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春之歌》是个人情爱叙事和以成长为线性递进单元的革命政治叙事的交织。其情爱叙事的特点之一是性由政治表达，在话语夹缝中大胆行进性爱叙事：之二是女性主体追求。一方面是女性对于男性性权力主导的决绝勇气与斗争毅力，另一方面是对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在革命政治话语叙事中，由于叙事语境的特殊性，《青春之歌》本文的出场必定选择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方式作为自己的叙事伦理。因此，营造了一个“成长叙事”的氛围，即本文完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变成“党的女儿”的叙事过程。而这恰是叙事的伪装。
关键词：青春之歌 规训 政治 叙事
《青春之歌》的叙事内涵在过去常常被概括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即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遭遇非常不幸的高中毕业生林道静，为寻找个人出路而抗婚，离家出走，因接触革命者接触时代新生活而与自己寻找的爱情和婚姻决裂。在社会和时代洪流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和考验成为坚强的革命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应当说，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追求个人解放到参加革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将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林道静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这种概述，其实是偏颇的。
因为实际上，《青春之歌》就是两种话语叙事的交织，即个人情爱叙事和以成长为线性递进单元的革命政治叙事的交织。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文学活动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弗氏的“愿望”当然不能解作“崇高的理想”，他这里包含着人与生俱来的、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所不能允许的各种原始而野蛮的动物性本能――伊德(id)。这些本能始终追求“快乐的激动的目的”，但是，自我本能(ego)在“道德化的自我”――超我(super-ego)的指使下，限制了伊德的冲动，于是，这种“要求追求快乐的激动的愿望”――主要是性欲――就被压抑在无意识的深处。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的愿望”，实质上是指被社会所禁止的过分的性欲要求，这种要求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因而只能到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幻想中去寻求满足。根据这些原理，《青春之歌》的叙事主脉就是作为作者杨沫影子的叙述者林道静的性／情爱选择叙事。而革命叙事只不过是为了符合当时的叙事语境而作为叙事主脉披上的靓丽的外衣，是一种叙事策略。――从初版后作者的不断修改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被政治――语境规训。
下面我们就以此来研究《青春之歌》中政治话语语境观照下的性爱叙事特征。
《青春之歌》就是叙述者化身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性爱叙事过程。其特点是性由政治表达。我们把这个过程按照序列来表示，就是：
这个过程，被很多人认为是简单的“成长叙事”，这种解读是源自社会学阶级分析方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进入个体生命层次，就会发现文本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一、话语夹缝中大胆行进性爱叙事
拨开《青春之歌》文本中的政治话语迷雾。就会发现很多精彩的性爱叙事。
在第一部第五章叙述林道静与余永泽第一次海边幽会后，对林道静这样叙述到：“短短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做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初版本第46页)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对余永泽的好感就是源于林道静内心深处对异性的渴盼。紧接着文本里就写林道静感到“隐隐的幸福和欢乐”(初版本第48页)并“信仰”余永泽(初版本第48页)，在送别余永泽返校时，火车开走了，林道静“还站在车站上若有所失地没有动”(再版本第47页，定稿第50页)。女性意识中对男性的依恋和眷顾之情跃然纸上，拒斥曲笔，并不含蓄。而在林道静对卢嘉川所展示的女性性欲望叙事中，文本更是不惜笔墨。在除夕之夜，林道静在倾听卢嘉川的救国演说，首先就被卢嘉川英气逼人的洒脱外表吸引：
林道静心里微微一动，那高高挺秀的身材，那聪明英俊的大眼睛，那浓密的黑发，和那和善端正的面孔……
同时，作者还对卢嘉川与余永泽的外貌做了比较，以此来表明林道静选择卢嘉川的生理学原因。作者是以两个男人的视角来叙述的，尽管我们对这种叙事策略所造成的林道静心理欲望需求的程度削弱表示不满。
A：他(余永泽)眼中闪过卢嘉川那奕奕的神采，那潇洒不拘的风姿，同时闪过道静望着卢嘉川那闪烁着的快活的热情的大眼睛，他又忍不住地被痛苦的忿恨攫住了。
B：卢嘉川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余永泽那瘦骨棱棱的背影――他气得连呢帽都没有脱去，头部的影子照在墙上，活像一个黑黑的大圆蘑菇。他的身子呢，就像那细细的蘑菇柄。
在与余永泽的对峙中，卢嘉川在以道义上绝对的优势击败余永泽之前，首先是以雄强的男性魅力压倒赢弱、委琐的余永泽的，这一点在林道静的梦中得到再次的强调：
在阴黑的天穹下，她摇着一叶小船，飘在白茫茫的波浪滔天的海上……她惊叫着颤栗着。小船颠簸着就要倾覆到海里去了。挣扎着，猛一回头，一个男人――这是一个多么英俊而健壮的男子啊，他向她微笑，黑眼睛里充满了魅惑的力量。她放松了手。这时，天仿佛也晴了，海水也变成了蔚蓝色了，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互相凝视着。这不是卢嘉川吗?
