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8月10日，一队苏联红军进入我国内蒙古林西县。此时日本军队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苏军上校瓦西里找到了当地进步青年牟国璋，了解林西敌伪特的情况。因为牟国璋年前就秘密组织了几个青年，开展抗日活动。
当时18岁的牟国璋走进苏军指挥部的时候万没想到，他一脚踏进了情报工作的大门，从此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情报和反间谍”生涯。
牟国璋，祖籍山东，1927年出生于内蒙古林西县，1945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党。
1946年，牟国璋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秘密情报员。
1949年2月，临时调至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9年6月，调到华东局保卫处任工作组长，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政保处任科员、副科长。
1955年调到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长。
“文革”中遭迫害被关押近七年。1976年出狱后潜心创作，曾出版《伪证》、《宙斯计划》、《这里没有硝烟》等长篇小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1987年离休。
牟国璋回忆，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正好赶上梅雨季节，推开门，就是湿漉漉的空气，能拧出水来，偏又刮台风，他就有些发愁，这整天下雨可怎么办。单位的伙食也不对胃口，他是在北方长大的，上海饭菜偏甜，不习惯，水土不服，闹肚子。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领导照顾这个北方来的小伙子，每天在供给的食物之外又给他特批半斤牛奶。回忆起这个情节牟国璋就笑，当时都以为喝牛奶能治拉肚子呢。
1949年的上海，百废待兴，敌情严重。
当时的华东局保卫处成立了一个保卫大队，两个工作组，牟国璋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其任务是在上海进行有关社会治安方面的调查研究，肃清敌特残余势力，并负责华东上海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牟国璋说，那个时候忙，白天黑夜都捞不着睡觉。他们半年时间连破了十起匪特案件。侦破的第一起案子是“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案”，是在社会上进行调研时搜集到的情报，主犯张斌，是“第五纵队”的司令。说是纵队，实际上手下只有五六个人，有枪械武器。
他还破过一个案子，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当时舟山还没有解放，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还在舟山，不断派遣特务对我进行破坏，妄图反攻大陆。1949年12月，他派遣了个叫李国平的特务到上海来搜集情报。李国平从海上漂过来的时候，带了枪支和支队司令的委任状。
根据情报，李国平住在浦东的一家农舍里。
1949年的浦东，还非常荒凉，晚上没有电灯。牟国璋他们行动的那天晚上，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他带人摸黑跳墙进到李国平住的院子里，然后踢开门，冲进房间。
房间里没人，用手电照，床上的被子胡乱窝在一起，后窗开着，风卷着窗帘发出“啪哒啪哒”响声，给人感觉是，李国平跳窗跑了。
牟国璋堵着门，让一个队员摸摸被子里有没有热气。队员报告，被子还是热的。
