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盲点”开始 2000年中国思想界相当活跃，也爆发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以所谓《读书》事件为引爆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激烈的分歧和矛盾，也对于新世纪之后的文化和思想的走向有相当的影响。但对于这一重要的分歧和论战，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卷入其中，在过去之后就很少被知识界再度提及，也一直没有进行必要的深入研究和进行深入的反思，争论好像被遗忘了，形成了“盲点”，反而局限了我们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思想文化变化的视界。而这一思想视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我们处身其中的当下的文化和思想的境遇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想从切入《读书》事件开始，透视我们今天的新世纪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开始”的状况，这个“开始”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当下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点”，从这个点着手，我们可以厘清许多问题。
二、“《读书》事件”的由来与经过
2000年的中国知识界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分裂和争议。这些争议都没有局限于中国知识界内部，而是不断衍生、扩展，跨出原有的边界。所谓“《读书》事件”就是这些内部分裂之中最为激烈也最为戏剧化的一幕。它一方面引爆了中国大众传媒的持续的报道风潮，中国各种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和网络媒体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并且持续追踪这一事件。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相当显著的国际兴趣，许多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介入争论，在海外华文报刊及互联网中也引起了报道的风潮。它不仅是中国知识界分裂的表征，而且也成为中国当下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之下的一系列困境的最为尖锐和直接的标志。当时的“《读书》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不断出现的深刻分裂的最高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时期共识”破裂的最为明确的表征，也是在世纪之交时刻对于“阐释中国”的焦虑的最为集中的呈现。
《读书》是二十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月刊之一。它由三联书店主办，一直发表读书随笔，一方面介绍最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则表达知识分子对于许多文化、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为其撰稿。它多发表文笔生动，见解敏锐的短文，自1979年复刊以来一直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知识界的具有指标性的杂志。“新时期”以来，《读书》维系着知识分子内部的基本认同，具有知识分子文化代表的象征意义。这一点也得到研究者的普遍承认。1996年以来，《读书》原执行主编沈昌文退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名学者黄平和汪晖担任“执行主编”。所谓“《读书》事件”，是由两个不同但互有关联的事件构成的。第一个事件涉及的是对于《读书》近年来的编辑方向的评价和《读书》内部的人事变动。而第二个事件则涉及由《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读书奖”的公正性。而这两个问题又互有联系，如此微妙而复杂地混杂在一起。
第一个事件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非常活跃的记者、现在居住海外的戴晴于2000年5月20日在香港《信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戴晴的文章由批评中国存在的假货现象引发对于政府对刊物的管制的批评。在其中用比较严厉的措辞抨击了《读书》近年来的倾向，认为“《读书》资格老，名气大，多年前我是它的铁杆儿订户。无奈这不好下手的老资格刊物还另有特色，这就是它的眼力见儿，它的‘肯听招呼’，可惜任当局一轮轮的走马换将之后，已如被狐狸精吸干了精血的惨白书生，我也就不打算再订了”。[1]这里的“被狐狸精吸干了精血的惨白书生”是一个《聊斋志异》式的表述，指涉了中国有关鬼神的文学传统。它的意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非常明确的。戴晴的评论以隐喻的方式点明了《读书》经过了1995年的人事变动之后已经失掉了活力，而且听命于当局。在最近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关自由主义／“新左派”的论战越来越烈之际，戴晴的发言引人注目。(有关这一论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篇文章同时在有影响的“多维新闻网”发表。并通过E-mail进行传播。
这立即引起《读书》的作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为三联书店主编过“中国与世界”丛书、同样旅居海外的甘阳的激烈反击，甘阳在2000年5月23日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为《读书》近年的情况辩护。他认为：“《读书》二十年来一直被看成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重要的阵地，也被看成是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一个尺度。但最近以来，国内有些人却出于一种极为龌龊的狭仄的心理，不断散布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谣言，影射《读书》不再代表知识界。”云云。甘阳还批评了戴晴的人格。甘阳的说法已经涉及到近年来有关《读书》的最为敏感的症结问题，他直接提出了相当长时间以来中国知识界内一部分人私下传言的对于《读书》立场的质疑。
而此时一个化名“亦远”的作者在《明报》发表文章，回应此事。此文在互联网发表时在“亦远”后面添加了“(沈昌文)”的旁注。这就引发了亦远是沈昌文化名的联想。这篇文章批评甘阳所说不实，认为《读书》一直受到政治的干预，而最近出版的光盘版也“违背《读书》多年来倡导的学术自由精神”。同时对于甘阳进行了尖刻的抨击。这引发了甘阳的反驳。甘阳直接将亦远认定为沈昌文。同时对自己出国留学等问题作了解释。沈昌文也澄清他不是“亦远”。三联书店负责人董秀玉也对于涉及的三联书店的人事问题进行解释。
