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当代三个小说家画像 小说大师马原之死 马原被尊为小说大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误会，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场闹剧。
据我所知，中国从南美洲引进了两种东西，让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是玉米，另一个是小说技术。玉米的引进，因其高产，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使中国明清时期的人口迅速增加，以至于若干年后，政府不得不成立专门机构专事民众的“计划”生育。而“另一个叫马原的汉人”引进了南美的小说技术之后，似乎触动了学院派评论家的某个敏感部位，让他们发出一声声尖叫，于是，马原成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开山鼻祖。在学院派评论家的鼓噪之下，当时中国文坛似乎只有像马原所写的先锋派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只有它才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使那一代青年作家争先恐后地东施效颦，犹如过江之鲫。一些文学杂志也跪倒在他们的脚下，纷纷争宠献媚，尊“先锋”为小说正宗，迫不急待地往脸上涂抹“先锋”的脂粉。这一文学事件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场“肇事”，它的灾难性后果是：让读者远离了小说，或者说是小说放弃了读者，小说成了学院派评论家课堂上或书房里把玩的私密物件。
其实马原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小贩子的角色，他从南美洲贩来了博尔赫斯所谓的“叙述圈套”的小说技术，到中国则成了“黔之驴”，惊为“天外来客”。可是几招过后，便原形毕露。现在，与世界文学接轨后中国文坛已到处是“驴”，连“驴”的祖辈都妇孺皆知了， 人们再也不把马原的那点小说技术当一回事了，马原也自然失去了表演的热情，只好躲进大学生校园里继续在课堂上贩卖更多的小说技术，用以糊口。不过，他的那本《阅读大师》确实看出他鉴别小说技术的天分，如果小说界也像足球界那样有“球探”的话，马原应该是中国最好的“文探”。
写小说的马原死了，可是“倒腾”小说技术的马原还活着，这是中国小说的幸事呢，还是不幸呢？
怀念尤凤伟的“幸福时光”
尤凤伟写了很多年小说，但他最初的小说写得并不好，概念化，老套。直到1990年代，他写出了《石门夜话》，老尤开窍了，用佛门的话说是“顿悟”。接着，老尤写出了《石门续话》、《生命通道》、《生存》等一系列小说，使他走红文坛。后来姜文还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了电影《鬼子来了》，让他更加一路窜红。那时候的老尤完全是凭借他的实力，成为了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他的小说和他的人一样，幽默中透着真诚，狂放中含有几分老实，表现出了中国小说家少有的朴素的野性。在小说中找到自己的老尤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五十岁的老尤也度过了他的文学“蜜月期”。
可后来老尤堕落了，他堕落成了一个“大师”。他近年用两个长篇《中国1957》和《泥鳅》把自己开除了优秀小说家的行列。他着意为某些评论家写作，一味追求所谓的精神深度，堂而皇之地思考当下民众的生存状态，又回到“题材决定论”的概念化写作的套路里。他完全丢了身上特有的性情和趣味，他的小说也毫无趣味而言了。
把老尤“逼”向死路的是“大师级”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和“博导”王光东等人，还有一本杂志就是《当代作家评论》，他们廉价地送给老尤一顶又一顶俗不可耐的思想大师的桂冠，结果合谋暗害了小说家尤凤伟。
述平的“幸”与“不幸”
述平是曾被命名的“新生代”作家之一。这位新锐小说家产量其实并不高，至今只有五、六个中篇和不超过十个短篇。但与其他的“代”友们相比，他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名气却很大，这得益于他的小说写得十分地道。
当然，我所说的“地道”，主要是指他的小说弥漫立脚点米兰・昆德拉的气味，显示出一种不谋而合的一致。昆德拉在近些年中国文学界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但只有在述平这棵树上结出了丰收的果子，而且外表看上看还挺像是那么一回事。述平对昆德拉小说技术引进主要有三个方面：小说结构、情感把握方式和叙述方式。不信你参照昆德拉的小说读一读述平的《凸凹》和《某》，这是两部堪称他的代表作的小说。
――不过，这也说明述平与昆德拉的内在精神气质以及艺术感觉上有接近的地方，具备了起码的嫁接条件，否则，再摩拳擦掌技术也是无济于事，谁也不能把兔子嫁接到树上去。
述平与米兰・昆德拉的相逢，或者说不期而遇，是述平写作中的一件幸事。
述平还幸运地得到了张艺谋和姜文的青睐，这对许多小说家来说可是烧高香也求之不得的事，很多人趋之若骛，可只有屈指可属的少数几个人才能跪拜在他们的脚下。据说述平为写电影剧本《有话好好说》曾六易其稿，共写了九十多万字，其中张艺谋难免做一些修枝剪杈的工作，并给以必要的点拨，述平由此在艺术上的有所长进是毫无疑问的了。――可是从那以后，述平除了名气见长以外，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小说家的述平是否还要按照昆德拉的模式写下去？或者说他这个写下去还能否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在我看来是很难的。因为昆德拉在文学上所表现的天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人生经历，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智慧和情感深度主要是流亡到法国以后的人生感悟，而对一个作家而言，在人生中获得独特的生命体验才是最为重要的。关于这一点，王国维曾对李煜亡国前后所写的词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深受启发。他说“词至李后主乃大，感慨遂深。”因为“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而李后主最好的词都写于流亡到南宋之后，丧家辱国的经历使他获得了血淋淋的人生感悟，所以他后期之词是“以血书之也”。昆德拉和李后主同是流亡者，流亡使他们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情感质量，同时也为智慧的生长找到了适宜的时间和空间。
回过头来看述平的小说，他尽管也在追随昆德拉的情感把握方式和人生智慧，但总是显得缺少昆德拉的大智慧和大情感，更没有流亡者那种对残酷现实的生命体验，因此，他的小说给人一种小情调和小聪明的感觉。况且，昆德拉小说的更大魅力在于他谈论性和政治所表现的智慧，常常是妙语连珠，左右逢源，却又“花根带血”。这对于述平而言，不仅才力不逮，也缺少必要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