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蒋介石曾邀请以色列核弹之父伯格曼来台，筹划在桃园复制以色列核基地，因种种原因，研制核弹未果。而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军用技术转移民用，无心插柳，促进台湾高科技产业升级。
1963年，蒋介石做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派遣唐君铂出席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年会。
开会当然不是目的，其真正目的是要唐君铂和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恩斯特・大卫・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不期而遇”。伯格曼是以色列原子弹计划的铁三角之一，更是国际核能界熟知的以色列核弹与原子能计划之父、以色列化学界先驱。
蒋介石密会伯格曼
不久后，伯格曼秘密抵台，蒋介石待以上宾之礼，在日月潭涵碧楼宾馆与之促膝密谈。
伯格曼知悉蒋介石决心研发核武，建议复制以色列发展核弹及原子能计划的模式，成立专责机构。日月潭晤谈3日，蒋介石当即决定在桃园龙潭乡淮子埔(后更名为“新新埔”)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积极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新武器系统。
1964年春节后，蒋介石调原陆军总部供应司令唐君铂，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兼“筹备处主任”。1969年7月1日，“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被正式命名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礼聘伯格曼为顾问。
为配合核武计划，唐君铂将早期服务空军“航空工业计划室”、“航空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尽量集中到“中科院”筹备处。并于1964年、1965年间，陆续选送50名优秀科技军官。送往美、欧、日等著名学府研读。
全程高规格接待
在筹备“中科院”过程中，唐君铂还有一桩重要任务是：营造与伯格曼的紧密良好关系。
某位负责全程陪同伯格曼的人士事后追忆说：上自蒋介石、蒋经国，下至唐君铂，待伯格曼可谓奉若上宾，照料得无微不至。除了由唐君铂本人亲自交给伯格曼数目迄今成谜的顾问费之外，伯格曼夫妇历次访台，都是全程高规格接待，提供高额旅费程仪，每天还额外付500美金(当时台湾基层军公教人员，月薪仅相当20美金)。
而且，伯格曼夫人每次来台，都要求陪同人员陪她选购最精致、昂贵的珊瑚手工艺制品。陪同人员说：“我们开着‘中科院’军用轿车，车上随时备妥大笔现金，跟随伯格曼夫妇左右。伯格曼夫人总是挑选单价成千上万元的珊瑚工艺品，而且一买就是好几样，结账时，我们当场付现取货，总是引来店家惊叹，真是豪客上门，阔气十足。”
某日，这位干部向唐君铂报告这几天陪同伯格曼夫妇选购手工艺品，买了不下数万元新台币，这笔巨额支出，是不是要从伯格曼每日500美金的零用金中扣除呢?唐君铂脸色一沉：“你竟然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扣除什么?他们买越多越好!尽量给他们去买!”干部如梦方醒。
“新竹计划”遭反对
1968年，代号“新竹计划”的原子弹发展方案正式启动。蒋介石采纳了伯格曼的建议，先行设置第一研究所(核能研究所)、第二研究所(火箭研究所)、第三研究所(电子研究所)，之后，还增设了一个第四研究所(化学研究所)。
恰在“新竹计划”启动前一年，蒋介石把“新竹计划”内部文件交给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希望他贡献智慧，发表意见。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吴大猷写了一份万言书，向蒋介石表达强烈反对台湾发展核武的看法。
吴大猷反对研制原子弹的理由是：台湾腹地狭小，在战略上不利于从事核战争，造之何用?况且台湾经济尚在发展阶段，核计划必须浪掷巨大经费，势将造成台湾沉重财政负荷。吴大猷不但大泼蒋介石冷水，还不断在台湾一些内部会议中，以不留情面的直率言词，力陈制造原子弹将无穷后患，因而形成与军方科研官员的尖锐对立。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吴大猷疾言反对的同时，1968年5月间，美国传媒绘声绘影地报道了台湾研制核武的新闻，隐隐向台湾施加压力。有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易辙，暂将“新竹计划”束之高阁。
核计划另起炉灶
然而，伯格曼并不打算放弃，他极力劝说蒋介石另起炉灶。