而第二个事件也在几乎同时引爆。2000年6月初，香港李嘉成基金会出资99万元人民币，由《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读书》奖”揭晓。这一奖项被称为“目前奖金额最高的学术著作奖项”[2]，其获奖名单中包括《读书》执行主编、该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评委会特邀名誉主席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及另外一位此奖的评委的文章。这里涉及是否这些获奖者获奖与自己的特殊身份有关的问题，立即引起一些未公开的议论。2000年6月9日，中国有影响的平面媒体《南方周末》的《新文化》专刊发表专版，介绍有关“长江《读书》奖”的情况。专刊发表了由该报记者钟晓勇的文章《99万元大奖颁给“读书”人》，这篇报道的作者直接采访了《读书》编辑部，介绍了《读书》办理此奖的情况。但该文指出，这次采访的进行是由于这项奖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读书》究竟是降格以求财求名，还是要为中国的学术界找一个真正属于民间立场的奖项?各种观点莫衷一是。”[3]此文有为《读书》编辑部澄清各方猜疑和困惑的含义。其中说明其评选程序乃是将诺贝尔奖的“程序拷贝回来”。该文已经指出，前述的《读书》工作人员或者参与评奖工作的人自己获奖一事已经“引发微辞”。编辑部对此做了解释。汪晖获奖是由于他在评奖期间“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没有参加这一工作，费孝通所得是“特别荣誉奖”， 不是此奖的常项。而另外一位评委得奖也是在自己回避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解释的出现无疑说明有关的私下议论已经到了编辑部不得不出面澄清的地步了。而同时发表的《另一种声音》则采访了学者徐有渔、邓正来、秦晖和丁东。他们都对这一奖项提出了一些异议，但都较含蓄。这几个学者在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中都属于所谓“自由主义”一派，与汪晖等人有分歧。徐有渔的说法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却暗示“现在学术界对各种奖项存在不信任感，民间奖项不能说是净土一块。”[4]怛同期《南方周末》发表的亚辰的《“奖”的讲究》就非常尖刻地指明：“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单是为了去这个‘疑’，避这个‘嫌’，汪晖先生这次不获奖可能更好。这个计较是为了这个奖的好。”[5]《南方周末》的这次集中报道是有关评奖的不同看法第一次公开化。《南方周末》同时还发表了对获奖著作的书评。真正将事件扩大化的是朱健国的文章《“长江读书奖”爆出丑闻》，这篇文章的资料都来自6月9日的《南方周末》，但他直接将汪晖本人得奖称为“中国学术腐败新高”，“掩耳盗铃，丢尽中国学人的脸”。[6]措辞异常激烈。他同时提出对于汪晖等人主持编务后的《读书》的评价：认为《读书》“已被‘新左派’阉割”的流言“包围”，“肚量变小，声誉每况愈下……质量直线下降”。朱健国将在第一个事件中有关《读书》近年的编辑方针问题的讨论非常直率地引入了第二个事件，他直接提出了《读书》乃是“新左派”刊物的观点。他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使“《读书》事件”迅速激化。
此后，“《读书》事件”在中国各种平面媒体中受到了广泛的报道，如《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等等都有倾向不同的长篇报道。而香港媒体如《开放》等也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报道。在互联网中，这一事件更成为热点。许多全球著名的中文网站争相汇集资料，访问学者，设立专题BBS聊天室，使这一事件持续发酵。著名的“博库”“旌旗网上书店”“中华读书网”“思想的境界”等等都起了主要作用。“中华读书网”更发起了“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的系列，对于评奖程序是否公正和《读书》近年的编辑倾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然，参与讨论的有媒体记者和普通读者。但讨论的营垒始终非常分明：批评《读书》的主要是在近期文化讨论中被视为“自由主义”派的人士，而所谓“新左派”则多数为《读书》辩护。徐有渔再次发表严厉的指责：“评奖主办单位工作人员不得获奖，评奖委员(甚至工作人员)不得得奖，这是连商家都遵守的规则，而我们的硕学鸿儒居然可以对此置若罔闻。”[7]他和所谓自由主义派的学者都强调评选程序的不公正。而许多为《读书》辩护的“新左派”学者则强调汪晖得奖是实至名归，没有瑕疵。
《读书》对此事的说明乃是由“长江《读书》奖”32作室于7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正式声明，解释著作奖和文章奖是由不同学术委员会进行的，因此“凡有作品入围者，均未担任相应奖项的学术委员。”[8]这是解释评委的文章入选的问题。对于汪晖获奖一事也再度提出解释：汪晖于1999年10月出国，没有参加工作。而且自2000年6月11日以来他三次致函工作室并转学术委员会表示辞谢。但立即招来质疑，认为6月11日之后，事件已经引起激烈争议，汪晖此举没有意义。汪晖本人也发表了《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对“长江读书奖”风波和《读书》近年的编辑方针做了辩护。对于长江读书奖事件，他澄清自己与此无关，措辞强硬地表示：“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9]而对于有关《读书》编辑方针，他也认为已经容纳了各家的观点。此文最后意有所指地强调：“那些想用污水和中伤来阻止我们的思想探索的人是不会得逞的。”[10]此后有关讨论更加激烈。这种论战其实已经延续到今天有关“中国问题”的“《读书》事件”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最为严重的争议和分裂。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引人注目。首先，它的焦点集中在二十年来一直具有巨大影响的《读书》杂志。因此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热点。无论事件的真相如何，《读书》杂志作为二十年来知识分子文化的象征的地位、形象和公信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时期”以来，《读书》在知识分子内部认同上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这次讨论中提及的“公器”形象从此荡然无存。我们经常看到的以《读书》为对象建立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分析策略和话语也面临挑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思想发展的思考也不得不面临重大调整。第二，它可以说是第一场以互联网为中心进行的争论。