牟国璋判断他不可能跳窗子，人还在房间里。这时他后脑感到有一股微弱的热气，于是左手往门后一探，碰到一个软软的物件，是件皮袍子下摆。他手使劲往外一扯，你猜怎么着，扯出一个人来。
正是李国平，手里还提了把左轮枪，身子抖得说不出来话了。
牟国璋脑袋也冒出了冷汗，如果进门时李国平冲着他后脑搂火，他肯定是要见马克思了。说当时是命悬一线，一点也不夸张。
牟国璋都记不清当年在抓捕敌特时，碰到过多少这种惊险场面了。那个时候上海刚解放，敌情复杂，牟国璋身上经常揣着两把手枪，一把苏式“五四”手枪，一把象牙柄的左轮手枪，他随时准备出手。在内蒙古当地下情报员的时候他就练了一手好枪法。去年已经79岁高龄的牟老到上海市公安局的电子靶场参观，顺手操起靶台上的电子枪连发5枪，结果2枪8环，3枪10环，把旁边的年轻警察看呆了，咦呀，这位老前辈枪法神呀。
侦察工作“它是一个锐利武器，又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运用得好，可以杀死敌人；运用不好，也可以打伤自己――”
这是曾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大将说过的一段话，牟国璋在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伪证》时把这段话印在扉页上。
《伪证》是牟国璋根据亲身经历的一起案子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1950年底，哈尔滨市公安局向华东公安部和上海移交了一起间谍案。
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哈尔滨市公安局曾利用过一个敌特组织成员沈枫，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沈枫也曾提供过一些有用的情报。后随着东北解放，局势逐渐稳定，沈枫的任务完成，于是根据个人特长被安排到农学院当助教，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沈枫到农学院不久，就报告了一个“反共救国军”大案。沈枫揭发，他的系主任王金陵组织反共救国军，在学校秘密发展成员，并将组织网络发展到天津、徐州。王金陵被捕后，交代说他属于美国方面的特务，他在徐州的父亲是他的上级领导，而在中国的最高领导是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毕范宇”的美国人，是上海一个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毕范宇受美国五星上将、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
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挖出直属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的间谍网，连中央都被惊动了。
案情重大，由于王金陵交代的“上线”领导人在上海，公安部决定将此案交由华东公安部办理，具体接案人就是华东公安部政保处二科的牟国璋、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帝特侦查科副科长王大超。王大超30多岁，1938年就加入地下党，解放前打入英租界巡捕房当探长，又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他熟悉敌情，社会经验丰富。
牟国璋跟王大超带了内勤，专门在南昌路上找了房子办公，带了个内勤住进去，就开始了办案。
牟国璋至今还能记得他到火车站接从哈尔滨押来涉案人员的情况。当时快过年了，天气冷，王金陵一行被押解着畏畏缩缩从火车上下来，中间有个女人，是王金陵的妻子生启新。生启新挺了个大肚子，手里拉了个4岁的男孩，王金陵走路一跛一跛的，显然挨过打，牟国璋心里一“咯噔”，感到不是滋味。
当时，一般犯人关在南市，特别把王金陵一行关进提篮桥监狱。
先审主犯王金陵。
王金陵进到审讯室，不断偷偷打量着这两个穿西装的上海警察。王大超、牟国璋向他讲了政策，要他老实地把特务问题讲清楚。
