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人世忧患,艾青晚年的诗歌艺术,在对社会历史人生大幅度地概括和深邃的思考中,表现出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家气度;而与之相适应的是,艾青晚年的诗歌艺术,在语言形式上也达到了舒卷自如､炉火纯青的境界,表现出了一种大艺术家的高级的朴素之美｡艾青晚年诗歌艺术的思想和形式,对任何有志于攀登诗艺高峰的后来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艾青 诗歌艺术 思想 形式 朴素
回首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应该感谢时代和历史,它为我们拥戴出了我们民族为之骄傲的世界级的大诗人艾青;回首艾青的一生,我们更是感慨万千,因为诗人的一生坎坷多难,艰辛备尝,却在历尽沧桑之后,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十余年间,又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和艺术完美统一的杰作,创造了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艾青晚年诗歌艺术的思想魅力
艾青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后,被迫沉默二十一年｡文革结束之后,他的被压抑二十年之久的深沉诗情,喷薄而出,艾青又一次以丰厚的创作实绩,登上自己一生创作的第二座高峰,以非凡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研究艾青晚年的诗歌艺术,人们不能不首先感慨于艾青复出后,于一九七八年年底一气呵成的著名抒情长诗《光的赞歌》｡因为,读着这首境界恢宏､气势雄浑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艾青,这位大堰河的儿子,这位在苦难的岁月里,写出过《太阳》《黎明》《向太阳》《火把》《给太阳》《太阳的话》《野火》《黎明的通知》等一系列“光明主题”诗篇的诗人,在历尽二十余年的坎坷磨难之后,依然是那样执着地向往光明､歌颂光明､追求光明｡“光”在艾青的笔下不仅被赋予了生动具体的形象,而且也被赋予了伟大崇高的情怀,艾青所歌唱的光,是大自然的光,更是科学之光､民主之光､文明之光､人类的智慧之光｡光象征着真理､正义以及人类一切光辉的创造和伟大的理想｡一九七八年,艾青已经六十八岁了,这位历尽风霜的老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苦难和睿智,来俯瞰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伟大历史,来大幅度地概括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因而此时的“光的赞歌”,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赞歌”,而是一位睿智的老人,把他一生为“光”而奋斗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把他在一生中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薪火相传,深情地交予后来的读者｡艾青深刻地指出:光是美好的,但是有人害怕光,有人对光满怀仇恨,因为光所发出的针芒,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历史上的所有暴君,各个朝代的奸臣,一切贪婪无厌的人,为了偷窃财富､垄断财富,千方百计想把光监禁,因为光能使人觉醒｡
《光的赞歌》在艾青晚年的创作生涯中,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艾青一生,追求光明,歌颂光明,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光明主题”的诗作,《光的赞歌》的完成,使诗人这一主题的创作,终于在诗人晚年的时候,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光的赞歌》,仿佛是命运在不公平中,给予艾青的特殊礼遇｡《光的赞歌》出现在艾青晚年的创作中,是艾青人生观､哲学观､美学观的诗的总结和表述;同时《光的赞歌》出现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它以巨大的思想力量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又一次使艾青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呼唤着我们的人民奋然而前行｡随着生活的变化､时光的流逝和年岁的增长,《光的赞歌》也在不经意间,悄然完成了自延安时期开始的,艾青的诗风由浑厚沉郁向朴素明朗变化｡《光的赞歌》使人们强烈地感到,已届高龄的艾青,由于历尽沧桑,因此他的艺术创造,越发体现着巨大的思想魅力;他的诗情和才华,依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七九年五月,六十九岁的艾青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意大利三国｡这次的欧洲之行,使艾青于五十年代的南美洲之行之后,在诗歌创造上又一次表现出了驾驭国际题材的高超的思想能力｡
