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大学的时候，在成都。 我们住在“熊猫馆”――全校唯一的女生宿舍，四周高墙围护，一面两进铁门把关，别说一般出差探访的亲朋好友进楼要详尽登记，就连同校男生有事来找，也必须被问得底儿掉，扣下学生证，方可入内。如果过时未出，一场紧张的全楼大搜捕是免不了的，其森严程度可想而知。
如此严谨的管理得到了女生的热烈拥护，据说是体会到了安全感。可我除外，因为我始终不是被保护者，而是被盘查者。回回进楼，守门老头儿都像审贼似地盯着我，有时还要大呼小叫一番，直到追至近前，围着我狐疑地绕上半圈，确认为“女娃子”，方才嘟囔着离去。为此，我经常招致女生的指指点点和男生的阴阳怪气:“为什么他可以进去，我们就不可以?”同屋人更是幸灾乐祸，偏喜欢和我出出进进，欣赏我被促住、遭训斥的窘态。自然，能经常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种满足。
然而和浴室的管理者相比，守门老头儿的态度算是“慈祥”的。每次进浴室大门我都心有余悸，只要我一步迈入，“炸雷”般的吼声就会随之而来。
按理说，上年岁的人看错人情有可原，可是年轻人也如此糊涂，真令人费解。
一个周末，由食堂传出的震耳欲聋的舞曲声，把同屋的“最低海拔”扰得坐立不安。她在屋里蹦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于是硬拉着我去了舞场。食堂里人们摩肩接踵，根本跳不开。我们索性找个旮旯，慢慢悠悠地挪开了“两步”。“最低海拔”只顾玩了，岂料一场狂风暴雨正在等着她。星期一，她的男朋友不依不饶地和她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有人偷偷告诉他，“最低海拔”曾和一个“男生”在舞场里表现得过于亲密!
我们上晚自习的教学楼的厕所灯光很暗，而且男女厕所没有明显的标志。可是人们并不在意，因为常去同一楼自然知道该进哪个门。有一天晚上，我从女厕所出来，迎面撞上个若有所思的女孩。她见我出来，先是一惊，用手下意识地指着我，“咦，咦，”了半天，随即很坚定地一转身，朝男厕所走去。我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顾不上多想，上前一把抓住她:“喂，我是女的，你别搞错了!”
有时走在校园里，尤其是人多的时候，难免不留神碰撞一下。如果撞的是男生反而无关紧要，说声“对不起”就行了，最怕碰的是小姐，不是听到两句恶狠狠的咒骂，就是看到两个翻得不能再翻的慑人心魄的白眼球。
同屋人说，之所以有这等“不幸”的事情发生，关键在于我的身高、发型和穿着。个头儿一米七，在成都男孩中绝对标准；发型是短短的“瓦片儿分”，和郭富城的没两样，猛一看特别像“老广”；穿着，牛仔短裤和不伦不类的男式夹克衫，配上光脚趿着的大号拖鞋，特别“出类拔萃”。再加上走起路来，一会儿昂首挺胸，横冲直撞；一会儿没精打采，晃晃悠悠，难怪别人误会。
其实，被看成男孩儿也不是一点儿“实惠”都没有。比如，别的女生绝对不敢一个人晚上出去，就连上自习都是成群结伙的，而我却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游西荡，有时灵机一动，还会干些吓唬他们的恶作剧。
更何况，被错认为男生还赢得了老师们的特殊关怀，令人难忘。给我们上计算机课的男教师已经50多岁了，可是孩子气十足，对上机操作认真、实验报告写得好的，他总要手舞足蹈地夸奖一番，然后重重地拍两下肩头，大有电影里首长见小兵，说上句“小鬼好好干”的劲头儿。当然对女生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自信计算机学得不错，兴趣十足，实验报告次次都是优，这就招来了老师过多的“关怀”――几巴掌下来疼得我直咧嘴，旁边的女生更是瞠目结舌。
别看以前我体育不好，可在成都却创造了奇迹，各项测验全部达标。这应归功于虽精明、练达却时常搞不清我是谁的年轻的体育老师。课前，我会被要求和男生一起抬很重的器械；课上，我的训练强度和男生一样。如果女学生练习掷4公斤铅球，她会让我拿5公斤的；如果女生跑800米，她会毫不客气地让上气不接下气的我追上男生的队尾，完成余下的700米。如此，不到一学期，我既完成了她的达标任务，也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减肥。
最让我感动的是位不知名的女教师，因为只有她向我说过一句感人肺腑的话。记得一个冬天的中午，天气很冷，我匆匆忙忙套上件大红的厚毛衣下楼排队打饭。队伍很长，好不容易才挨到窗口，我把饭盒递了进去:“2两米饭”。话音刚落，身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师轻轻拍了我一下，语重心长地说:“怎么，小伙子，大冷天就吃2两，可要注意身体呦。”
不过说到底，我还要想成为一个普普通通和大家平平淡淡生活在一起的女孩。我觉得做一个被错当成男孩儿的女孩儿是很累的，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不是想该上什么课，带什么书，交什么作业，而是挖空心思琢磨最精炼的“自我介绍”，好像这存在了十几年的铁的事实，必须要在短暂的身在异乡的日子里，再三强调一番，我才成为我。难怪那时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充满诗意的绰号一一“破旧的唱片”。
忆往昔“峥嵘岁月”，我终于痛定思痛，下决心留了长发，这是我唯一能尽快改变的。
(韩昌富摘自《生活》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