王金陵捂着头，忽然哇哇大哭。
牟国璋说，你哭什么？犯了罪，改造好，还可以重新做人嘛。
王金陵抬起头，全面翻供了。他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反共救国军，所有口供都是被捕后刑讯逼供，他受不了，胡说的。
又审王金陵妻子生启新，生启新挺个大肚子，光哭，说什么都不知道。
提审完已经是中午，王大超请牟国璋到美琪大戏院对面的上海酒楼吃饭。当时虽然是实行供给制，但王大超有保留工资，每月100多块钱，家里又没负担，就成了“大款”，经常请大家出去打“牙祭”。
王大超问：“你看这个案子怎么样？”
牟国璋说了实话，说办案接触过不少特务了，怎么看这几个人不像呀，看看那女的挺个大肚子，心里怪不是滋味的。
王大超也有同感。他说了扬帆局长对办案的指示：“要把工作建立在自己工作的基础上。你们不是看过《苏三起解》嘛，每到一府一县，都要从头问起。”
仔细研究案卷，也发现了矛盾，开始沈枫报告说是反共救国军，后来王金陵却供是美国远东情报局的。而且办案所有研究案情的会议沈枫都参加，这就不妥了，沈枫是提供情报的人，怎么能参加案情分析会呢？更奇怪的是，往往是会议提出需要什么材料，很快沈枫就提供出什么材料。
看完材料，牟国璋有个印象，沈枫在投我们所好。此时沈枫也已经被送到上海，沈枫的身份是从哈尔滨偷偷跑出来的“反共救国军”成员，在领导人王金陵被捕后亡命天涯，躲在上海的小弄堂里。
但在此案的侦查过程中，已株连另外几名教授，其中一个是家在天津的张若愚（已解来上海）。沈枫报告，王金陵要张在天津架设电台，为此，让沈枫到徐州请示王父亲，并要求解决经费问题。在密捕王金陵时，便派沈枫到徐州侦察王父。当时为了考察沈枫，哈尔滨市公安局便派侦察队长伪装成特务组织成员跟沈枫到徐州见被称为“老爷子”的王金陵父亲，商量建立电台的事。案卷里记载，到济南“老爷子”家后，沈枫先进去通报，然后侦察队长再进去。进去以后侦察队长当着王父问沈枫：“电台的事谈了吗？”老爷子说：“杜先生都谈了。”队长又问：“那经费呢？”老爷子说：“经费嘛，我尽量想办法给他筹措点吧。”为了取得罪证，队长请老爷子写封信，便于向王金陵交代。老爷子稍作思考，就用毛笔写了一纸便笺：“金陵吾儿：张建台事不详其情，不可轻意移动。经费我代办……”老爷子的信，一并附在队长的侦察报告里。同时，还有几张王金陵写给沈枫的特务活动指示记录，它经过笔迹鉴定，确认为王的亲笔。
如果不相信沈枫，难道连我们的侦察队长都不相信吗？
此案又似乎是板上钉钉，王金陵几个人搞特务活动证据确凿。
此时沈枫已经来到上海，叫沈枫到上海来的目的，是希望能通过他挖出上海的间谍组织。
沈枫到上海以前又先到的徐州，又去见了一次王金陵的父亲。沈枫汇报说，他见老爷子，报告王金陵出事被抓了，老爷子让他按照牺牲个人、保护组织的“舍一制”原则自己想办法。
由于王金陵的父亲是徐州有名的基督教的民主人士，所以徐州方面处理得比较慎重，并没有采取行动，只是监视了起来。
摆在牟国璋和王大超面前的问题是：沈枫到底是人是鬼？
牟国璋和王大超决定试探沈枫。他们找沈枫谈话，说奇怪呀，老爷子为什么放开不管你了，应把你弄到国外去才能确保他那个谍报网安全嘛。
沈枫回去后没几天就打电话要求见面，交上来一封信，说是他晚上睡觉时，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信的内容是让他走，最好离开上海，先到香港，然后到美国。
刚说过为什么间谍组织不把沈枫弄到国外，就来了这么一封信，太蹊跷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再研究笔迹，这封信是模仿王金陵父亲的笔迹写的，信封上写着“沈枫先生亲展”几个字，在“展”字上多了个小尾巴，是个错字。查案卷里沈枫所写的情报，“展”字上都多了个小尾巴，和信封上的“展”字相同，就这个“小尾巴”，把沈枫出卖了。
这封信是沈枫自己写的，于是决定进一步审查他。
牟国璋和王大超把沈枫叫来，让他给济南老爷子写信，说由于执行了“舍一制”，现在非常困难，已经没办法生活了，望组织上能寄点经费。写好信，贴上邮票，让沈枫当着他们的面把信丢到邮筒里。
一个星期后，一个穿着长衫的男青年找到沈枫在上海的落脚点，自称是王金陵在济南的表弟。他拿着沈枫的信大吵大闹，说写这封乱七八糟的信是什么意思？什么“舍一制”，什么组织、经费，现在表兄已经被抓了，写这封信，是不是想害人呀？
