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至14世纪，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有“墙壁上的博物馆”等称誉。在这里，有一位女性，以自己瘦弱的身躯苦苦守候了莫高窟40多年，她就是甘肃省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3月4日，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妇联分组讨论现场，记者见到了樊锦诗，这位73岁的老人个子瘦小，花白的齐耳短发，面容清癯，略佝偻着身子，穿着一件半旧的毛衣外套，带着个大包。在众多女委员中，看起来并不特别，可她身上却有一大串的称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虽然早就听说她是“火箭筒”脾气，干起工作“六亲不认”，“骂”起人来直拍桌子，记者还是散会时上前跟她攀谈起来，得知了记者的身份，她上来就说“我很怕记者哦。莫高窟的事情太长了，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与莫高窟“一见钟情”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祖籍杭州，成长于上海，有着江南女子与生俱来的书卷气。“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里，樊锦诗就特别关注光彩夺目的莫高窟。1962年的一次实习机会，使她得以来到了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站在莫高窟前，樊锦诗被深深打动了，“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个“墙上的博物馆”。
“虽然非常着迷，但是我在大城市长大，当时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樊锦诗坦言。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尚未结束，樊锦诗提前回京了。第二年，她大学毕业，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敢“接招”，毅然来到敦煌。从此，莫高窟上有了这位瘦小女性的身影。
20世纪60年代初的敦煌没有电灯，井水又浑又苦，房子是土块垒的，门都是透风的。宿舍没有卫生设备，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这些都让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苦不堪言，但她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这一呆就是40多年。
建立数字敦煌馆
这几年樊锦诗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敦煌”的建设。“莫高窟仿佛一位老人，在慢慢变老。我们能做得就是延缓‘她’老去的步伐。用现有最好的技术把她现在的各种信息存储下来。”樊锦诗说，“我们不能让莫高窟带病工作。”
因此，樊锦诗对这些壁画提出了“基于保护的开发”理念。“这些壁画，很多都已经诞生了一千多年，但在过去100年间，衰退速度加快了。因为自从敦煌对外开放以后，我们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游客，洞窟里的环境原本是恒定的，游客一进入，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都发生了变化，这对文物保护非常不利。”樊锦诗说。
如何平衡旅游收入和壁画保护之间的关系，让樊锦诗很头疼。为了尽可能把旅游开发对敦煌洞窟的影响减到最低，敦煌洞窟如今只轮流开放735个中的60个面积较大、基本无病害的洞窟，且每次最多只允许30人入洞。洞窟中置有温度、湿度及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旦某个洞窟显示数据超标，即暂停开放进行调整。
经过多方论证，她提出了建立“数字敦煌馆”的建议。“我们吸收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先进经验，建设具有综合功能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和展示手段，通过洞窟三维立体实景漫游，使游客身临其境地观赏典型洞窟和丰富的敦煌文化，这个项目的建成可以大大缓解旅游给洞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樊锦诗说。
这是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工程，从来没有博物馆采用这种方式展示文物的文化内涵。
她解释，按照这个设想，首先需要两组摄影队同时拍摄，利用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根据洞窟形制选取不同的节点，每个节点分为60度，45度，0度，―45度，―60度五圈场景组成。拍摄完成后用软件处理，经处理后的照片就可以在计算机上虚拟地看洞窟了。拍摄时的节点位置，就是游览者的位置，游客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向不同的方向看，也可以放大某个局部仔细研究。“我们设想的是，让游客先看球幕电影，对整个莫高窟有个完整印象后，再进洞参观。”
其次是节目制作，“如何写一个好的剧本，能够全面展示敦煌的魅力也让我们煞费苦心。”樊锦诗透露，这个节目的剧本基本已经确定由著名作家冯骥才来撰写。“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问题，我一想起来就睡不着觉。”樊锦诗说。按照“数字敦煌”的设想，这项工程大概需要2.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早在2003年的政协会议上，樊锦诗就提交提案，详细描述了“数字敦煌”的设想，并受到高度重视。在历经5年的调研试点后，此提案终于生效，“莫高窟保护利用实施工程”2009年正式实施，这一工程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工程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综合性保护工程。除了“数字敦煌”，还有崖体保护、栈道改造、风沙保护、安全保护等工程。“本来‘数字敦煌’的资金就很紧张，再因为总投资中的30%资金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解决，加上其余的保护工程，资金缺口就更大了。”
虽然“数字敦煌”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樊锦诗的“倔劲儿”又上来了，“不但要做，而且要做好，要不就对不起我的前辈们。”
“给国家出个好主意”
对于敦煌流失的文物，樊锦诗认为应该理性地去看，“这是历史造成的。据统计有一千多万件。而敦煌流失的文物，我们一般不称为抢夺，它是带有欺骗性质的盗取。”
樊锦诗说，目前敦煌流失在外的文物大概有3万多件。这是很大的遗憾，也是影响藏经洞研究的一大障碍。“我们特别希望这些文物归还到敦煌，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现在已知文物流散到12个国家，主要在英、法、俄，其次是印度、日本，还有丹麦、瑞典、芬兰、美国、土耳其、韩国、德国等。国内分散在台湾、香港、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广东、北京等省市。目前国内外六七十家博物馆都收藏了敦煌的文物。”
“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是挖不完的，每个民族必须从她的文化中才能汲取最丰富的营养。”
樊锦诗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花钱保护已有文物，却着迷于建造一些标志性的‘假文物’。国家的钱不多，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功能地位是历史公认的，文化绝不是投进去大量的钱就能弄出来的，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智慧来冷静思考这些问题。”
樊锦诗从1998年开始做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本来想最多干四五年，没想到一干就是13年。工作着，忙碌着，这样也算一种养生吧。”现在没有特别的事，樊锦诗基本不离开敦煌，她说在这里感觉心比较静。
作为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开玩笑地说自己最怕开会，但每年开会她又是最认真的。今年全国“两会”上，她带来了3件提案，都是有关于敦煌和甘肃省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的。“作为政协委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给国家出个好主意，想个好点子，而且这个主意必须切实可行，用提案的形式表达我觉得是最好的。”
在采访樊锦诗的过程中，经常有人过来打断，“您是樊委员吧?”“您是从敦煌来的吧。”她总是笑着回应，“一个人做一件事不容易，我就用我的一生来保护敦煌吧。”（源自《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