于对于谦的感激，石亨上书明景帝，请求给于谦的儿子于冕晋升官职。这既可以说是感激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变相的贿赂，以于谦的为人，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果然，于谦上书推辞说：“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我们做臣子的不应该只顾着自己的个人私利。”这话说得义正词严，并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的话就很成问题了：“石亨位居大将，从没听说他推荐一个隐居避世的贤者，提拔一个士卒来报效国家，却单单推荐我的儿子，这种做法不合公论。我绝不敢为自己的儿子滥行功赏!”石亨拿自己的热脸贴了于谦的冷屁股。面子倒是次要，关键是这番话将石亨的人品贬得一钱不值。石亨没想到自己一番辛苦换来了这个结果，从此和于谦结下了深仇。
实话说，石亨虽然手握军队，但只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粗人而已，如果以他为主，那么估计政变将永远停留在计划层面，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这个计划的真正领导人物是徐有贞。
徐有贞，就是北京保卫战前发表南迁言而后被于谦等人撵了出去的徐理。当年他意流风发地鼓吹南迁，满以为能出一把风头，没想到遭到于谦等人痛斥，成为人们的笑柄，因此怀恨在心。因为大家已经把徐理这个名字同逃跑、胆小一类的词挂上了钩，徐理不得不改名为徐有贞。在没有整容技术的明代，徐理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另有一件事让徐理对于谦更是恨之入骨。这件事说起来只是一个误会，徐理这个人“多智数，喜功名”，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发光发热，不会让自己蒙尘的。当时朝廷官员的升迁基本上都是于谦说了算，于谦虽然是自己的仇人，徐理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于是他先从于谦的手下门客那里人手，通过他们打通关节，希望能当上国子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于谦倒是愿意向景帝推荐，但是这件事情在景帝那里卡了壳。景帝对徐理印象非常不好，两句话就打破了徐理的希望：“是那个提议南迁的徐理么?这个人很危险，使用这种人会教会了学生的心术。”但是，徐理并不了解内情，认定是于谦从中作梗，仇恨又深了一层。于谦之死便是他从中撺掇，大力促成。
徐理才能出众，这点有目共睹。朝廷众臣曾一致推举他治理河务，徐理果然不负众望，成绩斐然。几年来，他多方钻营，努力表现，终于慢慢爬了上来。夺门之变前徐有贞已经坐上左副都御史的位子。从徐有贞的经历来看，我 [ 1 ] [ 2 ] [ 4 ] [ 5 ] [ 6 ] 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不会安心于平平稳稳升迁的，一旦有机会可以投机取巧，他必然会紧紧抓住不放。
他的机会就在景泰八年(1457年)元旦的时候到来了，那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杰作。
除了石亨和徐有贞外，参与密谋的还有都督张�、太监曹吉祥和左都御史杨善。张轨曾因犯法被于谦参劾，太监曹吉祥也对于谦不满。杨善就是当年那个出使瓦刺巧嘴使者。立下这么大的一份功劳，朱祁钰自然对他“另眼相看”，基本上没给什么赏赐。
无论如何，我们从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那里都找不到一丁点的忠勇爱国情怀。《剑桥中国明代史》是这样评论这些阴谋分子的：“密谋者的动机并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自1452年以来与于谦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石亨将军不但有野心，而且为人爱抓权，又贪得无厌。他与于谦的纠纷从一开始既是他自己的贪污行为造成的，更是他的亲戚和食客们的这类行为引起的。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是石亨的助手。宦官将军曹吉祥也有类似的野心，他自认为是一个新的王振，在以后的年代中证明是一个极为腐化和不值得信赖的人。他的周围也是一些贪污腐化的亲戚和助手。徐有贞从没有忘记他在土木之变以后所受的冷落；他野心勃勃，希望利用朝廷的不安气氛，试图取得最高的权力。还有都御史杨善，他曾把被监禁的英宗带回，却从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让石亨等人下定决心政变的景帝的病情。景帝南郊祭天的前夕，突然病发，卧床不起，更巧的是，他找来代行祭天礼的人偏偏就是石亨。石亨趁机仔细观察了景帝的气色，断定景帝将不久于人世。召见完毕，石亨急忙找到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密谋迎立太上皇朱祁镇。他们还找到太常卿许斌，拉他人伙。许斌说：“此乃不世功绩。只不过我已经老了，干不了什么了。你们可以去找徐有贞一起商议。”经过许斌的指点，石亨连夜找到徐有贞，几个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徐有贞“正气凛然”地说道：“当年太上皇被俘，是为了国家才遭受这场灾难啊。太上皇被关在南宫七年，但是天下人并没有因此离心离德，此番我们协助太上皇复辟，这是天下人的共同心愿。只是不知太上皇是否已经得知了这个计划?”张�回答道：“已经派人秘密告知太上皇了，只是还没有回音。”为保险起见，他们派曹吉祥人宫将他们的密谋通知皇太后，以增加胜算。
