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若干个案〗 主持：邓国军 广袤的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文化璀璨！ 这方神奇的土地，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着独具个性的人文精神。从巫山猿人遗址到三星堆遗址；从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到“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从全国四大佛教名山――娥眉山到“道教发源地”之一――青城山；从“大足石刻”到“点易洞”；从川菜到川剧……无不昭示着巴蜀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文学、艺术从汉、唐到现、当代，在全国都有领风气之先的不俗表现――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杜甫、“三苏”、杨慎、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都曾站在文艺的潮头浪尖。千百年的悲欢离合、千百年的风云变幻！儒、道、佛兼善，刚与柔同美。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里有两大文化重镇――成都、重庆。一个是山的女儿，在嘉陵江与长江圈成的摇篮里成长；一个是平原的儿子，在冲积平原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儿子显得厚重、沉稳；女儿显得端庄、质朴。一个是蜀国古都，“窄巷子”里回荡着历史老人的叹息；一个是抗战陪都，朝天门每一级阶梯都有一段故事……
这对巴蜀的儿女曾因偏居闭塞的西部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的良机。但是，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成都，一改温文尔雅的柔弱，大踏步合上市场经济强劲节拍――狠抓投资环境建设、积极吸引外资、增加人文含量，获得“最佳人居奖”的殊荣；重庆，在成立直辖市的亢奋中打响国企改革的攻坚战、奋力增加经济增长点。他们在合作，他们在竞争。
一切都在改变；一切期待改变！
因此，我们需要整合文化资源，我们期待“文化巴蜀”的复兴。
一、大千故里――文化内江
“书画之乡”――内江，位于沱江中下游，又名“甜城”，因盛产蔗糖而得名。早在唐朝，内江就开始种植甘蔗，酿造蔗糖，曾年产糖品７０００多万斤。物产丰富、文化发达。驻足古驿道，我们仿佛听见攒动的商队的脚步声；眺望沱江水，我们似乎看见赶考的学子匆匆的身影；登上西林寺，香烟缭绕中我们依稀嗅到了千年的文化陈酿；抚摩古崖墓，好似回到了久远……
这里，有着丰厚的礼乐文化、科举文化，历代文化名人迭出：东周苌弘，通晓天文、历数，精于音律、乐理，孔子曾向他请教音乐与天文知识。今有“苌弘祠“苌弘读书台”遗址；内江有“状元故里，宰相家乡”之誉，四川约有三分之一的状元出生在这里。当年李白在这里写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请。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赠与四川第一个状元范崇凯，留下了一段千古传诵的文人佳话。宋朝状元赵逵，文章雄健似苏轼，被高宗称为“小东坡”。且力主抗金，声名远播。明代翰林院编修赵贞吉，力排和议、时人敬重。每当华灯初上，“挂榜岩”前游人如织，千万年的岩壁似乎在诉说着昔日金榜题名的学子赢得的荣耀；上个世纪初，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迪下，喻培伦、喻培棣兄弟和黄复生等著名革命志士，随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而名存千古。林如稷、罗念生、范长江、公孙长子、余燮阳、张善孑子、张大千等一批文化名人蜚声海内外。抗日战争时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画家丰子恺、郁风、柯璜、董寿平，著名戏剧家洪深、应云卫、史东山、陈白尘、白杨、张瑞芳等先先后在内江从事艺术活动。
他们，吮吸了母亲――内江的乳汁而成长；内江，因为他们而弥散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二、转益多师新创泼彩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又名张爰，张季菱，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１８９９年５月出生于内江城郊。自幼随母亲、兄张善孑子、姊张琼枝画画。１９１７年东渡日本学习印染。１９１９年夏归国。在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除刻苦临摹，还在李师的精心指点下，结合自己所爱与所长，努力创造自己的书法，突出自己的个性和特点。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先生熔合隶篆魏碑，狂草真楷，并参以黄山谷的体势笔意，终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苍劲飘逸、瑰奇秀丽的行书‘大千体’。①不过，他并未放弃临摹古碑书帖，而是在曾、李二师的指导下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与六朝、三唐碑刻。