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发妻蔡琬,比方苞小两岁,生于1670年,二十一岁出嫁。方苞本来想推迟婚期,因为他弟弟方林这年三月病逝,他要遵循一种严格的礼制为弟弟守丧,百日之后再行服丧服五月。无奈蔡琬的父母觉得女儿、女婿年纪都不小,便催促他在十一月举行了婚礼。方苞婚后,“入室而异寝者旬余”,勉强完成了服丧的期限。这件事情引起“族姻大骇,物议纷然”,方苞也认为自己是“废礼而成婚”,犯了不可饶恕之过,为此而憾恨(见方苞《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这不免使他对新婚妻子产生了一种不快。在婚后生活中,方苞还对妻子添了新的不满。蔡琬与方苞的嫂子关系一向不和睦,经常发生口角,有时两个女人在气头,会讲出一檐之下难以同炊的话。他哥哥方舟为此大为恼火,一次发脾气,教训妯娌:“汝辈日十反唇,披发抟膺无害,但欲吾兄弟分居异财,终不可得也。”(同上)方舟去世前留下遗言,希望自己将来能与兄弟合葬,不欲与妻子同丘。这固然是重兄弟情谊,也流露了他心里对妻子和弟媳的失望和怨咎。方苞重兄弟手足之情一如他的兄长,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妻子负气与嫂子争吵,坏了家里体统。他在这些事情上不可能对嫂子说什么,于是,妻子便成了他责怪的唯一对象。�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妻子难以让方苞称心,他嫌她性格木强,教养一般,这难免影响到平时家庭生活的气氛。何况,方苞对女子的观念不脱三从四德,他认为妇人对家族具有潜在的离心力,“兄弟宗族之疾,近起于各私其妻子(妻与子)”,“凡恩之贼,多由妇人志不相得”(《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他还讽刺当时金陵的风俗,丈夫太娇纵妻子,“盖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过之”(《甲辰示道希兄弟》)。他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女子,就更易放大妻子身上的缺点。所以,方苞、蔡琬结婚以后的生活,没少磕磕碰碰。蔡琬出身于江宁儒家,能识字读书,她敬重丈夫的学识、文才,可是,这并不能减轻自己未被丈夫理解的委屈和忧伤。她结婚十六年后,因一次坐月子患病去世,只活了三十七岁。�
妻子遽然早逝,给了方苞很大触动,他触事感物,觉得自己过去对妻子求全责备失之苛刻,不近情理,其实平心静气,细细思忖,妻子仍有不少长处,即使她有时任性,也是人之常情,不应当斤斤计较。这样想着,他油然涌起了一股对妻子的歉疚感。于是他写了《亡妻蔡氏哀辞》,倾吐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悔意。全文如下:�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宁隆都镇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后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
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师、河北、淮南,归休于家,久者乃三数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车者三。侍先兄疾逾年,持丧逾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尝从焉。又间为近地之游。其入居私寝,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贫多事,吾父时拂郁,旦昼嗟吁。吾母疲疴间作。吾与妻必异衾�,竟夕无言。妻常从容语余曰:“自吾归于君,吾两人生辰及伏腊令节、春秋佳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蒿目相对,无欢然握手一笑而为乐者。岂吾与君之结欢至浅邪?”�
余先世家桐皖,世宦达。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食或不充。至今年,余会试,注籍春官。归逾月而妻卒。妻性木强,然稍知大义。先兄之疾也,鸡初鸣,余起治药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则辗转达曙,数月如一日也。壬午夏,吾母肝疾骤剧,正昼烦聩不可过,命妻诵稗官小说以遣之。时妻方娠,往往气促不能任其词。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邪!”�
余性钝直而妻亦戆,生之日未尝以为贤也。既其殁,触事感物,然后知其艰。余少读《中庸》,见圣人反求者四,而妻不与焉,谓其义无贵于过�也。乃余竟以执义之过而致悔焉。甚矣!治性与情之难也。�
蔡氏在江宁为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殇。女二人。其卒也,产未弥月,盖自怼以至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为辞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弥怜。羌灵魂其有知,并悲喜于余言!�
文章一头一尾介绍死者姓名、爵里、生卒等情况,这是哀辞文体必须有的内容,不过作者将这些写得相当简略。他着重写了以下的内容:�
一、 妻子成家以后,因作者本人到处游学和奔波谋生,以及陪侍照料家人之故,经常孤栖空房,遭受了委屈。其中记述妻子与丈夫有时在家里“蒿目相对”,想“欢然握手一笑而为乐”却难以实现,吐尽从前在大家庭环境中生活的媳妇心中的失望和伤感,她的话语爱怨交加,如闻其声。�
二、 追忆妻子生前的好处。如帮助他一起照顾生病的哥哥,又如不顾自己已有身孕,体弱不适,为阿婆诵稗官小说以供她消遣娱乐,减轻烦聩痛楚。据方苞《先母行略》载,他母亲患有“心疾”,“每作,昼夜语不休”,是一种间歇性发作的神经官能症。侍候这样的病人,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
三、 向妻子表示自己“执义之过而致悔”的心情,这也是本文最值得提出的内容。对于上面说的妻子好处,方苞在平时似乎没有珍惜,不仅如此,他似乎更加习惯于从妻子身上察觉出她的瑕疵,说她不是。这主要关乎于方苞对夫妇相处之道及女性抱持的态度和认识。他在文中提到《中庸》,是指该书记载的孔子这一段话:“忠恕违(离)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这是说,人伦中父子、君臣、兄弟、朋友都应当以忠恕之道相处,求之于他人者,自己必须先予履行。孔子说,他自己在四项要求中没有一项达到,郑玄对此解释道:这是圣人“明人当勉之无已”。《中庸》在这里没有谈到夫妇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问题,大概是让各人自己去处理吧。方苞长期认为,夫妇相处“无贵于过�”。“过�”的意思就是过于亲密,或曰私昵、溺爱,这当然主要是站在丈夫的立场上对妻子说的。方苞以为,过于怜惜妻子的丈夫,不免是有点委琐可笑的。所以他与妻子相处,对她严格有馀,却很少为她设身处地着想,对她处世的艰难也鲜有体谅,由于要求过苛,加上缺乏同情的理解,种种不满也就滋生了。妻子在世时,方苞没有觉得这样待她有什么不合理,可是妻子逝世后,他再细细地体会人情况味,从妻子的位置思考夫妇关系,才发现了自己从前的不是,他检讨说,这错就错在“执义之过”上。他说的“义”,实质是指妇德和男权思想。如果男子过分地苛求妇德,一味地摆出夫纲威严的样子,就会委屈妻子,对不起她们的感情和生命。古人认为,这也是一个“性”与“情”的关系问题,“执义之过”即意味以性抑情,因为,过多地拿义理说事,森然古板,家庭势必缺少温馨的人情,柔淡的风致,甚而至于使女性处处觉得受到了压抑、不自在。在旧时代,这是造成许多妇女心理和精神上悲苦和不幸的一个根源。其实,《中庸》“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也是适合于处理夫妇关系的,可是,旧式的许多男子往往不习惯这样想,也不愿意这样做。方苞对妻子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错过,现在他明白了错。这是他写《亡妻蔡氏哀辞》最想对妻子表白的心情。所以他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一种向妻子致歉的强烈的精神需要,而惟其如此,它才成为了一篇由衷而发的真诚文字。�
当方苞觉悟到要对妻子多亲和一点,多爱她一点的时候,妻子却已经长眠地下,再也无法接受丈夫更新过了的态度和感情,一切都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世事往往如此,东晴西雨,舛错发生,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方苞真实地写下了他的悲怀,笔致沉痛,尤其是对无可挽回的往事表现了深长的悔痛,这正是《亡妻蔡氏哀辞》最让人动容的地方。“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弥怜”,作者痛定思痛,讲述他终生难弭的缺憾,自然他也借此对世人表示一种希望,夫妻应当敬爱及时,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中国古代缺少向别人道歉的传统,尤其是缺少男性向女性道歉的传统,在浩瀚的文海诗潮中,找不到几篇男子向女子致歉的作品,仿佛这样的话是男子所不屑启齿、不屑落笔的,正因为如此,方苞此文才显得特别,值得珍重。虽然他向妻子致歉实在是迟了,但是,他毕竟还是说出了那个时代男儿爷们不愿意说的话,这也可算是难能可贵,不同一般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