它的引爆也说明互联网这一新的话语空间的爆炸性和冲击力，它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国内／海外知识分子的界限，直接说明了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汉语文化”的新的公共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业已形成，一种公共议题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跨越界限，华人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开始转变为以互联网为基础。这些文章往往是作者首先发给有关人，然后这些人再通过电子邮件传播。此后才正式在网上或平面媒体中发表。而且当时我就发现，网上媒体往往首先发表文章，BBS站透露的情况往往异常具体，它们能够迅速把握论战的脉络，而平面媒体仅仅是跟进报道。这种情况也为我准备这篇讲稿造成了小小的不便。因为需要重新寻找这些文章公开发表时的出处。争议在虚拟空间中的发展也使得有关一个中国平面媒体《读书》的争议化作了互联网中全球汉语文化形成的一个见证。
这一有巨大影响的事件喻示了中国思想的深刻的危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它意味着一切似乎将要重新开始。
二、“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读书》”事件涉及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是由评奖程序是否公正和《读书》最近的编辑方向是否迎合中国当局并成为自己一派的工具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二是“新左派”／自由主义争论中的“知识”和话语的问题。从事件的表面，双方论战的焦点是“伦理”问题。《读书》是否在评奖中背离了程序公正而谋私?《读书》是否迎合某种立场，而仅仅代表一个特定派别?这些都是涉及编辑人员的“伦理”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判断。但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伦理”问题的看法却非常明显地受到自己的知识背景的制约。事实非常清楚，认定汪晖和《读书》有“伦理”问题，并对之进行道德批判的多是近年来在文化论战中持被视为“自由主义”派的学者。而认定汪晖和《读书》没有“伦理”瑕疵的则非常明显地属于所谓“新左派”学者。双方对于“伦理”是非的看法显然受到自己的“知识”背景的制约，受到意识形态选择和话语选择的控制。这里没 有绝对的“伦理”是非，而凸显不同的话语在角逐争夺中对于“伦理”议题的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在这里，知识与话语的权力体现为对于伦理优势的竞争，并且都试图将这种伦理优势诉诸大众传媒。双方都将自己在伦理上的纯洁无暇视为知识的合法性的基础。在对于《读书》进行否定的人那里，长江《读书》奖评选程序的问题就和“新左派”话语的错误相联系；而为《读书》辩护的人则从反面喻示，论证汪晖获奖没有问题，则保证了“新左派”话语的正确。问题是争论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直接等同与知识分子间的有关“知识”和话语的是非。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差异，既不可能从评奖程序的不公正得出“新左派”观点错误的结论，也同样不可能从评奖客观公正中得出“自由主义”观点错误结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引爆的“伦理”问题仅仅显示了有关“知识”的分裂的严重性。
在有关《读书》的第一个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位笔名为“历里”的论者[1]在“多维新闻网”的“大家论坛”中发表了题为《谈“读书”风波》的文章。这篇文章感慨于戴晴和甘阳的争论，认为：“戴晴和甘阳都是有名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友谊如何，我不知道，但总是熟人吧!虽然政见不同，但十年前总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呐喊，转眼之间就要兵戎相见，真让人有相煎何急之感。”他提出：“我们现在要反省的，不是‘风波’中的谁是谁非，而是学界在这么多年当中，在学术论争的气质、风度方面，为什么没有一点长进?朋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为什么如此脆弱?为什么一篇文章，几句话，就可以把学界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12]历里的分析应该说触及了这次论战中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友谊”的“脆弱”，而在于这种“知识”方面的分裂已经达到了无法建立任何基本的“共识”的地步了。这一点论战双方似乎丝毫也不讳言这种分裂的严重性。甘阳就指明：“晚近以来关于《读书》早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说到底是与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有关。确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许多重大问题都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状况是七十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13]而与他意见尖锐对立的论者“秋风”的网上文章也认为：《读书》事件“可以说是一部分知识人对近年《读书》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及表现出来的倾向的不满的一种总爆发。”[14]
这些论点都显示了所谓“新左派”／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标志着从“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最基本的“共识”已经完全破裂。双方都似乎要在无情的大众传媒的论战中压服论敌。当“伦理”问题成为媒体焦点的时候，造成了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它转移了一般公众对于“知识”问题中分歧的了解，而将问题集中在通过评奖是否公正的判断来了解自由主义／新左派的道德的是非。而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内部则凸显了“知识”方面的冲突的残酷和不可调和。它只是提示我们有关自由主义／“新左派”的“知识”方面的分裂，已经不可能在知识界内部得到相互了解和讨论，而是只能以诉诸公众的“伦理”问题摆到了大众传媒之中。我无意讨论和辨析有关“《读书》事件”的“伦理”问题，我以为《读书》在评奖的程序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可议之处，但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伦理”问题所凸显的“知识”方面的分裂的焦点究竟在何处，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中心。