“梦，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与象征，长衫、袋、橹、黑沉沉神秘的大海，英俊而健壮的年轻男子，充满魅惑的多情的眼睛……这些意象所构成的整体的隐喻显然是人性深处进发的非社会的人之自然属性。这是男性肉体的强大吸引力，是女性力比多趋力骤增的显像表示。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欲之梦。尽管从艺术性上看这段文字太过拙劣，但它还是将情欲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船，可看作是关于女性身体的隐喻。情欲高潮即如大海上可怕的浪潮。情欲压抑的林道静对过于强烈的情欲怀有恐惧，她担心欲望狂浪会掀翻自己的船，会将自己吞没。另一方面，她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溺水的人，只有来自男性的力量才能够拯救自己。男性在情欲方面的天然优势，在此处也体现出来了。”同时，这个梦也是林道静爱上卢嘉川后内心充满矛盾的潜意识反映。当林道静意欲离开救命恩人余永泽，选择卢嘉川的时候，“她心里交错着许多复杂的情绪，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过去”，代表余永泽也代表个性解放；“未来”，代表卢嘉川也代表着革命。卢嘉川是革命的化身，林道静投入卢嘉川的怀抱，这是叙事发展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林道静经受着移情别恋的自我谴责和投向党的自我宽恕的思想斗争煎熬，所谓“波浪滔天”就是这种心态的隐喻。
二、女性主体追求
因为作者杨沫当时接受的是“五四”之后实质是反 封建的女性解放的新思想，骨子里并没有女性主义的自觉，所以我们还是不称其为女性主义书写。但是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强烈展现欲望，的确是当时的小说创作中所不曾存在的。它不仅仅是“娜拉出走”的深化，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正式大声呐喊。尽管这声音不久就湮没在政治声音的漩涡中了。
一是女性对于男性性权力主导的决绝勇气与斗争毅力。不管是逃离封建家庭追求性爱自主，还是脱离资产阶级伴侣投向新的怀抱以求性爱的政治境界，作为本文叙事行动元的林道静始终主导着两性关系的发展。在经历了多个性伴侣之后，面对新的异性，林道静不仅没有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女人的拘谨，而是果敢地抓住了机会。
道静抬起头……回答他：“可以，老江，我很喜欢你……”
江华盯着她，幸福使她的脸孔发着烧。……
当江华提出来当晚要留宿林道静住处。和她同居的时候，林道静那种中国传统所要求的含蓄和内敛已经远远走开：
她站在他身边，激动地看着他，然后慢慢地低声说：“真的?你――你不走啦?……那、那就不用走啦!……”她突然害羞地伏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并且用力抱住了他的颈脖。
对于性爱的大胆且付之行动的追求，是林道静女性主体精神追求的体现，也是本文在人性叙事中的难得突破。
二是对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完全摒弃了传统道德观念对性爱的束缚。她第一次离家出走，是背弃封建父权给自己的性规划；第二次离家出走，是放弃自己选择的第一个性伴侣(余永泽)而追寻第二个性伴侣(卢嘉川)；在第二个性伴侣牺牲后又毅然投入第三个性伴侣(江华)怀抱。而她与同居者就是性的关系而都不是婚姻关系，她没有和其中任何一方履行婚姻的法律手续，其性爱叙事的着眼点就是性的选择。同时，在林道静的心日中，“从一而终”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她的思想尤其是行为上。不仅如此，她还用语言劝说影响别的女性：
道静抬起头，明亮的眸子带着一股倔强的稚气。
“(王)晓燕，你以为需要坐坐花汽车，来个三媒六证才可靠吗?我就讨厌那种庸俗的礼仪。你读过《邓肯自传》没有?我真喜欢这本书。邓肯是西洋近代大舞蹈家，她从小就是孤身奋斗，遭遇了多少艰难困苦，但是她不气馁，不向恶势力屈服。她就讨厌那些传统的道德。有一次，她的两个孩子全掉在莱茵河里淹死了，她想孩子，希望再有个孩子，可是那时她没有丈夫，她就躺在海滩上等待着。后来，看见来了一个可爱的青年，她就向这个陌生的青年迎了去……”