沈枫惊惶失措，低声下气解释他写信也是无奈之举，他已经陷在里边了，不编这封信就过不了关。
其实这个穿长衫的男青年是我们的侦查员周之友。沈枫把信邮寄去后，周之友就赶到徐州，在邮局取回这封信，熟悉了一下那里的情况，拿回来再试探沈枫。
这一试探，沈枫露出了马脚。
那侦察队长亲耳听到王金陵父亲说，又亲笔写的“电台”“经费”是怎么回事？
王大超与牟国璋推断，侦察队长跟王金陵父亲见面时，是沈枫先进去谈的，这个“电台”会不会是沈枫编出来的一个人名字？比如说，沈枫告诉王金陵的父亲，王金陵要跟一个叫“建台”的人办什么事，侦察队长地方口音比较重，“电”、“建”不分，王金陵的父亲当然就以为说的是“建台”这个人的事了。
再研究案卷，在王金陵写的特务活动指示信中，发现凡是有些不似王的笔迹中多处是沈枫的笔迹，因此可以断定，所有这些王金陵写的纸条都是沈枫摹仿王的笔迹伪造的。
这样案子的基础被推翻了，所谓的王金陵间谍案就成了一个冤案。
牟国璋回忆，他们赶到北京，把发现的情况跟公安部作了汇报，部里决定立刻直接审查沈枫。
对沈枫的审查是在乌鲁木齐路牟国璋的宿舍里进行的。
牟国璋说：“戏你已经演完了，现在不能再害人了，到底怎么回事，交代清楚吧。”
沈枫“扑通”跪到地上，满头大汗说我也觉得很难做人，再也骗不下去了。这时候王大超也到了现场。
果然是沈枫编的假案。
“电台”的事也清楚了。那次沈枫跟侦察队长到徐州找王金陵父亲，沈枫找了个借口让侦察队长等在门口，他先进去，对王金陵父亲说，王金陵由于害怕战争，他怕东北不稳，想到天津，跟一个叫张建台的人合伙做生意，但是没钱，王金陵捎话让父亲想想办法。后边侦察队长进去说“电台”，老爷子以为说的是“建台”，就闹了个阴差阳错，还毫无顾忌地给他儿子写了信。
沈枫编假案，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沈枫编假案的目的是因为他不能提供情报后没了奖金来源，也不受人重视，就有了“卸磨杀驴”的感觉。他不甘心，想重新引起政府对他的重视，于是就编了这起假案。他还利用给王金陵当助手的便利条件伪造王金陵的笔迹写特务活动信，还把一包农药放到王金陵的保险柜里，诬称王金陵准备给志愿军的炒面中下毒，于是案件越滚越大。
后来，哈尔滨方面特意派人把王金陵几个人接了回去。农学院开大会给他和同案人平了反。沈枫送去劳改。
改革开放后，牟国璋从报纸上又看到王金陵的名字，作为知名学者，他已经是副省长了。
牟国璋说，办完这起案子，最大的感受就是掌握好人民给的刀把子，不容易呀。
牟国璋说，我这辈子搞了不少案子，内部没害过一个同志，外部没冤枉过一个好人，也算对得起良心了。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各国的情报贩子都有，通过雷德蒙的案子，把这批人狠狠扫荡了一下――
雷德蒙的掩护身份是上海美高海宁生洋行的职员；史密斯，开了一家汽车行当经理。
美国第44海外观察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远东站。二战后它把总部设在上海，在北平、青岛、长春、沈阳、天津等地都有分支站，机构庞大，人员很多。它的主要任务是对苏联和我党进行间谍活动。
解放战争中，各地机构作了潜伏部署，然后节节撤到上海。我大军要渡江了，他们布置好了潜伏情报网，留下两个美国情报官雷德蒙和史密斯，分别领导潜伏组织活动，公开机构全部撤退。
牟国璋是1951年介入这个案子的。
当时，史密斯领导的打入苏联驻沪机构的十来名情报员，以及由白俄架设的电台和联络站，全部被破获。史密斯只身潜逃，到了香港。在侦查史密斯过程中，在外侨管理科国民党逃跑时没来得及销毁的外侨户籍卡片上，发现了史密斯的身份是“美国第44海外观察队情报官”。在查找同样的身份卡时，又找到了雷德蒙。于是对雷德蒙也布置了侦查。
但在侦查雷德蒙时，由于他已经停止了活动，所以一无所获。
牟国璋回忆，在全国第一次侦察会议上，提出重点防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间谍、特务，于是在上海，雷德蒙的案子就首当其冲了。华东公安部科长俞守中和牟国璋参加王大超科长那里的侦破工作。
