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古训。但是，近年来，素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美德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因“功利主义化”而丧失了“革命性”。面对这一社会变化，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恨铁不成钢而着急上火。然而，民众却似乎冥顽不化，依然麻木不仁。
民众在趋于政治的“冷漠化”，这是一个事实。有人说，那是一种社会的堕落、精神的颓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绝望”后的无可奈何；还有人说，那是一种暂时的“沉默”。也许，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实则是一种再生的希望，是一种发展的正道。
打从现代政治学发明出“政治参与”(PoliticalParticipation)这个词汇以来，民众的政治参与就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与传统政治相比照，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人们在理解这一概念、尤其是在把它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生出了不大不小的误解：以为民主化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参与。在这点上，看起来出自不同思想营垒的人们最终找到了共同点：被称为“保守派”的人士常常拿“低参与率”讥讽别人的“虚假”；而被称为“激进派”的人士则往往致力于启迪民意，期望通过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以达成参与最大化的目的。所不同的是，一个在于“否定”，一个在于“肯定”；一个在于“批判”，一个在于“建设”；一个指向别人，一个反及自身。
无论如何，这种所谓“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不同，不过是“参与民主主义”(ParticipatoryDemocracy)框架下的黑白之争。要知道，参与民主毕竟不是唯一的思想框架，也不是民主化的唯一标准。
对人类思想文化历史稍作了解便可知道，在这种“积极自由”的观念――“参与民主主义”之外，还有一条更赋生命力的思想渊流，或许它能把我们引向一片思维的开阔地带。
自由主义有过这样一个政治信条，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就意味着民众的生活所受政治影响最小，因而也就意味着民众对政治所需关心最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不大过问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两层涵义：(1)政治只被规缩于一个很小的角落，它的运作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干甚少，即使相干，也影响不大；(2)政治运作良好，用不着百姓过度操心。自由主义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极少数人捣鼓政治机器，绝大多数人过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常态。
事实上，参与热情的高度增长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历史的事实一再向我们展示，政治的狂热和民众对参与的过分热衷只是政治不良的结果。在不良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权力高居于社会之上，像一张无形巨网，罩住了整个社会，并且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从而使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使政治领袖成为决定百姓命运的关键性人物。政治的“全能性”以及对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报有过高的期望，使民众不得不以高度的热情去关注和投身于政治过程。当他们受到政治强权的胁迫，或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几乎无处逃匿，也无法自我保护；唯一可能的回应，不是“沉默”中的“死亡”，就是“沉默”中的“暴发”。在政治激情的骤然而剧烈的“暴发”中，他们又往往簇拥在“英明领袖”之下，昂首阔步地步入下一轮循环。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为打破这种循环提供了便利。它为普通百姓排开了一块儿自由生活的空间，使他们不必再热切而期盼地关注政治生活。这实在是一桩大好事！
对老百姓生活其中的“市民社会”所加干预越少的政治，就该是老百姓享有越多自由的政治，因而，也就是越好的政治。自由主义向我们揭示，“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既和谐又紧张”的关系之中。作为“紧张”的一面，二者“此起彼伏”、“你强我弱”。自由的社会生活将为国家的强权筑起一道坚固永久的防线，这道防线不再靠得是空谷回荡的“声音”和激烈“暴发”的悲壮，而是自由力量的“柔韧”和“刚强”。
民众的冷漠，表明他们已经成熟，不再容易受别人的扇动和鼓惑。民众的冷漠，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支点，开始为自己而活着，而不再是为别人。民众的冷漠，说明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在从社会领域逐步地退出，普通百姓开始拥有了自由的天地。
鲁迅先生说过不少关于“沉默”的话。今日的“冷漠化”似乎像是“沉默”，实则不然。因为民众不是在“冷漠化”中走向鲁迅先生所说的任何一种结果，而是在找寻第三条路径――自生，自强，自由，自立。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于马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