在西德,艾青访问了法兰克福､汉堡､特里尔､哥廷根､慕尼黑､波恩等城市,在访问西柏林时,艾青写下了著名的《墙》(柏林墙)｡关于这首诗,当时代表团中的陈明仙同志,有一段生动的记载:“五月末的一个晚上,全团在慕尼黑与德中友协的朋友们见面,团长王炳南同志介绍情况,回答问题,气氛热烈而又亲切｡这时,一位德国朋友站起来要求团内的诗人向他们亲自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在热烈的掌声中,艾青同志朗诵了他的新作《墙》:‘一堵墙,像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诗人指出这墙‘只是历史的陈迹/民族的创伤’,即使再高､再厚､再长一千倍,‘又怎能阻挡/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又怎能阻挡/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又怎能阻挡/流动的水和空气?/又怎能阻挡/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翻译同志临时不可能译成同样优美的诗的语言,只能把意思复述过去｡即使是这样,诗在听众中也引起强烈的反响｡会议快结束时,一位中年妇女站起来,用充满激情的颤抖的声音发言,据说她用的也是诗一般的语言,大意是说,她本人也写诗,听了诗人艾青的朗诵,一直都不能平静;另一个国家的人,如果不是真诚的朋友,怎么能这样深刻地理解他们民族的苦闷?!她要求把诗的译文留下｡她讲完后,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被深深感动了｡”
在意大利,艾青访问了都灵､热那亚､米兰､威尼斯和罗马｡半个世纪以前,当艾青还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对这个近在咫尺的国家和到处都是雕塑､壁画的罗马充满了想往,现在艾青实现了访问这个国家的愿望,他以《罗马在沉思》《罗马的夜晚》《威尼斯小夜曲》《祝酒》《翡冷翠》等抒情短章表达了他的即时感受和兴奋之情;但当时艾青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此次意大利之行,对他的一生创作而言,另有重要的意义――艾青一生最后一首长篇力作《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在归国后不久的北京,在北京的盛夏,很快就诞生了｡
这是一首以诗人一生坎坷的经历为底蕴,以苍劲的笔触,揭示､概括人类深重苦难的诗篇;也是一首以斧钺之笔,以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为背景,揭示人类深重的罪恶,象征性地表现人类几千年阶级斗争历史的诗篇;同时,这也是一首以激越的感情,以深邃的思力,热烈地呼唤正义和伟大的斗争,给予世人以深刻警示的诗篇｡
全诗开篇,诗人首先描绘了当年奴隶相互搏杀的惨烈场面和人类深重的罪恶:号声一响,死神上场,当角斗士的都是奴隶,挑选的都是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战败国的俘虏,早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被押送到斗技场上,等于执行用不着宣布的死刑,面临着任人宰割的结局,像畜棚里的牲口一样――“相搏斗的彼此无冤无仇/却安排了同一的命运,/都要用无辜的手/去杀死无辜的人;/明知自己必然要死/却把希望寄托在刀尖上;/……/参加角斗的互相看不见/双方都乱挥着短剑寻找敌人/无论进攻和防御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死亡､盲目的胜利｡”而千万人却穿着节日盛装,按照权力和等级坐在不同位置上,狂热地观看一场残酷的悲剧,从别人的痛苦和惨死中激起自己的欢畅｡而纵观人类的斗争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艾青写道:“奴隶的领袖,只有从奴隶中产生,共同的命运,产生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意志,汇成伟大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义旗/斗争的才能因失败而增长/愤怒的队伍像地中海的巨浪/淹没了宫殿,掀翻了凯旋门/冲垮了斗技场,浩浩荡荡/觉醒了的人们誓用鲜血灌溉大地/建造起一个自由劳动的天堂!”
如今,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已成了历史的遗物,像战后的废墟,沉浸在落日的余晖里,它不能不引起诗人的疑问和沉思:它究竟是光荣的纪念,还是耻辱的标志?它是夸耀古罗马的豪华,还是记录野蛮的统治?它是为了博得廉价的同情,还是谋求遥远的叹息?奴隶社会最残忍的一幕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雾里,但――“说起来多少有些荒唐――/在当今的世界上/依然有人保留了奴隶主的思想,/他们把全人类都看作奴役的对象/整个地球是一个最大的斗技场｡”全诗就这样在睿智的思考中结束了,但它却带给人们以强烈的感发和不尽的思绪｡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写给世人的警世之作: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贫穷､苦难､邪恶和霸权却依然存在,人类社会要真正达到文明普照的彼岸,还要经历不懈的斗争和漫长的历程!
《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和《光的赞歌》一样,是又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或者也可以说,《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和《光的赞歌》,是艾青复出后诗歌创作的双子星座｡如果说《光的赞歌》是艾青一生追求光明的结晶,那么,《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则是艾青对于人类苦难生活和斗争历史的最终绝唱!我们可以认为:赞美光明,追求光明;揭示苦难,呼唤斗争;是艾青一生创作的两大主旋律,现在,历尽沧桑的艾青,终于为这两大主旋律,谱写出了最后的动人的高潮｡这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境界,是读者和作者都终于可以无憾于心的境界;站在这种境界上,回首命运的安排,我们真是不胜感慨!
