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台湾女人怀有好奇。 同性、同根和同祖的台湾女士和我们大陆女人有何不同？ 旁观者清。一个德国汉学家印证出不同，他说，是语言上的用字不同。
什么用字？难道她们一张口出来的就是繁体字，而我们就是简体字吗？
是说法上的不同，用词上的不同。汉学家又说他的观察。
什么说法上的、用词上的？难道他们说文言文我们说白话文吗？我这是抬杠。
是生长的环境和文化的教育不同。这我同意。
一个曾长期住在汉堡的大陆女朋友说，她觉得女人常常有三种，一种重事业成功，讨论问题探求深刻，喜欢整天忙忙叨叨的女强人、女领导，没有时间坐下来温馨; 一种是但求平和的生活，重视内心的充实，清高淡远的人; 一种是喜欢聚会，然后家长里短议论的妇人。这个朋友认为台湾女人属于中间类的居多。她举出小例：一次她随一个台湾女士去聚会，说是女人聚会，定期的。她去了，结果大吃一惊：居然是读书会，女人们纷纷把自己近期正读的书带去，互相交换，有人推荐一书，列举各种评论，好坏皆有，并且论证为何时下流行或者有争议。于是众口异词，轮番朗读，以飨在场听众。
“这是我在德国见过的最好的中国女人聚会，妇女们也喝茶，也品小吃，但是，却是融洽的、文静的，受益的。”朋友很感慨。
想着台湾女士的不同，就碰见了一位，叫郑宜菁的。
“这个菁字，发‘京’的音，很多人念成青，我也不更正，反正在国外，我的姓也照着外国人的发音来，都已经不准确了。无关紧要。”这个文雅的郑女士很宽容地解释。
我对郑宜菁女士的态度很欣赏，对她的人也很关注。据说她曾毅然放弃汉堡大学的教师位置，去一个台湾中文学校当校长。我认识她时，觉得她很特别，长发黝黑，中分达肩，露出一条白净的脸，温文尔雅，举止言谈恬静如水。我遂说起我朋友认识的台湾女士和她去台湾女人读书会的事，她的回答，让我感叹世界太小、无奇不有之说。“我知道你的朋友，她就是到我们读书会去了的。”
对于台湾女士，郑女士是我有生以来认识过的第二位。第一位还是我在国内做记者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来了第一批台湾的时装模特儿，我们蜂拥去采访，带着好奇。本来嘛，同根同祖的，文化相同语言相通，却天各一方。那天我们在一个饭店的大厅里翘首以待，摄影记者那时还没有现在的现代设备，也早就把胶卷装好了，一齐对准大门。作为记者，我们肯定会关注第一个进来的模特儿，因为她应该是最具有两岸交流意义的人。而且，阻隔了那么多年，谁敢于第一个开门进来，那个女孩子肯定是个有胆量的人。我已经想好了，就采访这第一个进来的人。我估计，那天的其他记者也有跟我英雄所见略同的。这么一来，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关注大门。
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大家就以为来了，全体起立，结果是一个迟到的同行，还是个男性，大家哄笑。又进来了一个，又站起来，又不是，大家就开刚进来人的玩笑。最后，应了狼来了的典故，到真的模特儿打开门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有些迟钝了似的。不过，我还是抢到了前头，写了那位第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美丽女孩儿。
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记得令我惊讶的是，我面对的这个高挑女孩儿，文雅，安恬，内敛，谈吐上很注意遣词造句，而且轻声细语，很淑女气。这里面有地域、习俗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但是同时我也有了一种疑问，或许繁体字能让人更注重传统文化？更能让人从古典文学中接受影响？
此后非直接认识的台湾女士就是通过书本了，如三毛，龙应台。我读她们，觉得真不同，特别是三毛，她能把自己的文学天才与中国传统、西方文化融合得很妙。等我再看到简贞的散文时，觉得那就该是台湾女士的文笔。但是，我知道那不能就此证明出大陆和台湾女士的区别来。
等我见了郑宜菁女士的时候，她的文雅端庄、讲究礼让，再一次确认了我对台湾女士的看法。
仅仅是几面之交，我和郑女士就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正读的书，而且不约而同地决定交换去读。
那是在汉堡城区Niendorf中心的咖啡馆，临近圣诞节，那里很热闹，巨大的圣诞树上已经挂满了蜡烛灯，新开的滑冰场里有孩子在伴着音乐跑来跑去了。那天之前是郑女士的生日，她到那里说寿星老该请客，把我出钱的念头三下五除二地消灭了。我们笑着异口同声：打倒争抢付款现象！然后她递给了我世界畅销书、那个阿富汗美国人写的小说《灿烂千阳》，作者还写过《追风筝的孩子》。我看过那部电影的DVD，是我先生推荐给我的。我很感动，但是我先生说，小说比电影更好。他送过他妈妈也就是我婆婆这本书，作为生日礼物。
“这是台湾版的，我刚买来，没来得及看，我圣诞节和先生去美国度假更没有时间看，你先睹为快吧。”她说。
我端详那暖洋洋橘红色的封面和封面上蒙着面纱的女人，翻开看了一下扉页，看到了郑宜菁的签名和购得时间的笔迹，我愣了一下，对我来说，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遥远。因为多少年来，我也有这种写在扉页上同样内容的习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回国购书的不便，这习惯正在慢慢地减少。