根据香港史密斯已无明显的活动，请示上级决定把雷德蒙抓起来审讯。
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当时雷德蒙已经决定逃跑了。
牟国璋参加了对雷德蒙的第一轮审讯，审讯地点在上海建国中路26号。这里是华东公安部专门为办此案设立的看守所。
审讯雷德蒙是在一个晚上，侦查员周之友主审。当时雷德蒙非常恐慌，不停地出汗。他承认是美国间谍，对活动则支吾其词。审讯经过翻译，进展很慢。牟国璋认为现在正是突破雷德蒙的好时机，如果让他缓过神就麻烦了。他打电话给坐镇的王大超，请王大超赶快过来，直接用英语审讯，必能很快突破。于是，王大超和俞守中便赶到了。
果然，王大超一来就突破了。
雷德蒙交代，他手下有个最得力的情报员，叫王可一，挂国民党少将军衔。王有电台，在东北有个间谍网。由于史密斯案已破获，他已奉命停止活动。还供出自己的交通员，等等。
王可一被捕后态度十分顽固、狡猾，拒不交出电台。
俞守中和牟国璋分化了王可一的小老婆黄凰，黄是王的特别助手。根据她的交代，才从她家楼下小仓库地板下取出电台和密码。
把电台往王可一面前一放，王可一吓得跪下了，一点一点地交代。他从抗战末期开始为美特工作，战后在东北各地发展了一批情报员，有的还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解放前，美特把他撤到上海潜伏，架设电台，由雷德蒙领导。他把大量情报和情报网图，经雷的交通吴薇兰报给雷德蒙。上海解放前夕，他的报务员慑于解放军的威力，吓得潜逃，电台停发，而且雷德蒙也和他停止了联络。可是他贼心不死，潜去香港，到美国领事馆又和美特拉上关系，约好联络办法；领到经费，还去广州海关发展了一个报务员。但好梦不长，在返回上海不久，便落入法网。
根据犯人供述，在雷德蒙家里搜查，从墙上的油画后面发现了王可一等人提供的东北各城市的情报员图表，在吸尘器里发现了大量情报。
那时天天提审犯人，从雷德蒙等人嘴里挤线索。牟国璋除审讯犯人，还负责综合进展情况，写电报，整理记录，向中央、华东公安部、市局领导报告。同时，又不断抓捕新犯人。鉴于案情进展，人力不足，他提出增加力量。领导便抽调了王以伟科长的侦察分队和黄浦分局六股股长李开文等参加办案，大大增强了侦控行动的力量。
李开文在审讯雷德蒙时又得到一个重要情况。史密斯从香港派了个交通员“方先生”来找他，让他利用一个秘密通道离开上海到香港。但“方先生”在上海的住址雷德蒙不知道，他详述了此人的相貌特征，特别是“方”穿了双很名贵的皮鞋。
查近期来自香港的人员名单，发现一个叫罗世祥的人，是美商洋行职员，他的公司地址就在史密斯车行的隔壁。经将罗的照片与其他照片给雷德蒙辨认，他肯定“方先生”就是罗世祥。这样，立刻逮捕了罗世祥。
李开文通宵审讯罗世祥，他交代化名方先生，是史密斯把他派回来的，任务是搞军运情报，同时按照他帮助史逃离上海的办法协助雷德蒙逃走。
原来1950年史密斯的情报网被破坏，他本人也被监视，便狗急跳墙，发展了罗世祥为特务，指使他组织逃往舟山。当时，吴淞口设有检查站盘查舟山进出的小船只。罗世祥收买了三个人：海关、港监各一名留用人员，一个往来舟山的船老大。选好时机，乘夜色将化装的史密斯送上船，由海关、港监两个留用人员掩护，潜出吴淞口，到达舟山。史密斯在舟山受到国民党的热诚接待，后乘美军兵舰回国。然后史密斯又被派往香港，继续对我进行间谍活动。
罗世祥的突破，使史密斯长期失踪之谜被揭破。
对雷德蒙案边审、边侦、边捕，使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同时对史密斯的联络站和残留线索也一并搜捕，共抓了20多个情报人员和助敌逃跑的人。缴获了4部电台，把美国在上海的情报人员基本上打尽。
1954年上海高等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雷德蒙间谍案，雷德蒙因间谍罪被判无期徒刑。王可一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罗世祥被判死缓，其余各犯也分别被判刑。案件对外公布。
