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的这句开篇语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但后面的一句通常被淡忘了:“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难怪,当一些人看到由美国学者詹姆斯・W.洛温(James W. Loewen)的畅销书Lies My Teacher Told Me直译而来的书名《老师的谎言》时,纷纷表示不解,甚至不快:怎能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与“谎言”相提并论呢?
无需不解,也不必不快:这本书的全名是《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The New Press,2008.以下简称《谎言》)。这里的老师指的是美国历史教师,这里的谎言指的是“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当然,你可能更加不解了:美国自称是民主政治的楷模,竟也会让谎言大行其道?你也可能更为不快了:美国是民主政治的楷模,怎么能让谎言大行其道?你更可能更加快意了:美国是民主政治的楷模,其实谎言大行其道。
谎言确实存在。
每逢十月十日,美国大多数州都庆祝“哥伦布节”。但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一种反纪念的形式,比如在“哥伦布节”中传唱一句民谣:“一四九三年,哥伦布偷走了他看到的一切。”洛温指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可谓劣迹斑斑;但大多数教科书编造神话,让船员们在靠岸前欣喜地高喊“陆地!”让哥伦布上岸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感谢上帝引导他们平安地穿越大海”。实际上,哥伦布本人的航海日记的一些残篇表明:“当着众人的面,他宣称为国王和王后陛下占领这块陆地,似乎他实际上已经占领了一样。”洛温指出,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刊载的哥伦布头像是子虚乌有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售的T恤衫上,就印了六幅不同的哥伦布肖像。“当教科书简单地描绘出一副虔诚的、英雄化了的哥伦布的肖像时,它们提供的是自我感觉良好、但人人都觉得乏味的历史。”
但谎言从何而来?
洛温发现,美国中学生对于近期的事件反而比对较久远的历史知道得更少。对其中的原因,洛温饶有趣味地借用非洲社会把人分为“活人”、“撒哈”(sasha)和“扎马尼”(zamani)这一传统观念进行解释。“活人”就是实实在在还活在世上的人;“撒哈”是人已死,但仍有曾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相知相识的健在的人;而“扎马尼”是人已死,认识他的人也都故去的人。洛温指出,教科书宁愿多写“扎马尼”,因为他们已经远离现在,即便说错了,也无从对质;而尽量少写“撒哈”,因为还有很多认识他们的人健在,弄不好,会得罪那些健在的人,会在“口述史学”面前栽跟头。于是,对于久远的历史,谎言可能更安全;对于近期的历史,还是免开尊口,或者人云亦云为好。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很多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有关。但是按理,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谎言与戳穿谎言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由的;那么,为什么像作者的另外一本书名所显示的――“谎言遍布美国”呢?这就必然涉及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制作过程:作者、出版商、地方教科书委员会、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书评界――这是一个丝丝入扣的循环,谎言正是沿着它的轨迹,借助它的推动力量大行其道的。
洛温指出,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署名作者大多数是挂名的,真正的作者是一些可以被称为出版社“班底”的枪手们。洛温仔细对比了两本新近出版的教科书:《走向今天》与《合众国的历史》,竟然发现里面的文字一段一段地雷同。难道在美国的教科书界,也存在如此明目张胆的抄袭?洛温最后发现,不是两本教科书的作者谁抄袭了谁,而是两家出版社恰巧请到的是同一批枪手!而两本教科书的署名作者,那些历史学大腕们,其实几乎没有动过笔。更要命的是,那些枪手们除了有丰富的快速编撰经验外,往往根本不具备编写历史教科书的资历。无怪乎,谎言、谬误在这些教科书里比比皆是。在美国历史学界,与中国一样,大多数学术大腕们不屑于撰写教科书,甚至也没有时间去读一下自己署名的教科书。而那些枪手们,也通过同时为多家出版社编写多本、多学科的教科书而找到了生财之道。你为名,我为利,皆大欢喜。
美国对各州采用中学教科书没有统一的法规限制。有些州,比如田纳西州,接受几乎每一种教科书,只要它在装订、读者层次以及论述主题等方面符合基本的标准。但另外一些州,比如阿拉巴马州,设有教科书委员会,负责发布教科书规范、审查和选用教科书;其成员由州长或州教育专员任命,通常由教师、律师、家长或其他热心市民志愿担任。学校或教科书委员会采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主要依据是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但这两方面的标准有时是可笑的。在内容上,他们在极右分子、公民自由组织、激进少数派、女权主义者等各种势力中间左右逢源,其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比如,为塑造“好公民”,一些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裸体照片;用洛温的话说,在美国中学教科书中,连奶牛都必须是没有乳头的。在形式上,美国不少历史教科书甚至厚达千页,里面充满了希望能为教师与学生带来方便的插图、教师参考资料、课后问答、照片说明以及各种所谓学习“活动”设计。因此,美国甚至出现了一个名叫“美国背包安全”的民间组织,其主旨相当于中国的中小学“减负”,希望学生的发育不受到沉重背包的危害。
在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爱国主义是谎言的主要酝床。为了宣扬爱国主义,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惜“肢解”历史,英雄化历史人物,如哥伦布、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海伦・凯勒、威尔逊、林肯等等。教科书还歪曲某些历史事件,如将印第安文明衰亡的原因解释为不能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对此,洛温反驳说,印第安人聪明而善于学习,是殖民者害怕他们超过自己,才用自己带来的枪炮和疾病灭绝了他们。