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是一些极为简单和粗疏的划分，[5]但其中的分歧却非常清晰，这都涉及到在“新时期”开始的阶段在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形成的“共识”的破裂。我们可以把这种“共识”称之为“新时期共识”。这一共识起源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形成了新的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新的国家结构，也出现了与这个新国家结构密切相关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期望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则希望向西方敞开大门，走向世界，进行“开放”。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的反“左”，对于五四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反思之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们以批判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为中心，在“知识”领域中完成了新国家结构的意识形态工程。他们建构了两个方向的“共识”，而这种“新时期共识”也一度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首先，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计划经济现代化的挫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引入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经验，以达到经济成长和发展有一致的“共识”。这可以称为“发展共识”。多数知识分子认为，经济发展乃是社会进步的中心标志。李泽厚就提出：“现代化又确乎是西方先开始的，现代大工业生产，蒸汽机、电器、化工、计算机……以及生产它们的各种科技工艺、经营管理制度等等，不都是西方来的吗?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16]作为现代化的西方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这一“发展共识”的中心。第二，这里形成了一个“个人共识”。这个“共识”乃是基于对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以救亡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导致了文革的悲剧。而在“新时期”，个人主体的发展，个人解放应该成为文化的中心。李泽厚对此有非常简略的描述：“‘五四’运动是两个运动而不是一个运动。这两方面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启蒙是反封建，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的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相平行的局面，政治救亡的主题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所以，‘五四’的启蒙工作基本上没有做。建国后也忽视了启蒙方面的问题，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紧接着就号称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受到过市场经济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封建主义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层。”“我认为，反封建仍然是现在的主题。”[17]这里，中国的计划经济历史往往被阐释为封建主义对于个人的压抑。而再度启蒙则意味着对于个人主体的热切肯定，而对于“民族国家”的价值则相当忽视。也就是在启蒙／救亡的二元对立中强调启蒙的关键性。
“新时期共识”就是以“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构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坚持的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是以在欧美发展的现代性作为它的标准模式。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成为这一共识的关键。它成为“新时期”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相对一致的前提，他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而新的国家结构则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心。正像李泽厚所表述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实起到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的作用。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中外古今在他们的心灵上思想上的错综交织融会冲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逻辑，至今仍然如此。”[18]“新时期共识”的存在保证了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的位置，也提供了一种一致的“现代性”想象的策略。当时对于“左”的批判并不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议，而是与新国家结构共生的知识分子共同一致的对于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虽然知识分子内部也有许多分歧，但它们都不足以动摇这个“新时期共识”。《读书》杂志在当时就是由于全面反映了这一“新时期共识”而建立了知识分子文化象征的地位。而《读书》杂志受到知识分子的一致肯定也说明“新时期共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支配作用。而当时中国的经济通过对于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几乎所有人不同程度上受益，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和阶层的生活水平和利益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社会对于经济成长和社会变化及全球化的期望几乎是一致的，这也为这一“共识”提供了合法性。