这一点上。《青春之歌》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认为本文总是依赖于与其他本文的相关性才能获得意义的完整。我们将林道静的这些性爱细节与同时期的男性本文对革命女性的修辞相比照就会得出有趣的发现。梁斌的《红旗谱》中春兰在运涛南下参加革命军后，专心守候运涛的消息；当得知运涛被捕已经没有回来的可能时还表示要守他一辈子。这情景在本文中被多次提到，叙事者显然是赞许和欣赏的。如果说春兰的行为是与她所生活的北方农村保守的伦理道德背景相关，那么另一个革命者江涛的恋人严萍是个城市知识女性，但当江涛问她为什么想革命时，她回答“因为你革命”。当江涛被敌人围闲生死未卜时，叙事者便通过严萍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她：要有始有终，只要他在人间，你就应该为他努力。这是于春兰的思想一致的声音。此外。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等文本都对作为男主人公恋人的女性人物提出很高的性道德要求，改霞(《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恋人)与焦淑红(《艳阳天》中萧长春的恋人)对待爱恋的男性之忠贞得到了反复强调。通过这样的比照之后，我们窥见了《青春之歌》对传统道德和男性性生活主体的反动与叛逆。以致小说出版不久就有文章对林道静的性爱“道德性”提出了严厉批评。
三、叙事的伪装
由于叙事语境的特殊性，《青春之歌》本文的出场必定选择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方式作为自己的叙事伦理。因此，首要的就是营造一个“成长叙事”的氛围。于是，本文就完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变成“党的女儿”的叙事过程。
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就是对父亲――他者的认同过程。按照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人主体的成长需要经过两次认同，第一次认同发生在想象界(级)(the I-aginary)。想象界由镜像阶段开启，幼儿在对镜子的观照中第一次整合自己与母亲的理想的虚幻形象，完成与母亲的认同，形成与母亲的双人格局。这是前俄底浦斯阶段，即前符号阶段。接受革命道理之前的林道静幼稚、天真、弱小，认同死去的苦难生母。对强暴专制的父权秩序充满了仇恨逆反(继母不过是父权意志的执行者)。这时的她就处在想象界中。象征界(级)(theSymbolic)，是由父亲这个“他者”(Other)所象征的符号世界，即语言法律和文化构成的秩序，拉康认为父亲作为第j者(他者)介入子与母两人的布局中。中断孩子与母亲想象性的统一关系。赋予孩子“秩序”和“法”，使孩子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一个命名和明确的位置。“儿童向父亲认同不是向个人认同。而是向一个他者认同，这个他者的意义是父权符号级功能，是语言的现实。”这个“他者”可以称为“象征之父”，即符号态的父亲。父之名，并非真实的血缘父亲，我们不妨称之为“代父”(surrogate father)。林道静的生父地主林伯唐在她的成长中一直是缺席的，林道静对他是鄙视的，她没有资格成为“代父”。共产党人卢嘉川介入林道静的生活，才标志着她开始真正进入象征界。在意识本文中卢嘉川和江华是林道静的革命同志、导师、恋人，但在潜意识本文中，他们事实扮演着“代父”的角色。因为他们代表着新的秩序和制度。处于青春期独立成长的女儿们往往会到比自己年长的、阅历丰富的男性身上进行父亲意义的寻找，对他们产生认同，将他们作为爱恋的对象。对于林道静，卢嘉川和江华等共产党员都具备了成为精神父亲的资格和条件。两者相比。林道静天真、幼稚，具有对男性师长的依赖性，而卢嘉川和江华等共产党员严厉、宽厚，对林道静如父兄导师般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于是，林道静精神父亲认同的心理基础就生成了。弗洛伊德认为自居作用(认同作用)“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情感联系的最早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林道静成为了“党的女儿”，同时又成为了党的具体化身的党员的情感及性的皈依。
