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为诗而忙，为诗而乐，只缘一个爱字。 年轻的时候，首先是爱读诗，从爱读诗到学写诗，一发而不可收。弹指之间，已在追求诗的道路上风风雨雨跋涉了半个世纪。刚开始步入诗坛的时候，正是“新诗为主体”的时代。那时报刊发表的几乎都是新诗，旧体诗只有权威人物或知名人士的大作偶尔见诸报端。我也曾学习和钻研过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并进行过创作试验。试验的结论是格律诗只可借鉴不宜写作，这不仅是回避格律艰难，更因为无法发表，于是我将挚爱倾注于新诗。热爱是成功的大门，我不敢说自己的新诗创作获得成功，只能说甘苦寸心知，有蹲“牛棚”的痛苦，亦有登上首都发奖台的喜悦。自以为对新诗的钟情此生不渝，万万没有料到这些年竟然不爱读新诗了，诗心仍在，爱好却情不自禁地倾向传统诗词。
相对格律诗而言，新诗称自由诗。现在许多自由诗自由过了头：诗是最精炼的文学形式，它不讲究炼意炼句，随意写，随意到毫无诗味。不忍卒读。在好些人笔下，新诗变成毫无规矩随心所欲的一种分行排列的文体。难怪有人说写新诗很容易：多敲回车键(电脑写作敲回车键即另起一行)!世间万事皆有度，过了度难免从量变到质变。新诗的自由也不例外。新诗突破格律自由写作本来是好事，但自由不等于放任自流，只能是相对自由，不能自由到无视诗的审美特征。自由泛滥的新诗。不仅越来越失去读者，也必然失去诗人。望新诗而兴叹，我只好到旧体诗词中去追寻诗的真谛，在吟咏中感受获得佳句的快乐。任何艺术形式皆有其规矩，难能可贵的艺术精华往往是在规矩中产生的。格律强制诗人下笔惜墨如金，于是有了诗词的言简意深；平仄规定吟咏的抑扬顿挫，于是有了诗句的音乐美。当格律运用自如之后，不再视格律为镣铐。格律是对诗的忠诚，从某种意义上说，格律就是生怕诗人偏离诗的轨道而设立的交通规则。尊重格律而不以律害意，为了中华诗词的普及，我主张适当放宽格律。从敬而远之到乐行其道。对格律认识的转变，对自己来说是诗观的飞跃。与写自由诗相比，写格律诗确实辛苦些，但苦中有乐，而且乐此不疲，这恰恰是传统诗词的魅力。基于这种魅力，近几年新诗写得少了，我开始在《中华诗词》、《诗刊》等报刊发表旧体诗词。往昔新诗中的抒情诗、讽刺诗、儿童诗均有所涉猎，有生之年将着重探索旧体诗词的艺术奥妙。
促使我爱好倾斜的另一个因素，是我的故乡昌邑诗词创作非常活跃，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诗词之乡”称号。家乡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文山诗社，社员遍布城乡乃至校园，从创办至今我给诗社担任了17年顾问。诗社创办了《文山诗词》，我请刘征先生为其题写刊名，刘征先生欣然命笔。诗社的诗友主要写旧体诗，常应邀参加一些创作交流活动，无形中逼着我钻研格律。家乡诗词创作的活跃，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全国诗词创作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
联想到丁国成先生的新论《“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实乃审时度势的精辟见解，甚为赞同并有切身感受。从自己的创作看，从专攻新诗到新旧皆写且偏重于后者；从家乡乃至全国的情况看。旧体诗词的作者和读者多于新诗。国成兄透析诗坛之现状，发我心底之同感。春雷之声，振聋发聩。长中华诗词的志气，鼓舞吟咏者努力创新耕耘春华秋实；对新诗无疑是猛击一掌的善意提醒。不能在失去读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抛却老子天下第一的定位思维包袱，反思受众疏远之根源，及早回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天地中来。如何对待新诗旧诗。臧克家先生早有妙语：“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可见在诗坛泰斗心目中新诗旧诗一视同仁。就一个人来说，爱好不同可以以新诗为主，也可以以旧体诗为主，但从整个诗坛来说，新诗与旧体诗不可再分什么主次，而应平等相处，互敬互爱，取长补短，共图昌盛。新旧诗体都要在完善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新诗向民族化靠拢，旧体诗向现代化靠拢，并肩携手走向中国诗歌的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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