此外，他认真临摹古画，仿石涛之作往往乱真，让徐悲鸿等大师莫辨真伪。其学画，从石涛起步，旁及八大、石奚谷、渐江、老莲、唐寅诸家。他不仅向以往的名家学习，而且以自然为师，像石涛那样“搜尽奇峰打草稿”。黄山、华山、峨眉山、青城山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１９２５年，２７岁的张大千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极大成功。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他在北平进行５次画展。１９３５年，北平琉璃厂清秘阁出版了４卷本的《张大千画集》，其序云：“大千绘画之成功，固然因他生于四川。环境中山水奇险而雄壮，日相狎接，蕴在胸襟。有富于艺术之天纵才思，兼以不断同功，始有今日成就。……尤尽得石涛、八大、渐江、大风、冬心、新罗各家之奥秘融会贯通，撷取古人精华，去其糟粕，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用笔纵横，浑厚苍润之气韵，溶合南北宗于一炉，自成蹊径，而达到神化高峰，毫无一点拘率之迹象。加以近十年来游历名山大川，游踪所至，莫不涉足于穷山荒谷、断崖绝壁、古刹长松之地，领略风雨晴晦真趣；采大自然之景为画材。如石涛所云：‘搜尽奇峰打草稿’。故大千之画，一切布局设色，无不匠心独运，直以造化为师，来自写其心中宇宙境界。又如恽南田《欧香馆画跋》所云：‘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想所独辟。’”②这段文字对张大千的艺术道路的描摹是准确的。１９４１年３月，他所画百幅作品在重庆展销，不到三日即售完。昔日《新华日报》在头版报道：“画家张大千，寄居青城，精研绘事。兹以其近作百幅，运渝展览。”③从此，他在职业画家的道路名声日盛。
１９４１年５月初他赴敦煌临摹壁画，历时近３年。其间生活清苦，难以想象。他共临摹２７６幅画，为莫高窟上下４层３０９窟进行了年代考证，统一编号，并修复破损。不可忽视的是他还撰写了《敦煌石室记》长篇巨著，对千佛洞诸洞及壁画载述至祥。他有三点新发现：一是莫高窟之由来，二是发现石室藏经之真相，三是发现藏经之确切日期。特别是他是第一个给石窟编号的人，为以后的敦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④著名国画家邱笑秋先生认为：“大千先生敦煌面壁，直接吸取了我国古代绘画鼎盛时期的创作成果，导致他画风巨变。”⑤敦煌壁画这一艺术宝库让大千大开眼界，原定几个月的行期一再延迟。他像一只蜜蜂一样尽情吮吸甘甜的花蜜。从敦煌回来后，他在成都、重庆等地举行画展。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５日，其画展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银行大楼隆重开幕。这次共展出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４４幅，其中有两幅非常大：《武周垂拱时维摩变》，高一丈，宽一丈九尺；《三十五佛图》，高二尺一寸、长五丈九尺五寸。５月１９日教育部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上清寺中央图书馆隆重举行。后来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先生回忆，正是看了这次展览后他才被吸引到敦煌的。⑥这恐怕是张大千始料未及的。这次敦煌之行使他负债累累，但与古人的“对话”无疑对他的艺术创作乃至对敦煌艺术的宣传功不可没。
张大千此后的几年间，时而在青城山小住作画，时而去大足看石刻，时而游娥眉山观景写生。他对艺术的感悟逐渐老到。他在绘画题材上也有创新，他常说：“不仅时人可以入画，洋房、汽车也可以入画。”⑦作于此时的《摩登仕女》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画上所题之诗对当时普通群众的贫苦生活与达官贵人、名媛淑女竞相奢侈进行对比。针砭时弊、振聋发聩！他不仅以古人、大自然为师，还将艺术的触角伸向广袤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也是他的老师。
张大千还广交画友、以朋友为师，佳话连连。其画友最有名者如徐悲鸿、黄宾虹、溥心畲等，都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和养料。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徐悲鸿认为大千的荷花为国人脸上增色，甚至发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极度赞叹。这正是大千善于与同行交流而让他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反映。人称“北溥南张”，将大千与溥心畲并提。大千并无“文人相轻”的俗见，而是虚心向学，得益非浅。
除此之外，张大千还提倡多读书，以书为师、以兄弟艺术为师。他曾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⑧他的书法对其绘画的沾溉良多姑且不论，他吟诗填词过程中对绘画意境的启迪是不可忽视的。或许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在国画上出类拔萃，正是因为他把院体画家的笔墨技巧与文人画家诗、书、画、印的修养工夫完美结合的结果。这或许对当今中国绘画大有启发――中国国画必须立足自己的文化特征，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方法。
