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的家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处闹中取静的院落。很多高大的乔木和草坪，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天气里露出绿意，几株桃花兀自开得正艳。就是在这里，钱钟书先生度过晚年，虽然在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饱受疾病的折磨，但是这段时间是他和杨绛一生中相对安宁和平和的岁月。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在写到这个家时，笔触中流动的切肤之哀，早已不同于《干校六记》中的那种哀而不伤。也是在这里，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日子里，杨先生写了《我们仨》，让无尽的思念和无尽的追忆落纸成文，有个去处……但其实又有谁能真正分担这沉沉的思念和追忆?
老当益壮
在门口迎接我们的杨先生，看不出是个92岁高龄的老人，一头银丝整齐地别在脑后，简单得体的穿着，她亲切地招呼每一个人，仔细地询问名字，引我们到客厅兼书房的大房间。一张大大的书桌放在窗前一角，上面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些资料和书籍。杨先生说，那是钱先生生前使用的书桌，钱先生去后，杨先生每日就在这里工作。说话间，杨先生坐到桌后，为我们带去的书题字。忽然觉得这是一幅非常眼熟的景象，想起媒体上刊登过钱钟书先生坐在桌前的照片，正是眼前的这幅景象。
听到我们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本书，因此获得2003年开卷好书奖。杨先生很高兴地笑了，“我高兴读者能够喜欢这本书。《我们仨》并不是回忆录，我们仨如今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只不过想写写自己的悲哀、欢乐，还有思念，而大家喜欢它，我非常高兴，大概因为这种感情是人类共通的。”
她告诉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先在外面散步，锻炼身体，上午和下午各有两个小时来工作。晚上睡得很晚，有时要看书看到很晚。“现在没有什么写作或是学术上的明确目标，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打扫战场’，把未了的事做好安排，我就完成任务了。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杨先生又说，“我们仨，其实就是朋友的关系吧，三纲五常，所谓‘五常’，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其实哪一样又不是朋友呢?君臣之间，能够达到关系融洽合作愉悦的程度，彼此要相知信任，恰如朋友；父子之间，舐犊情深亲密无间，亦如朋友；兄弟之间，手足情深齐协共进，亦如朋友；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无话不谈，亦是朋友。因此，一切关系到了最后，如果是比较融洽的状态，都应该是朋友的关系。”
墙上有一张三人合影，恰好就是《我们仨》书中的那一张，杨先生说，那是她和钱先生一生中虽然清苦却快乐的时光，两人风华正茂，当时在沦陷区，生活条件很困难，杨先生说她要为家里的柴米油盐写几个剧本维持生活。
有共识不吵架
在大书桌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正对着杨先生平时工作的大书桌。上书“一双同梦生花笔；九万培风齐斗楂”，看到我们在研究墙上的对联，杨先生高兴地为我们读了一遍，那是她和钱钟书先生在新婚燕尔之时，石遗老人(陈衍)为他们题写的贺联。这副对联是她近日才整理出来挂在墙上的。杨先生站起身，走到对联前面，一边解释对联的意思，一边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对联上面。
“您和钱先生真是神仙眷侣啊!”我不由说道，杨先生马上纠正说，“我们不是神仙眷侣。”
“早年也曾经吵架，但并非因为生活琐事，一般都是因为学术上的分歧。后来觉得为了这个问题吵架不值得，我们就达成了共识，不再为这些问题而争执。”
“生活上的事情，我们是共同去做的，除了有阿姨帮忙的时期。钱钟书一直都为我做早餐。晚饭我们一般是一起做的。”
话题转到了女儿钱瑗时，杨先生面露哀色。其实，她说，女儿走得这么早，主要是因为误诊。说起女儿的病情，杨先生的情绪不能平静。白发人送黑发人，痛何如哉!谈到《我们仨》一书中，提到女儿结婚的过程时，为何一笔带过?杨先生说，女儿的婚事确实是双方的父母之间首先达成共识，然后再去劝说儿女们同意。其实，女儿和女婿之间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比如他们都喜欢音乐。虽然女儿去了，女婿现在还每天打电话来和杨先生聊天。
健谈《围城》
书房兼会客室的一侧，放着一个书柜，架里摆着钱钟书和杨绛的所有出版作品，包括中文版和外文版。一套《钱钟书集》显然受到主人特别的关爱，它放在一个特制的木质书架内，摆在大书柜的上面。旁边靠着一套《钱钟书手稿集》。杨先生轻轻地拿下其中的一本，铺在书桌上给我们看，“他习惯将想法以及考据都记录在书页上。”书上的空白处几乎都写满了这样的小字。杨先生的指尖在手稿上缓缓地抚摸着，眼神流连着越来越慢。过了很久，她才缓缓地合上手中的书。
书架里面还有各种《围城》的中文版和外文版，还有国内刚出的中英文对照版，杨先生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她对于字体和封面的意见，并且和国外的英文版比较。于是很自然地聊起了电视剧《围城》，杨绛说，黄蜀芹是个认真的导演，还有那些很优秀的演员，李嫒媛、陈道明、英达、吕丽萍等等，“李媛媛已经去了。”杨先生颇为惋惜的说道，她的苏文岚演得很好。“您最喜欢谁的表演呢?”有人问。杨先生笑着说，“他们都很好。都非常认真。”
“你们觉得是《围城》的电视剧好，还是书好呢?”杨先生忽然转头问我。我告诉她，书中的精妙细微之处，电视剧其实是无法全然传达的。杨先生点头称是。她还特别提到了电视剧中，女人穿的旗袍，为什么都在腿部的位置有开衩呢?杨先生笑着表示不解，我们那时候穿的旗袍，是绝对没有开衩的，结果现在的电视剧，演到过去的事情，女人的旗袍都是开衩的，而且越来越高，杨先生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自己的身上比画着，从膝盖一直到腰上，我们都笑了起来。
看到我们带来的新版《洗澡》，杨先生非常高兴。《洗澡》是杨绛写于80年代的一部长篇，常被人与其夫婿钱钟书的名作《围城》相提并论。“洗澡的含义。简单的说，就是洗脑筋。”杨先生幽默地说――思想改造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洗脑筋”。《洗澡》写中国知识分子在三反五反的嘴脸，字里行间透着对世情的了然，却又处处是令人拍案的讽喻：其中写女性对男人的失望，对照《围城》中对女性的挖苦，极为有趣。我暗中想，钱先生的卓越成就对于杨先生不知是动力多些，还是压力多些?“您对自己以前的人生满意吗?”我贸然问道，“人生总有坎坷苦痛，我觉得自己有过很多不快乐……总的来说。烦恼和苦痛要多于决乐。”杨先生说。
依依惜别
记得《我们仨》在大陆出版之后，媒体采访杨先生时，她曾通过媒体告诉大家，不希望有采访和电话叨扰，希望能够省下更多的时间做些事情。来拜访杨先生之前，还有些不安，担心打扰了老人的生活，看来这种担忧是多余的。谈话过程中，杨先生慈爱平和，在话题的间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持续话题，她会善解人意地接下去。想起她过去经常要为钱先生婉拒来访的客人，该是一件很为难的工作吧。与杨先生坐在一起谈话，她会专注地看着你的眼睛倾听或是回答问题，甚至自然地替我将散落的几丝头发拢到耳后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杨绛先生看起来仍然没有倦意的样子，保姆过来催她吃药，并且暗示我们时间太长了，我们只好与杨先生依依惜别。在门口，转头的刹那，看到杨先生一个人孤单地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忽然有些不舍――这么好的一个家，不该只有她一个人……
(摘自《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