正月十六，石亨等人再次到徐有贞家里密谋，这时他们已经收到英宗的回信。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第二天早上景帝就要上朝宣布立谁为太子，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石亨这帮人干着急就是想不出办法，只会问徐有贞：“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徐有贞再次利用了他的天文知识。爬上了屋顶装模作样地观察了一下天象，急急忙忙地下来说：“成事就在今晚，机不可失。”至于是否真的从天象上看出政变的成败，鬼才知道。正说间，仆从进来报告，边境传来警报。徐有贞一听，笑着说：“天助我也!边境吃紧，我们正好派兵进宫，谁敢阻拦?!”计议已定，众人就迅速行动起来。别看徐有贞在别人面前说得头头是道，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石亨等人走后，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别道：“大事若成，则功在社稷，万一不成，家门将遭大祸；如果我能回来的话，那就还是活人一个，如果回不来的话，就一定是去做鬼了。”
摆在徐有贞、石亨等人面前的有三关。这三关是三道门：长安门、南宫门和内城门。只有通过了这三关，计划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被堵在这三道门的任何一道之外，等待他们的就将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当夜四更，徐有贞、石亨、张�、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杨善、户部侍郎陈汝言齐集长安门外。这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门，这道门的钥匙由石亨掌握，所以比较容易。但有钥匙不表示没有风险，因为没有圣旨，守城士兵很有可能会加以阻止。石亨镇定地用自己掌管的钥匙打开长安门，率领千名士兵进入皇城。守城的将士见是石亨带头，感到困惑，却没敢阻拦。第一道门就这样侥幸通过了。队伍进城以后，徐有贞将城门反锁，接着就把钥匙扔进护城河。他自然有自己的考虑：“万一敌人内外夹攻，大事去矣!”石亨等武将打仗是一把好手，玩阴谋诡计如何能比得了徐有贞：只好一切都听从徐有贞的安排。当时天色晦暗，石亨惊恐惶惑，忽然害怕起来，拉住徐有贞道：“我们的事情能成功吗?”这个时候，只能进不能退，犹豫退缩最要不得。徐有贞很清楚这点，他大声为石亨鼓劲说：“我们的事情一定会成功的!”人到底还是群居动物，往往不能独立承担压力。石亨也不见得是要放弃政变计划，他需要的就是有个人在一边鼓励他一下，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在做这件事情，他就会恢复勇气。
一行人顺利赶到南宫。他们面临的第二道门紧闭，敲门也没有人应。这时天快亮了，隐隐约约能听到西边宫中开门的声音。徐有贞成竹在胸，命令士兵取来巨木，数十名士兵抬起巨木撞门。徐有贞又命令一些士兵翻墙而人，里应外合拆墙。很快，墙倒门开，第二关顺利通过。
听到响声，太上皇朱祁镇举着灯出来，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你们要干什么?”徐有贞、石亨等人见是太上皇，慌忙下跪，齐声说道：“请陛下登位。”见到了太上皇，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徐有贞随后指挥士兵用玉辇抬起太上皇，这些士兵现在才彻底明白他们竟然参与了政变，惶恐之至，一时间浑身无力，竞抬不起来。徐有贞等人亲自动手，帮着士兵们将玉辇抬了起来，一行人匆匆向东华门赶去。
东华门是他们的第三关。前两关过得都比较顺利，来到东华门时，他们被挡住了，守门的士兵拒绝他们进入。眼看就将功亏一篑，朱祁镇急中生智，高声喊出了一句他一生中最得意的话：“我是太上皇!”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这种威严是一般人难以抗拒的。门卫一听“太上皇”三个字，不敢加以阻拦。众人乘机簇拥着朱祁镇冲入东华门，进入奉天殿。他们遇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殿上的武士挥动着金瓜来打徐有贞，朱祁镇将其喝止。此时皇帝的御座还在奉天殿的角落里，众人把它推至正中，请太上皇下辇登座。徐有贞等人身穿常服罗列参拜，口呼“万岁”。随后，石亨和徐有贞等人便去敲钟击鼓，开启诸门。
这时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已经陆续来到皇宫，正在宫外等候皇帝传见。对于宫内传出的呼噪声，这些大臣都感到很哿陉。正猜测间，宫门大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喝道：“太上皇复辟了，群臣人殿朝贺!”百官惊骇无比，面面相觑，下意识地在徐有贞的指挥下，入殿列班，参拜了朱祁镇。朱祁镇对他们好言抚慰，这些大臣才定下心来。
夺门之变就这样成功了。
正卧床不起的景帝朱祁钰听到外面传来的钟鼓声，不禁大惊失色，连忙问身边的太监：“是不是于谦让人敲的钟鼓?”很快，太上皇复辟的消息就传了过来。朱祁钰说：“原来是我的哥哥干的。罢了，这样挺好。”(“兄为之甚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下面会加以分析。
(三)乏善可陈
紧随夺门之变后的就是人事大变动和诛戮。徐有贞、 [ 1 ] [ 2 ] [ 3 ] [ 5 ] [ 6 ] 石亨、曹吉祥投机成功，各自从英宗这只神鸡身上取得了数量不等的金蛋，一步登天，成为朝中新贵。对大明帝国有再造之功的于谦和另外一些大臣则死的死，贬的贬，下场凄惨。
夺门功臣凭借着拥立之功，一步登天。
徐有贞：英宗复辟当天，徐有贞入了内阁，第二天又被封为兵部尚书，后来又封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岁禄一千一百石，世袭锦衣指挥使，颁与诰券。“事权尽归有贞，中外咸侧目。”