最后，他善于向异质文化学习。１９５６年７月，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中、西画家的“高峰会晤”是中、西艺术对话的绝好范例。据说因毕加索与外国艺术的启示而创立了“泼彩法”。姑且不论是否如此，但毫无疑问，他的“泼彩”是中国画基础上的创新。有人认为，大千的“泼彩”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画的传统，这正抓住了本质。毕加索不理解大千何以跑到巴黎学艺术，然而毕氏本人也没有完全丢掉西方艺术。这正可说明民族性的东西在艺术创造中的至关重要。
三、画苑奇葩不尽芬芳
张大千在人物、花鸟、山水几科上均有不俗的表现。他２０多岁时即有名气，但在人物画上的上乘之作当产生在其面壁敦煌后。其早期作品中有一幅《朵云呈祥》非常有名。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从敦煌壁回来后的第二年。画面上观世音菩萨华丽尊贵、颇具神采，给人以亲切安详的感觉。“张大千临仿的敦煌人物画以世情观神仙，将原画中隐约的人间情味扩张到了令人一目了然的地步，他将原画中的沉稳化为轻灵、班驳变为灿烂，凝重幻为清新、庄严衍为妩媚，于是他笔下的观世音格外亲切，有时如安详的慈母，有时又如婀娜的少女，决没有高高在上的威严和呆板漠然的冷峻，加上明艳的色彩、舒缓的姿态以及华丽的衣饰，令人赏心悦目，而这幅《朵云呈祥》正集中了这些特点。”⑨这可谓抓住了张大千绘画成熟阶段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在４０多岁画出这样高妙的作品，就是因为他既师古人又师造化，同时又能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创新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他所推崇的石涛，就是兼善继承与创新的特出者。他师石涛，能窥其堂奥、悟其神韵，然后化为己用。他这种师古人而不泥于古人的可贵精神也同样表现在其它作品上。他于４０年代所画的人物中代表作有：《张天师（道陵）像》、《仕女图》（多幅）、《吉祥天女像》、《番女图》、《古装仕女》、《观音菩萨》、《曹氏夫人像》（多幅）、《翠竹仕女图》、《花蕊夫人像》、《王母像》、《白描仕女图》、《唐装水墨仕女》、《细笔仕女》、《摩登仕女》、《执扇天女》、《仕女与虎》（补其二哥遗作）、《仿莫高窟香供天女》、《天女散花图》、《观音大士》、《天女拈花图》、《薛涛制笺图》、《临摹唐子华长松高士图》、《金刚大喇嘛无极》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的人物画中以仕女、仙佛为为主。值得一提的是，他临摹的敦煌壁画中有一些精美之作。如《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供养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像》⑩，对人们了解盛唐色彩斑斓明丽、行笔潇洒流畅的画风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的山水、花鸟画中较有名的有：《青城山十景》、《娥眉山色》、《朱荷图》、《仿董其昌梅花图》、《拟石溪秋山瀑布图》、《仿王蒙山水》、《梅竹双清图》、《红叶雪鹂》、《花蝶图》、《仿八大花鸟》、《墨荷》、《荷花》（多幅）、《梅兰图》、《芙蓉图》等。
张大千旅居海外作品大陆见到的不多，兹不论。
有人认为，尽管张大千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画家，但是能代表其最高有艺术水平的还是山水画。[11]笔者同意此观点。这可能与张大千初学画时刻苦钻研石涛等人的画技有关。“乃效八大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写当前景物，两师嗟许，谓可乱真”[12]足见大千对“八大”、石涛画之神韵的把握准确。因此，这一论断不无道理：“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石涛的画风是张大千画山水的出发点，也是贯穿张大千山水艺术的生命线。”不过，大千始终有一种自觉，即力求“从石涛入而从石涛出”，而这正是他进入化境的原因！他晚年编纂《清湘老人编年》的《序言》中说“昔年恐其不入，而今恐唯不出”正是这种自觉的反映。应当说，这对所有艺术家具有重要启示。
注释：
①③⑥⑦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第２７、２４、１８２－１９１、２２４页。
②王振中《张大千三十年代在北平》载内江市档案馆内部资料《回忆张大千》。
④有人认为张大千毁坏了敦煌壁画，事实并非如此，详见《荣宝斋》２００５年第２、３期刊发的李永翘先生的文章：《历史不容扭曲――张大千在敦煌并无毁损壁画情事》。
⑥邱笑秋《看山须看故山青――张大千散记》，载内江市档案馆内部资料《回忆张大千》。
⑧黄苗子《张大千的艺术修养》，载《文艺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６期。
⑨陈翔《精品中的精品――朵云轩，９４中国字画拍卖会张大千作品浅析》，载《美术之友》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⑩此二摹品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11][12]参见包立民《张大千的山水画》，载《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０年第期。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