以上可见,艾青晚年的诗歌创作,首先以其博大而深刻的思想性､鲜明而强烈的时代精神,表明了诗人所达到的新的高度｡艾青强调:“没有思想内容的诗,是纸扎的人或马｡”“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艾青的晚年诗作依然同几十年的创作一样,紧紧地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事物,大幅度地概括生活,有力地传达着时代和人民的所思､所感｡这正是艾青之所以是一位大诗人的首要之处｡艾青晚年诗作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于他的思想力量,在于诗人深沉的思想与饱满的诗情总是与人民的忧患与欢乐相一致,在于诗人总是把诗歌的触角伸向历史和社会的土壤,从而开掘出､表达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或人民的心理和愿望｡
二､ 艾青晚年诗歌艺术的朴素之美
对社会历史人生大幅度地概括和深邃的思考,使艾青的诗作自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家气度,而与之相适应的是,经历了一生的沧桑,艾青晚年的诗歌艺术创造,在诗的语言形式上已经完全达到了行云流水,返璞归真的至高境界｡我们读艾青复出后的诗作,看不到奇谲的结构､神奇的想象和艰深的语言,却处处感受到了一种只有大艺术家才有的“大味必淡”的朴素之美｡如写于一九七九年的小诗《盼望》:“一个海员说,/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那/一片洁白的浪花……/一个海员说,/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那一阵铁链的喧哗……∥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到达｡”就在这样朴素的叙述中,一个睿智的老人却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宇宙与人生的多样性,启发读者以多元的思维来对待多元的人类情感世界｡再如作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见到这么美好的阳光｡”看似在写一只海滩上美丽的虎斑贝,但在这美丽的虎斑纹之下,却是艾青乃至于一代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写照,更是艾青开阔的襟怀和顽强意志的写照｡这样随意洒脱却蕴含着深厚哲理意蕴的语言在艾青晚年的诗作中比比皆是,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因为无形的哲理意蕴,却是由各种实实在在的因素在日积月累中铸就的――它是创作者的人格学问､阅历生平､认识体验水乳交融流动在文中的一种深厚的理性状态;是创作者的意识(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和潜意识在文中的微妙反映｡一言以蔽之,意蕴是创作者各方面的修养都臻于“化境”时 的表现,而“化境”,就是任意腾挪变化之境,就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只要达此境界,艺术家即使无心,其笔下也必然风起云涌,处处生发着强大的感发力量｡
艾青晚年的诗作乍看章无定节,节无定行,行无定字,不强调押韵,却充满了诗的意境,充溢着诗的情绪,有一种内在的韵律和节奏,体现着一种生机盎然的散文美,真正实践了诗人早年的深刻认识:“艺术的规律是在变化里取得统一,是在参错里取得和谐,是在运动里取得均衡,是在繁杂里取得单纯,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长篇如《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像一棵大树,既繁茂,又单纯,巨大的躯干,浓密的枝叶,甚至连地上的荫影,都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统一体;抒情短诗如《鱼化石》《虎斑贝》《酒》《伞》等则脱口而出潇洒自如｡总之,艾青晚年的诗歌创作,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化浓为淡,返璞归真的朴素之美｡和以前的作品相比,从总的趋势来看,他在走向浓缩､凝炼,更加冷静､蕴藉和机敏,也更加明白晓畅,不事雕饰,自觉地追求着一种朴素的境界｡艾青说过:朴素“是对于辞藻的奢侈的摈弃;是脱去了华服的健康的袒露;是挣脱了形式的束缚的无羁的步伐;是掷给空虚的技巧的宽阔的笑”｡是的,艾青的诗作启示我们,自然的朴素的描绘和写作,既是艺术上的最大困难,也是艺术家追求的高级境界,要臻于这种艺术创作的高级境界,需要经历漫长的探索和辛苦的耕耘｡
一九八二年五月,为了祝贺诗人创作生活五十周年,在诗人的故乡浙江省,举行了隆重的“艾青诗歌学术报告会”和“艾青诗歌朗诵会”｡人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艾青是“人民的诗人”,为当代中国诗歌“建造了一座真善美混凝土的丰碑”｡艾青应邀到会并发表讲演,他深有感慨地说:“农民种地五十年,工人做工五十年,没有什么纪念的｡写诗是没有什么荣誉可言的｡我走过漫长的黑暗的隧道,想不到能走到洞口,看到了真正的光明｡我们即使再艰苦､困难,但中国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是有前途的｡我们应该感谢人民､歌唱人民｡最崇高的称号是人民的儿子｡”这段话是艾青的肺腑之言,也最充分地反映了一位人民诗人的本色｡属于人民的诗人,必定会受到自己祖国人民的爱戴;属于人民的诗人,也必定会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下转第19页)
(上接第16页)
法国学者苏珊娜•贝尔纳,称艾青是最宜于对外介绍的诗人｡“那是因为,这跟他内心的声音,跟他诗歌的真实和纯朴有关｡诗歌达到了这种内在的程度,就有可能溶化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只要译文基本上做到了表情达意就可以取得成功｡”
在一九七九年五月的巴黎诗会上,艾青的名字和法国人民最喜爱的两位诗人艾吕雅和普列维尔的名字,和世界著名的诗人舍甫琴柯､希克梅特､洛尔伽､聂鲁达､里尔克等人的名字,并列在法兰西歌剧院诗歌朗诵会的节目单上｡
一九八五年艾青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美国学者罗伯特•C•费兰德,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今天,在历尽人世沧桑之后,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全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综上所述,艾青坎坷多难的一生,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艾青浑厚博大的诗歌创作,深切传达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生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气质和生活｡由于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由于诗人一生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艾青晚年的诗歌创作,在思想和形式上,都无可争议地达到了“化境”这一艺术家艺术创造的至高境界｡艾青晚年的诗歌创作,对任何有志于攀登诗艺高峰的后来者来说,永远都在昭示着一条充满阳光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来华强,河南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规律｡
参考文献:
[1] 海涛.金汉.艾青专集[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 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