洛温揭示了这些爱国主义谎言之后的动机。出版商在教科书里宣扬爱国主义,是为了使教科书有更好的市场,因为他们认为爱国主义能很好地迎合不同的读者群体。实际上,即便爱国主义是美国多数读者最爱阅读的主题,爱国主义宣扬者的动机也是值得怀疑的。洛温区分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他引用前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的话说:“一个爱国者是热爱自己祖国的人,而一个民族主义者则是一个蔑视他人祖国的人。”他还引用前德国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在纽伦堡审判的证词中所说:“不论是民主的、法西斯独裁的、议会制的,还是共产主义者专政的国家,人民总是被教导听从领袖的召唤。(领袖)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人民,他们正遭到攻击,然后谴责和平人士缺乏爱国精神。”洛温痛心地指出,爱国主义无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詹姆斯・W.洛温一九四二年生于伊利诺伊州中部的迪凯特市的一个白人家庭。林肯当年曾在这座城市做律师,或许洛温后来对林肯的关注与此有关。洛温从小天资聪慧,读中学时就曾荣获“全国优秀学者奖”(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并以此顺利进入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学习。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洛温开始任教于密西西比州的一所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大学:陶格鲁学院。当时,美国民权运动正在兴起,洛温在这里深切感受到种族歧视的罪恶及黑人的痛苦呐喊。后来的二十多年间,洛温任教于佛蒙特大学,主要领域定在种族关系上。
用一般的眼光看,洛温并不是一位很“专门”的历史学家,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他或许应该说是一位多产作家或畅销书作家。在美国,《谎言》的销量已超过一百万册;洛温曾自嘲说,这本书是今天健在的社会学家所写的最畅销的书籍。美国历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洛温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为此他还著有《谎言遍布美国:我们的历史景点中的错误》(Lies Across America: What Our Historic Sites Get Wrong)、《老师告诉我的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谎言》(Lies My Teacher Told Me About Christopher Columbus)、《密西西比华人:夹在黑人与白人之间》(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Mississippi: Conflict and Change,与查尔斯・萨里斯〔Charles Sallis〕等人合著)、《重新思考我们的过去:识别美国历史中的事实、虚构与谎言》(Rethinking Our Past: Recognizing Facts, Fiction, and Lies in American History)、《审判席上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in the Courtroom)等等。
可以想象,洛温的文风是尖刻的。但是,辛辣中不乏风趣;更主要的,洛温的书籍是“实证”的。《谎言》初版于一九九五年。为写作这本书,洛温花大量时间仔细研读了当时美国最主要的十二本中学历史教科书。要知道,那些书籍动辄上千页。二○○八年再版时,洛温又进一步考察了初版《谎言》问世之后出版的六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可以想象,洛温的性格是不够宽容的。洛温还有过一件文案。上面提到的他与人合著的历史教科书《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曾赢得一九五七年 “莉莲・史密斯‘最佳南部非虚构类’图书奖”。但这本书惹恼了密西西比州当局,该州拒绝在公立学校采用它。于是,洛温联合几个教育组织、与合著者一起对州教科书委员会提出起诉;这就是“洛温诉特尼浦西德案”。一九八○年四月,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为依据,洛温胜诉。
《谎言》不仅畅销,而且好评不断,先后获得“美国图书奖”、“奥利弗・克伦威尔・库克斯‘杰出的反种族主义学者奖’”,并最终赢得美国最高图书奖――“国家图书奖”,评语是:“阅读的盛宴,对美国教育的严肃批评。”美国各主要媒体及书评报刊都对此书予以很高的评价。《纽约时报》书评栏目评论它是“生动的批评”;《国家》说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问题;通览全书,它不只是一部批评的作品,而且还是一种重新讲述美国过去的故事的‘反教科书’”;《出版家周刊》说:“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将在这里找到精神食量。”读者们的反应更是积极,有一位中学生曾给洛温写下这样的网络留言:“亲爱的洛温先生,我实在太喜欢你的《老师的谎言》了。我一直在用你的书从教室后排向我的老师发难。”当然,也有读者认为《谎言》过于偏激,深受左翼偏见之害。亚马逊网站的一位网友评论洛温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嬉皮士、社会主义者、反美分子、反基督教分子”。甚至有人寄匿名明信片说:“把你那些尖刻的思想带到非洲,到那里去矫正他们的历史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谎言是言论自由的产物甚至标志;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戳穿谎言更是言论自由的结果甚至要求。洛温说:“资本主义引以为豪的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愿意出版任何书籍的出版商,只要他们能从中获利。”因此,我们不要奇怪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有谎言,更不要以此沾沾自喜地讥讽美国的民主及学校教育水平。《谎言》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发应该是: 问题人人都有,所不同的,一是程度的轻重,二是问题能不能被提出、被批评、被改进。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作为一名中国大学的历史教师,笔者对《谎言》所揭示的某些美国历史教学问题感同身受。我期待本书能引起国内历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詹姆斯・W. 洛温著,马万利译,刘北成校,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九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