“文革”中，牟国璋被诬陷是苏修特务而关进监狱，他在狱中看报纸，在报上发现一条很短的消息：雷德蒙在狱中自杀。当时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雷德蒙怕被释放，他突然自杀，牟国璋深感可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雷德蒙的案件基本上办完，当时从案中了解到上海多年来有一批各种国籍的（包括部分白俄）情报贩子，以向各国特务组织提供情报为生。牟国璋向领导提出搜捕一批，领导同意了，连捕了几个进行审讯，从中发现了不少敌情和线索。
同时雷德蒙也积极争取从宽处理。牟国璋等为他拟定了一个交代提纲，让他书面交代罪证，提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幕材料。他每天打字，提供了大量敌情。
通过这些案犯的交代，我们掌握了不少帝国主义特务活动的敌情和线索，为上海开展反帝特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牟国璋说，那些年破了多少案子，已经记不清了，当然也有出差错闹笑话的时候。那是1957年的事，他在市公安局政保处二科当副科长，后来当科长。
牟国璋说那个时候他是二科科长，忙呀，经常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天刚亮，政保处办公室的黄品杰拿了一份刚出来的解放日报冲进牟国璋的办公室，嘴里喊：“糟了，见报了。”
牟国璋睡眼蒙，问：“什么见报了？”
黄品杰说：“基督教神治国会案呀，还没行动，报上就登了。”
牟国璋一下子清醒过来，神治国会案虽然不是他们二科负责侦破的案子，但是他知道。两个英国神父龚斯坦、金海路以传教的名义进行颠覆活动，成立了一个“神治国会”，案子涉及的人比较多。当时逮捕证等所有文件都批下来了，也就是在最近一两天内就要抓人。
牟国璋接过报纸，破获“神治国会案”的消息在头版头条登着，上面写，主要案犯龚斯坦、金海路等几个人已经逮捕归案。牟国璋跳起来，如果这两个英国神父看到报纸，那还不跑了呀？他顾不上多想，急忙叫准备警车、逮捕证、武器；一边集合所有值班人员跟他去抓人，一边让黄品杰马上向处长局长汇报。
龚斯坦和金海路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个弄堂里，牟国璋带人冲进他们房间时，他们正准备吃早餐，在放面包的盘子旁边，就放着刚送到还没来得及打开的解放日报。
还有搞笑的事，“神治国会案”的几个涉案人员看到解放日报刊登的消息中有他的名字，说他已被逮捕，忙拿着报纸找单位领导，说报上说我已经被逮捕了，可没人来逮捕，我怎么办？这些领导看报纸也觉得纳闷。他们急中生智，说，这是在考验你，看你跑不跑，老实坐着等着吧！
后来牟国璋他们知道这事，大笑。
解放日报的消息是怎么回事？原来有关部门为配合破获“神治国会案”，写了个消息准备行动结束后在报上发通稿。由于案情重大，拟好的通稿送到市委审批，市委有关领导很快审批通过，批件被直接送到报社，报社以为人已经抓了，赶快排版刊登，就闹出了这么个人还没抓，消息就见报了的大笑话。
牟国璋说，事情过去几年了，他到部里开会，碰到各地同行，还拿这事开玩笑呢。
1959年初，牟国璋这天接到副局长胡志毅电话，让他马上赶到锦江饭店。
市局局长黄赤波刚参加完市里的会议，他对牟国璋说，你不要给我汇报你们那里的工作情况，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给我破个大案子？
牟国璋回答说：“我们努力争取！”
牟国璋之所以能那样回答，是因为他有把握，他手里就有一些案子。副局长王鉴和胡志毅便抓紧与牟国璋排队研究选择一个重点。经过研究，确定为顾培德案。顾培德是瑞士裕泰洋行经理，西德人，年龄有四十多岁。
牟国璋说，当时我们为什么注意到顾培德呢？因为在查阅过去资料中，发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是顾培德，穿着纳粹青年团的制服，很精神的样子。
顾培德是二战后留在上海的，在上海的侨民中属于比较活跃，和上海过往的外国特务接触较多。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驻沪商务人员，逃亡到西德，此人在上海被顾培德拉拢过。这些引起了我们对顾培德的注意，认为他有特务活动的重大嫌疑。