但这样的成长叙事恰恰是为性爱叙事做好的一件外衣。因为成长叙事可以让接受者做出这样的解读：只有卢嘉川和江华这样的共产党员才配得上年轻美丽的富有朝气的女主人公。于是革命体的欲望得以曲折地表达。而在林道静与江华性爱发生过程的书写中，个人身体的欲望干脆挣脱规训的力量，在革命话语的掩护下悄悄而有力地展翅飞翔。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缝隙中隐约地泄漏了感性个体潜在的信息。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叙事是通过相当含蓄的细节来隐秘地传达爱欲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有时甚至是通过双关语来传达， “失去了卢嘉川的领导，失去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死水中的蝌蚪”，“性的力比多趋力与革命的召唤在这里是混同的，这种混同使前者对后者的置换与覆盖了无痕迹，革命取代了力比多趋力成为叙事的动力，力比多趋力却潜伏于革命中得以释放与升华”。
遗憾的是“党的女儿”必须是坚守纯洁身份的，个人欲望必须是服从革命需要的，所以，性爱叙事只能中断。林道静和卢嘉川还没有表白自己的爱情，卢嘉川就牺牲了；江华在与林道静同居的第二天就离去了，以后两人也不能再团圆。
当革命的声音愈益强大时，性爱叙事就会受到压制，声音渐小。在17年的文学语境中，男性与政治的合金之强硬压制、排斥着人性叙事同时，又以各种手段来矫正夹缝中仅有的性爱叙事。著名的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一篇非常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但被当时最大的话语权威茅盾概括成为“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雨水情”，我们当然可能理解茅盾为了保护这株文学幼苗的良苦用心――事实上，这个权威性的阐释使这篇小说在当时严格的题材规范中没有被过多质疑并领取了出生证。但小说本身的女性叙事，女性朦胧的性意识萌动也就因此被彻底遮蔽。这不也是一种逃避、一种放弃、一种牺牲吗?
在这种情况下，《青春之歌》只有尽量迎合政治，俯身做政治的婢女，但仍满足不了胃口大过天的政治的饕餮。郭开在1959年初率先发难，他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上发表了《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青春之歌》的“不足”：1.“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2.“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3.“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郭文“以凌厉的攻势对《青春之歌》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整篇文章洋溢着领导阶级的革命豪情和对落后阶级居高临下的评判”。张虹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则对林道静的道德品质提出批评：“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感情好就合，感情不好就散，不受一点道德的约束。”刘茵等人也对林道静这一形象提出了非议。尽管后来茅盾、巴人、何其芳、马铁丁等人纷纷撰文为《青春之歌》辩护，但是，辩护者往往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林道静身上存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并且认为林道静“时时流露的幻想和温情则是可供我们鉴戒和警惕的”，“读者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林道静身内的敌人，必须消灭它，从而引起警惕，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以“保护者”姿态出现的众多作家对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态度与郭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他们不同意郭开关于“作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观点，认为作者是有意描写林道静的“小资情调”，暴露它是为了批判它。于是，作者只好一遍遍地修改，以至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当政治掌舵了文学，文学之船也就慢慢驶离了现代化的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