石亨：封忠国公。“眷顾特异，言无不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石亨“其弟侄家人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
曹吉祥：封司礼监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铎、睿等皆官都督，钦晋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
其他人也各有封赏。
有人得势，就必然有人失势。英宗大赏功臣的同时，于谦和大学士王文被逮入锦衣卫大狱，内阁大学士陈循、江渊被贬戍边，商辂、萧�被除名，等等。
在徐有贞的指使下，那些言官见风使舵，纷纷上奏弹劾于谦。明英宗颇为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于是下定决心，杀于谦，“籍其家，家戍边”。二十三日，于谦被杀于崇文门。
于谦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英雄人物。这里多用一些篇幅来谈一下对他的看法。
于谦的家被抄时，“家无余资”，只有一间正室锁得严严实实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皇帝赐给他的蟒衣和剑器。于谦有功被杀，天下百姓都为其鸣冤。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收尸，第二年送回杭州安葬。一代名臣，竟落得这个下场。数百年来，于谦的精神仍长留人间，他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激奋不已。
人们往往认为英宗本来不想杀于谦，只是在徐有贞的撺掇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是错误的。英宗心里怎么会不恨于谦呢?北京保卫战后，也先多次想与明朝议和，送英宗回国，于谦都坚决反对，他用一句名言很简洁地概括了自己的意思：“社稷为重，君为轻。”在于谦眼里，英宗不具有至高无上的神秘色彩，更多的是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工具，相当于一个符号。现在已经有了替代工具，而且这个替代工具做得比英宗还要好，就不再需要英宗这个工具了。在是否接纳英宗归来这点上，于谦和景帝的想法是有点像的，都不希望英宗回来扰乱已经恢复平静的政局。不仅如此，景帝和于谦还下令各边镇守将不得遵奉太上皇的命令，不得与也先议和。这让英宗欲投无门，欲哭无泪，于谦确实是做得够绝。若不是杨善以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也先，说不定直到夺门之变时，英宗还在塞外喝羊奶，吃牛肉呢。英宗如何能不恨于谦?
于谦确实是个忠臣，而且是个清官。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官员了(他们尤其看重后面一点，至于有没有能力往往尚在其次)。于谦有社稷再造之功，在人品上清正廉明，刚严不阿。他的死不仅是因为与徐有贞、石亨和英宗的恩怨，也是死于朝中大多数官员之手。
中庸之道原本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体现，但是国人偏偏将它加以改造，使它变得庸俗不堪。什么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万事莫出头，出头必倒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一大堆。时间长了，每个人都喜欢做事随大流，万事求稳当，甘于平庸，乐于沉默。不仅如此，对那些敢于打破现状，锐意进取的人往往谣言诽谤，恶语中伤，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于谦之死，更是死于他人的嫉妒。
这些人不仅嫉妒于谦的才与功，也嫉妒于谦的廉与德。这种嫉妒，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北京保卫战刚刚结束，就开始有人上书诋毁他，五花八门，“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就在奏章中说：“德胜门之战，或有胜负，各有死伤。结果石亨就晋封为侯爵，于谦就从二品迁升为一品。天下人没看见他们的功劳，却只看见他们受到赏赐，这实在是寒了天下人的心。”他建议，剥夺于谦等人的赏赐，等以后真正立功的时候再赏赐不迟。对于这种弹劾，没什么可说的，除了嫉妒不会再有别的原因。
锐意进取从来就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格，君子固穷、安分守己才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其间偶有革新振奋大志之人，因为行高于人，众必毁之，必然遭大多数人的嫉妒和仇恨，这些立有雄心壮志的人往往独力难支，最后身败名裂，下场凄惨。
刚则易折，要想做大事，光有志气和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通晓人情世故，了解人生百态，政治手腕圆滑纯熟，刚柔相济，善于因势利导，巧妙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尽力消解这些人的固有敌意，与这些人结成良好关系，最好尽可能地将这些人的力量为己所用，而后大业方可成，功成而名亦遂。
于谦就是那类有志向、有才干、有能力、有气魄，唯独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性格的缺陷导致了他人生的悲剧，遭人嫉妒的结局难道不是于谦有意无意间自己造成的吗?