我打开了我的皮包，我告诉她我正重温老舍，但给她带的是莫言的《檀香刑》，她马上说，她知道莫言，大陆很著名的作家。我说，我喜欢他的《红高粱》，但是《檀香刑》我不喜欢，而且是很不喜欢，但是作为一个重要作家的重要著作，值得看。她还给我带两本探讨生命轮回方面的书，我有些犹豫，因为这方面的书籍我几乎从未问津，而且也对此有些偏见。我对她说我的祖母活到了一百零一岁，她活着的时候，就相信轮回，而且整天和已经故去七十多年的祖父对话，每当我们生病时，祖母就拿出一个银硬币让它站在桌上，口中念念有词，我们笑她迷信，但也不反对，觉得那是她的权利……郑女士听我祖母的故事简直入了迷，她说她信，说她大学时的老师陈老师陈平，也叫三毛的，也信。
三毛？那个台湾的、写《哭泣的骆驼》的那个三毛？
没错。郑宜菁点头。我马上又看了她一眼：她的头发。我刚才还有些奇怪她的发型有些似曾相识，居然就对上了号：和三毛同样的发型！而且样子也像！难道三毛对她真的有过什么影响？
我还没说，她却说了，说她有一年和先生去中国四川旅行，导游是个男的，看见她大吃一惊，然后马上给太太打电话说，他的两个游客一个德国先生和一个台湾女士，女士长得极像三毛。“我太太是三毛迷。”导游解释说，郑女士告诉他上大学时三毛教过她，导游简直难以置信，马上跳跃着又通告了太太这个消息。
三毛怎么会教你？她在哪儿教过你？教你什么了？那时你多大？她多大？她的样子是怎样的？真的三毛是书中她描写的自己吗？
郑女士抿了一口咖啡奶。她不习惯叫三毛，而叫陈老师。
二十多年前，郑宜菁正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读德文系。那时，老师们都衣冠楚楚，也清一色的西装革履。有一天，来了一位新老师，女性，去过美国，刚从德国回来在哲学系和德文系任教，长发披肩，服装奇特，还涂着黑眼圈，如中文大学的一道风景。大家眼睛一亮。这老师姓陈，叫陈平。这老师每天都换一套衣服，今天是拖地长裙，明天是超短裙。
“有一天，她披了一个大披肩，像一个大毯子，我依稀觉得她的哪本书里就有她披这个围肩的照片，好像她围着它，靠在墙上。”郑女士有好记性。
因为披肩特别，也因为少见，就有男同学悄声开玩笑说：“瞧，陈老师今天又带毯子来了，不知道她带没带枕头。”
陈老师常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一天她邀请大家到她父母家。郑宜菁记得，有面墙上挂着陈老师早年画的国画，很雅致，上面有葡萄和花鸟。陈老师的弟弟、爸爸妈妈都在。陈老师坐在那里不像个老师，也不正襟危坐，而是盘着腿。望着学生，陈平悠悠地说：
“老看着你们，老师觉得好老了。”
那时郑女士们二十出头，陈平二十九岁。二十岁的郑宜菁歪着脑袋看着陈老师：“哦，二十九岁，是好老了耶！”
后来，郑宜菁在教学楼的洗手间里碰到过陈老师。郑宜菁那天穿了一个超短裙，她清楚地记得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郑宜菁，你穿短裙子很好看。”
郑宜菁也记得陈老师自己的家―――
她的家里很有意思。陈老师说她没钱。她的房间很特别。客厅里有几个大厚板子放在地上当桌子，是橘红色的，很鲜艳。“这是我到棺材店里买的，当桌子。”陈老师出口不逊，吓了学生们一跳。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盏彩色的灯，灯下是一个枯树枝，在散开的光线里很艺术地摆在那儿。
“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树根，就偷偷地捡了回来，洗了又洗刷了又刷，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陈老师又让学生吃了一惊。
还有更有趣的，那是陈老师的书架，是用砖头和木板垒成的，每隔四块砖房一条木板，上面是整整齐齐的书……
难道你没受三毛的影响吗？我还是忍不住问了，看着那同样的发式。
“陈老师鼓励我们出国去留学，她说外面有另一个世界。”郑宜菁是受了老师影响的，她毕了业后果真就通过了留学德国的考试，并获得了奖学金。
来到德国之后，郑宜菁还与陈老师有过信件往来。“那时，她与荷西正在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我也不知怎么就寄到她那儿了，而且十分不明白地问她：你先生不是潜水的吗？怎么能到沙漠去潜水呢？”
陈老师回了信。郑宜菁还记得，陈老师的字全歪在一边。“等我找到了那封信，一定给你看一看。”郑宜菁保证说。
那一天，因为三毛或者陈平，因为书，我们一个大陆人和一个台湾人谈话的气氛与户外的天气正好相反：热火朝天。不断来给我们送果酱加鸡蛋饼的侍者好奇地打量着两个手中攥着书的亚洲女人。
和郑女士告别时，我们穿越了几个商业楼，开门关门，郑女士都是抢先的，并同时谦让着给走过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让路。
圣诞节前一天，我收到了写有一串繁体字的电子邮件：
“亲爱朋友:
祝你
圣诞快乐!
新年如意!
健康平安!
宜菁
上”
我也给她寄了祝福。或许下次与她换书时会看到三毛的手迹。
2008年岁末写于德国汉堡
责任编辑 张颐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