而“新时期共识”也成为海外和中国学术界“阐释中国”的知识基础。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共识”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社会避免急剧变化过程中的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雪崩式瓦解和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以及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的所谓“公共空间”也已经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全面控制状态，这种全面控制的基础早已瓦解，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已经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及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政治象征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与此同时，阶层和地域的利益差距已经加大，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域的所得往往和另外一些人和地域的所失相联系。这使得我们难以承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矛盾，不同的利益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全球化也冲击了社会，将一些人抛到了历史之外，生活直接面临困难。贫富分化、腐败、地域分化、环境问题等等都深刻地损害了社群的活力，也使得公共生活面对严重的威胁。
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面临着挑战，从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到有关“后现代”“后殖民”的讨论都涉及了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19]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开始“边缘化”，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主导的新的结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扩展。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新时期共识”必需回应和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为何在“个人共识”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当然这里的实际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在基层民主、民间文化空间的营造方面也有相当进展)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了巨大发展的问题。“个人共识”也无法回答“冷战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和本土化的趋向仍然异常活跃和强势的问题。西方式的普遍性显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其次，“新时期共识”面对着“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下岗、腐败、跨国竞争的不平等等等，这使得发展带来的财富并没有被全民公平分享。有关“发展共识”中，经济发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表述受到冲击。“普遍性”在这里也成为问题。于是，如何对于中国当下的现状进行“阐释中国”的工作，如何寻找一个不同的知识框架。乃是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对于“中国”阐释的巨大焦虑，是无法回避的。
“新左派”／自由主义的论战正是在这个局面下展开的。这次论战的特点是双方把问题集中于政治经济领域之中。简单地说，所谓“新左派”的出现，就是对于“新时期共识”的“普遍性”的现代性的强烈否定。这种质疑不像已往的追问一样来自于中国传统，而是对于“现代性”的再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乃是一种不同的“现代性”选择，是一种“特殊性”的现代性，而不是“新时期共识”所提供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乃是封建主义的变形的表述。“救亡”不是复兴传统的“国”，而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这一任务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进行的。他们的观点的起点就是质疑“新时期共识”的合法性。一位新左派论者指出：“如果说在80年代，启蒙与现代化对于中国是一个辉煌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明显地看到，启蒙主义所呼唤出来的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畸形儿。正是启蒙主义的理想降落成为资本主义的世俗现实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必然的分化。”[20]他们的观点集中在两个方向上。首先，在国际领域中，他们借助于“世界体系论”及“依附论”批判西方霸权，批判全球化带来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奴役。同时强调民族认同，强调对于西方霸权体系的对抗，表达了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激情。其次，在国内方面，他们强烈认为目前的发展的财富分配不公平，指责财富为新的资产阶级所占有。对于现存体制的非计划经济的特点提出批判。强烈要求社会公正。他们对于自由主义的抨击也相当激烈，如提出：“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所推动的是中国的重新奴役化，他们要使我们回到1861年的美国。是的，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它只是‘白人’的民主，它是以另一部分人的沦为奴隶为代价的，它是现代民主制和现代奴隶制的完美结合。”[21]
而自由主义对于“新时期共识”的捍卫的同时，也试图修改它。它一方面强烈捍卫“新时期共识”的“个人共识”，如徐有渔直接指出：“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22]同时主 张迅速发展民主，与西方接轨，加入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批评新左派“只反霸权不反极权”，[23]是为斯大林、毛泽东和“文革”辩护。另一方面，则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共识”进行一定的修正。如认为目前在中国要警惕“市场与列宁主义一斯大林主义模式结合的可能性”。[24]就是明显看到八十年代的简单模式的困难后的调整。自由主义同样批判腐败，但它将腐败阐释为计划经济式的专制政治的结果。