北京保卫战后，景帝论功行赏，偏偏于谦来了句：“京城遭困，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啊，怎么敢邀功请赏呢!”这话说得何其高尚。以于谦的品格来讲，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是假话，或者只是谦逊之词。但是于谦忘了，这样的话用于自己可以，用于那些淡泊名利的人也可以，用于所有人就是绝对的错误。那些十年寒窗熬出来的人，那些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那些在官场百般钻营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平可没有于谦这么高(实际上这才是正常的)，他们出来做事，带兵打仗，是为了荣华富贵，是为了封妻荫子，而不是为了天下人洒热血，献青春。
指望所有人都变成雷锋，都变成圣人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无知、最愚蠢的人。
于谦或许没有这样的奢望，但是他已经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人。“京城遭困，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啊，怎么敢邀功请赏呢!”这叫什么话?!
你于谦愿意家徒四壁，愿意顿顿喝稀粥，没有稀粥就喝凉水，没有凉水就喝西北风，这我们管不着，而且我们表示钦佩。但我们不愿意过你这样的生活，也不想有你那样的道德境界，我们喜欢名利，喜欢享受。于谦你和我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两不干涉。你千万不要指望我们变得和你一样，你也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可是于谦偏偏不干。他一句话就将自己推到了这些人的对立面。于谦遭人嫉恨，能说这不是他自找的?
一次两次犹可，关键是于谦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谦性格刚烈，以天下为己任，遇有不如意事，往往捶胸顿足叹息道：”我这一腔热血，竞不知道要洒往何处?”王阳明曾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于谦犯的就是“傲”这个毛病，他自负清高，往往看不起那些勋旧贵戚和文武大臣，没来由地招致这些人的愤恨。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石亨。石亨出于报恩(或者贿赂)目的，为于谦的儿子于冕请赏，结果反倒被于谦在皇帝面前狠狠损了一把。石亨从此恨于谦入骨，其他对于谦 [ 1 ] [ 2 ] [ 3 ] [ 4 ] [ 6 ] 有意见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这样一个“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于既倒”，有大功于国家的人，等到他被囚、被杀的时候，竟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是整个国家的悲剧，也是于谦自己的悲剧。“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这也是于谦这一类人的悲剧。这类人公而忘私，往往将自己树立为榜样和典型，以超高的标准来要求和约束他人。在这些人的眼里，自己是正义和廉洁的化身，其他人都应该拥护自己，赞赏自己。更极端的是，凡是反对自己的人都是坏人，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人，甚至应该加以肉身毁灭的人。
于谦是这样的人，生于几百年前的北宋的寇准，也是这样的人。这位悲剧政治人物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同样的才华横溢、居功至伟，同样性格果敢刚毅，雄心万丈，同样自以为是，不能容人，同样的遭人嫉恨，下场悲惨。后来的海瑞更是这类人的极端，当今社会仍然存在很多这样的人。
同样的悲剧人物――寇准。
景帝朱祁钰很快也去世了。二月，复辟的英宗朱祁镇把他打回原形，废为郧王，囚禁到西官。二月十七日，朱祁钰去世，年仅三十岁，以亲王的礼仪被葬于西山，谥号戾。除了被废的汪皇后外，景帝其他妃嫔都被赐死殉葬。成化十一年，宪宗朱见深为景帝平反。
整个夺门之变中，朱祁镇等人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比明代第一次政变要容易得多了。那些准备上朝的文武大臣也乖乖听从徐有贞的指挥，默认了英宗的复辟。其实这正反映了大臣们的共同想法。景帝朱祁钰重病在身，好转的机会渺茫，他驾崩之后，皇位该如何处理，这是所有大臣的共同疑问。这些大臣所能做的就是在朱祁钰宾天之前诱导、迫使他立朱见深为太子，等朱祁钰龙殡归天，就可以通过朱见深放出朱祁镇，如此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没想到太上皇已经等不及了，干脆利落地绕过了朱见深这一环节，直接就坐上了皇帝宝座。反正都给工钱，给谁打工都一样，这些大臣便正好顺水推舟，默认了英宗的复辟，顺从地接受了英宗。