伯格曼认为，研发核武在军事上更重要的目的，不在于使用，而在于“威慑”。拥有“核威慑”将在谈判时有实力作为后盾，取得谈判优势。
他还说：美国当初研制原子弹，总计投入了60万名科技人员，资金花费25亿美金，确实耗费不赀。但那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自然可以运用更精简有效的方法，达到省钱之目的。
他又指出，以色列土地面积不过2万多平方公里，尚能研制成功原子弹，可证前述因素均不足惧。 一番深思，蒋介石采取折中办法，既尊重吴大猷建议，且逃过美国的明侦暗探，又能继续执行原子弹研制计划。一个代号“桃园计划”的秘密方案，在“新竹计划”搁浅的2年后重新出现。
“桃园计划”和平外衣
经过前次教训，蒋介石显得极其审慎，他把中科院“第一所”(核能研究所)，划归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管辖，在名义上脱离了“国防部”，披上了一件“和平用途”的外衣。又任命台湾大学校长阎振兴挂名“中科院”院长，刻意予人错觉，误以为“中科院”是一个“学术单位”。
所谓“桃园计划”，主要是指一项披上“研究用途”外衣的核武计划。实际上，蒋介石是把原本包裹在“新竹计划”中的各个项目，全部化整为零，成立各自独立的计划项目，分别执行。换言之，“桃园计划”是一套掩人耳目、化整为零的核武研制计划。
然而世事难料。1975年4月5日，蒋介石于台北病逝，而鼎力协助催生核武及尖端武器的伯格曼，也在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天病逝于以色列――为了纪念这位“热心”的老外，唐君铂下令制作了一幅放大加框的伯格曼遗照，悬挂于“中科院”图书馆二楼期刊室。这幅照片至今仍高悬原处，未附带任何文字说明，导致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无所不在的渗透
蒋介石、伯格曼相继亡故之后，原子弹研制工作遭逢了戏剧性的变化。
1975年，台湾“十大工程”项目之一的“第一核能发电厂”装机完成，在此同时，“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燃料再处理之钸分离先导工厂也已完成试运转。
1976年8月29日，美国中情局通过美国《华盛顿邮报》释放有关台湾“正秘密处理可用于制造核弹之铀燃料”信息，同年9月24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对核的新承诺》的社论，这一连串的新闻报道，为“桃园计划”带来了致命性的警讯。蒋经国与唐君铂商议后决定，允诺美方拆除“中科院”核研所钸先导工厂，条件交换“第一核能发电厂”如期运转发电。
1977年春，美国卡特总统正式就任后，“中科院”人最不乐意见到的场面终于降临!一个由核武技术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从美国抵达台北，浩浩荡荡进人中科院大门，他们的目的，是拆除美方认定“有疑虑”的所有核设施。一夜之间，蒋介石的梦想和伯格曼的擘画，悉数付之东流。
1978年12月，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蒋经国为了稳定民心士气，决心把“中科院”多年蓄积的科技实力，开放给各界民众参观了解，并且开始有计划地将军事规格的精密加工技术，逐步开放予民间电子、光电、资讯等产业，为台湾的产业升级和进入高科技领域，奠定深厚良好基础。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也为台湾经济奇迹注入强力活化剂。
这是最后的尝试
“中科院”不甘心完全放弃，仍试图从不同途径，接续从事核武研究工作。随后，核能研究所激光组组长马英俊被外派德国。马英俊赴德目的，当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娶德国妻，入德国籍，而是要搜集与学习同位素分离法提炼核武原料之技术资料。
然而，事情永远不如想象中的顺遂。1988年1月，“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突然携带大量资料离台，并在美国华府召开了一项秘密听证会，详细道出台湾发展核武之历程。听证会召开6天之后，美国官员再次会同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驰赴台湾突击检查“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又是一通大拆除。这是台湾开展核武计划以来，最致命性的一次打击。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吐血暴卒，是否气愤而死?目前已无从查证。一个叛逃，一个气死，离奇事件接二连三爆发，最后甚至连德国也传来惊人信息：早先领命到德国“留学”的马英俊，竟然也离奇亡故。
至此，蒋氏父子的十年原子梦，在两蒋相继亡故、离奇事件接踵而至的情况下，悄悄走进历史，化作泡影。
(编辑 王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