我们异常简单地回顾了目前的讨论的焦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争论不是现代／传统之争，但也不是对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和追问。而是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的不同选择之间的争夺。一种是由“新时期共识”到今天的自由主义的“普遍性”的现代性选择；另一种是从中国革命到“新左派”的“特殊性”的现代性选择。两种选择对于中国的情势和方向的思考存在根本的不同。在这里，有趣的是两个方面。首先，双方都对于中国的状态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实际上，双方对于中国的状态的认知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对于它的判断完全不同。新左派认为中国不够计划经济的地方，恰恰就是自由主义认为不够市场经济的地方。新左派否定现实的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而自由主义则否定现实的计划经济的合法性。这里他们都强烈地要求对于目前中国极度的“混杂”性的再度清晰化，都再度要求提出一个“谁战胜谁”的二元对立的解决。而且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新左派认为国家放纵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没有强有力的管理。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市民社会过度屈从于国家而缺少批判。双方都抨击大众文化和世俗趣味，新左派认为这种大众文化提供了市场经济对于人民的麻醉，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大众文化是计划经济专制麻醉人民的方式。其次，他们都有来自西方思想和知识的深厚背景。自由主义乃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它在冷战后“历史的终结”的全球语境中已经成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而新左派则也有一个来自西方学院左翼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西方学院中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在这里，双方有一个有趣的“位差”，在西方作为主流话语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却仍然没有得到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而一般民众对于自由主义的兴趣仍然非常弱。在西方学院中非常有力的左翼传统，在中国学院知识分子中还属于一种少数派。这种状况给“《读书》事件”的出现提供的条件。自由主义派迫切地以“伦理”问题将知识界的内部的争议扩大到大众文化和媒体中，有期望得到公众回应的方面，但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只是暴露了知识界的内部分裂。而新左派则在知识界内部则比较被动，容易受到攻击。实际上，他们都与全球化之下对于“阐释中国”的知识生产相联系，目前在中国国内进行的这种知识生产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流通与消费的结构的一部分，都是它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不仅中国本身已经全球化了，连对它的阐释的需求和兴趣也已经全球化了。
三、超越“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来临
“《读书》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的有关“现代性”不同选择的争议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伦理方面的相互指责掩盖了知识方面的深刻分裂。它没有提供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仅仅凸显了问题的不可调和和无法解决。实际上，计划经济的“特殊性”的“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的现代性之间，仍然有那种相互依存而对立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极度混杂的语境下，双方都可以找到无数例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它们恰恰是一块金币的两面，它们好像互相撕裂却依然互相依赖。正如酒井直木(NaoKiSakai)所指明的：
“与双方公开的声称相反，普遍性与特殊性互相促进并互为补充；它们从未产生真正的冲突；它们互为依存，并以任何手段去谋求一种均衡的、互为支撑的关系，以便避免一种可能危害它们号称是安全而和谐的独白世界的对话冲突的出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确认相互缺陷以便能相互掩盖；它们在共谋中紧紧相互捆绑在一切，在这方面，特殊性如民族主义绝不可能对普遍性进行认真的批判，因为它们原来就是共谋关系。”[25]
酒井直木的看法很好地点明了在当下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存在的盲点和困境。实际上，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于今天的中国进行了简单化的描述。它们同样简单化地对待中国异常复杂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同样简单地处理中国的大众文化及日常生活领域。它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精英意识，一种对于当下状态的极端的拒绝的姿态。它们都承诺一个自我中心的位置，提供对于未来的宏伟蓝图。但这与中国当下的状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首先，它们都没有对于自身的现代性的背景的自我批判，没有一种对于自身历史的“历史化”的理解和对于自身知识的反思和追问，而是排斥任何与当下的对话和沟通。当它们互相争论，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复杂性也再度被简单化了。它们都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不断革命”的激情，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公平／自由、左／右、新时期共识／反新时期共识之间的对立之中，忽视了中国社会内部和全球化的高度的复杂性。