我们还要来分析一下，朱祁镇如果不行夺门之举，那么他是否会顺利地成为继任者呢?这时的朱祁镇正值盛年，被废掉的太子朱见深还是个小孩，是不会和他抢宝座的。朱祁镇被他的弟弟朱祁钰临死前秘密解决掉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朱祁钰想那样做的话，根本就不会让朱祁镇活着回来。如果朱祁钰唯一的儿子朱见济还活着的话，朱祁钰很可能在死时让朱祁镇做伴，替自己的儿子除掉隐患。可是朱见济死在朱祁钰之前，所以朱祁镇继任皇位不仅是文武大臣的共同意见，其实也是朱祁钰的内心隐秘愿望。之所以他到病重也没有将朱祁镇放出来，首先是怕朱祁镇报复，再是心存康复的希望，另外还有面子问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朱祁钰听到朱祁镇复辟后说“兄为之甚善”的原因。
而那些夺门功臣，其实都是些政治投机分子。于谦将英宗看作政治工具，徐有贞、石亨等人则把英宗看作富贵荣华的敲门砖。
这些人的人品和政治作为都很差。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屡兴大狱，朝政被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搞得乌烟瘴气。
这些人从来不为百姓国家着想，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富贵，在其位而不谋其事。类似那些不务正业的无赖青年，徐有贞等人也是不务正业的无赖大臣。这些人夺门成功在后，一个个志得意满，开始互相攻讦，俗称狗咬狗。
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徐有贞首先失势，这时距离夺门之变不过几个月。徐有贞两次被下于狱中，还到云南务了一阵子农，最后被释归原籍，“十余年乃卒”。
天顺三年(1459年)，英宗开始穷治石亨党羽，石亨所举荐的官员全部被罢黜，朝廷官署为之一空。天顺四年，锦衣卫指挥逯杲奏称石亨播散谣言，蓄养无赖，有谋反的迹象。“廷臣皆言不可轻宥”，于是石亨被下于锦衣卫狱中，家产被没收。一个月后，石亨死于狱中。
兔死狐悲。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吉祥与养子曹钦密谋造反。事泄，曹钦投井自杀，曹吉祥被凌迟处死。
算起来，徐有贞以自己整个家族的性命一搏，获取的荣华富贵只有几个月，石亨要久一些，却也不过四年，曹吉祥则是五年。
夺门之变没过多久，这些功臣的功劳就被英宗否定了。天顺三年，内阁大臣李贤借英宗询问的机会，点明了徐有贞、石亨等人的投机心态，“幸亏当时夺门成功，如果万一事情泄漏，石亨这些人死不足惜，陛下你又将置于何地呢?如果[成阝]王(景帝)崩驾，群臣自然会去请陛下您复位，那里用得着夺什么门?这些人的真正意图是要借此为自己邀功请赏，而不是出于对陛下您的忠诚啊。”英宗这才醒悟过来，下旨今后在奏章中不得使用“夺门”二字，接着又革除了冒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总体来说，那些夺门的投机分子基本上是白忙活一顿，空欢喜一场，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英宗实在称不上明君，只能算是个平庸之人。在他的领导下，大明帝国损失了五十万精锐，若不是于谦等一批忠臣义士誓死捍卫，大明帝国早就变成第二个南宋了，甚至亡国。从这一点上看，英宗是大明帝国的罪人。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明史》特别强调王振对英宗的蛊惑，将责任推到王振身上。再次继位的英宗政绩平平，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只好说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后世能颂扬一下的也就只有释放建庶人和废除宫妃殉葬了。
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朱棣靖难成功，建文帝下落不明，他的次子朱文圭当时刚刚两岁，就被成祖幽禁起来，这时朱文圭已经五十七岁了。五十多年的囚禁让朱文圭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不折不扣的白痴。
后妃殉葬的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无耻卑劣的朱元璋的占有欲望特别强烈，他即便死了，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猎物”，还要让他的那些妃嫔到阴曹地府继续供他奴役支配。他的“好”儿子朱棣、“好”孙子朱高炽、“好”重孙朱瞻基都以他为榜样，到英宗这里，总算是废除了。英宗一句话救了当时和后世不知多少女性的性命，算是功德无量。
摘自《阴谋与仕途》 [ 1 ] [ 2 ] [ 3 ] [ 4 ]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