这时公安部指示，东德要在上海设领事馆，让上海方面把西德侨民中的敌对人员清理一下，为东德设领事馆创造条件。上世纪50年代的国际形势处在冷战时期，东、西德分属两个阵营，西德与我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他们在上海有个地下领事，顾在德国侨民中的活动比较厉害。
顾培德作为重案侦查，王鉴副局长便亲自指挥，在牟国璋那里集中了侦查骨干，对顾的活动严密控制，深入侦查。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陈毅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以后，下令把外交人员周围的妓女、乞丐、流氓等清理干净。牟国璋在执行这一指示时，逮捕、收容了一批人。其中有两个乱搞女人的外侨。一个是前某国驻沪领馆的主事；一个就是裕泰洋行的工程师瑞士人斯梯格。这次行动对上海的外交人员、外侨震动很大，盛传斯梯格是因为搞特务活动被抓的。一个了解顾培德特务活动内幕的人非常紧张，偷偷跟人说，斯梯格不是特务，真正的特务是顾培德。
牟国璋掌握了这个情况，决心从知情人身上突破顾案的隐秘。他报告王鉴副局长，得到了批准。
于是他们对知情人的情况，迅速作了全面调查，深入了解了此人的思想动态和他周围能影响他的积极力量，进一步运用巧妙的办法，争取那些积极力量由浅入深地开导他，使他打消了个人的恐惧，帮助政府揭发间谍活动。几经曲折，他终于向牟国璋说出了顾培德的特务秘密。
这样，牟国璋掌握了顾的特务活动，发现了他的秘密档案隐藏的地方。他们秘密进入顾培德的办公室，拿到并偷拍了顾的大量情报，其中有政治方面的情报，也有商业情报，同时还发现了顾培德大量走私美钞的证据。
从情报里再查，还发现了顾培德在化工等外贸公司里收罗的3个坐探。
继续往下挖，又发现了一个叫培克的西德人，是瑞丰洋行经理，五十多岁年纪，此人就是西德的地下领事。在他家里和公司，也秘密搜出了有关我国的情报，还有一份我内部人员写给他的情报。
案情基本清楚后，牟国璋跟着王鉴副局长到公安部汇报，要求破案，得到首肯，但他们还要请示。牟国璋和王副局长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公安部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人可以抓起来，不要长期关押，尽快驱逐出境。
牟国璋执行总理指示，逮捕了案犯，搜查出罪证。顾培德供认，他是二战后纳粹特务布置下来待机行动的潜伏特务。同时，还罚没了他们几叠美钞，然后判决驱逐出境。这样处理了两个西德情报人员，给东德在上海设领事馆也扫清了道路。
“文革”中牟国璋、王鉴都被诬为“苏修特务”，被称为“王牟苏特集团”。1967年初，张春桥到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造反派大会，他指责“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不争气，放着个苏修特务牟国璋不斗，你们打内战！”
当时造反派密谋通过牟国璋在中央挖出苏修特务集团，牟国璋一直否认对他的诬陷。几年当中，换了三四次专案组，还变着法折磨、拷打，有时连续疲劳轰炸三天三夜，最多的一次，在他手腕上戴了4副手铐。牟国璋说，他做梦都没想到，他上世纪50年代办的“伪证案”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牟国璋的长篇小说《宙斯计划》和《伪证》就是在监狱中构思出来的。他说当时写小说，就是想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供一点材料。牟国璋被释放出来后，就开始写作，牟国璋写了80万字的《宙斯计划》和40万字的《伪证》等作品。
牟国璋说，他非常怀念解放初期那段美好的日子，他这辈子后悔的事情挺多，但从不后悔当警察，他为他的职业骄傲，有时候做梦都梦见过去的战友，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发稿编辑/浦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