在新左派那里，我们仅仅能够看到全球化作为恶梦出现，将中国无力的人民引向被奴役，而目前的状态只能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的加剧。而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全球化则变成了我们唯一的福音和寄托，只有它能够带来自由和幸福。脱离民族国家的自由才是我们的出路。其实，无论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或者民间与国家的关系的多元化已经非常明显。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的中国阐释根本无法描述中国的状态。其次，它们都显示了一种本质化的追寻。这种追寻必然成为屏蔽中国“混杂性”的方式。无论新左派所呈现的“反西方”的本质还是自由主义呈现的“西方化”的本质，都是一种抽象之物，一种脱离了具体的状态的绝对的理念。而且变成了“阐释中国”的一条便捷而虚幻的途径。这些虚幻的本质正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对于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而已。在新左派那里中国变成了一个狂暴的、怪异的“他者”，一个怨天尤人，悲愤不已的“他者”，一个绝望的无可奈何的反抗者，它的简单而刻板的反抗只会让人感到可笑；而在自由主义者那里，中国变成了一个驯服的、无能为力的“他者”，一个无限趋向于西方的“他者”。但它们看似不同，但那种真正的被动性和被撕裂的无奈则是一致的。它们都凸显这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面前的惊惶失措和尴尬失衡，现代性不可能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提供浪漫的拯救和希望。
那么，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站队，不是在其中选择其一，而是要追问这些知识本身的来源，追问当下中国的状态究竟如何。不是把现代性作为“未完成的方案”，而仅仅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我们必需面对中国社会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深入社群之中去思考 “现代性”或者“全球化”这样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下文化的新的可能性已经呈现得如此清晰。我们可以发现“新世纪文化”的巨大活力和已经充分展现出来。从“人文精神”讨论到有关《读书》事件的争议所体现的问题已经被新世纪的历史所超越。郑必坚曾经指出：中国今天的发展乃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获得的。[26]一历史发展的道路当然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的必然的延续，但也是一种重要的新的发展。二十世纪的中国曾经有过非常巨大的民族屈辱和深刻的历史悲情，也在百年的“强国梦”中坚韧地追求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这些历史深刻地影响和教育了我们，让我们的文化精神注入了宝贵的民族情感。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新世纪，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中国还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毕竟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的展开。我们有了告别过去悲情的现实的基础和具体的可能。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在更好地继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基础上，塑造新的民族性格，创造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国民意识。这种意识当然必须牢记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痛苦和悲情，但也要用新世纪的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开创未来。
注：
[1]引文除见于相关报刊之外，都可见“思想评论”网站有关“《读书》事件”的专集：“http：／／intellectual．member．easyspace．com／academic／academic．htm”或“中华读书网”：“http：／／www．creader．com．cn”
[2]《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等同[1]
[3]同[2]
[4]同[2]
[5]同[1]
[6]同[1]
[7]周雪桐《“长江读书奖”争议难平息》《北京晨报》2000年7月2日
[8]同[1]
[9]同[1]
[10]同[1]
[11]此文在有的网站上署名“谢泳”
[12]同[1]
[13]同[1]
[14]同[1]
[15]有关此点论战双方都有所认识。汪晖在为《读书》辩护时就认为：“参加讨论者来自各不相同的背景，观点各异，完全不可能用贴标签的方法将他们纳入诸如“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这样的笼统说法之中。”同[12]
[16]《漫说“西体中用”》《李泽厚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353页。对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作《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4―9页
[17]《走自己的路》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8月初版288页
[18]《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版344页
[19]有关这两次讨论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141―164页
[20]“思想的境界”网站
[21]同[23]
[22]《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旌旗网上书店”徐有渔・著作选摘“www．jlngqi．com”
[23]朱健国《中国学术腐败丑闻》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7月号22页
[24]同[25]
[25]Naoki Sakai，“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Postmodernism and Japan,Masao Miyoshi andH．D．Harootunian eds,p105(Durham：DuckU．P．，1989)
[26]《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