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20日，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呈请辞职，“中央研究院”这最高学术机构顿时群龙无首。11月4日。经该院评议会公开投票选举，推胡适为最佳人选。蒋介石亲自致电胡适，告知院长之任命，催促其尽快从美国起驾回台。
当胡适得知院长的任命后，有意推辞。其实胡适平时好大喜功，爱凑热闹，本无多大工作能力，且身体不支，偌大一堆繁重的杂事压到他肩头，只有徒唤奈何，将无法做他的研究工作。他谈政治，干预政治，做了大半辈子的政治票友，若真让他登台演出，那便是他自言的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长”。他复电蒋介石不就此职，并要朱家骅、钱思亮向蒋说可任命李济为代院长，让李济为他劈山开路，干他力所不及的杂事。开始蒋介石执意要他回台上任，胡适坚持说自己正在医病之中，要蒋任命李济代之。蒋无奈，只好依胡适之意办。
直到1958年4月，李济领导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三届院士大会筹备工作已“万事俱备”，胡适才姗姗来迟，荣任院长。
旅美整整9年的胡适，为何心血来潮去台做官?生活拮据是原因之一。
胡适一生待人热情、好客，三教九流他都愿结识，对上对下，一视同仁，来者也可使他排解寂寞，且沐他的春风。胡适来者不拒，致使来访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似“熊猫馆”一般。他甚至专爱结交年轻朋友――与留学美国的一班青年人，如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等一度组织纯友谊的吃喝文艺俱乐部“白马文艺社”，创办《白马文艺》，并热心地为他的这帮年轻人讲新文学的由来，讲如何写白话诗。
这个时期，胡适的生活健康则每况愈下。他们夫妇俩住的是纽约大使级的住宅区，但他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有一次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爬进公寓行窃，幸得夫人江冬秀从容开门，临危不惧，大呼一声“go”，盗贼仓皇而逃，才免生一场灾难。由于江冬秀不会外语，生活上的米油盐莱，无不需要胡适亲自上街采购。终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客人离去后，餐具、烟灰缸、地板，又得他亲自动手擦洗。
由于夫妻双双年高多病，缚鸡无力，生财无道，只好坐吃山空。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谈到胡适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一样，显然已渐人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贫!”胡适平时无车可坐，上街购买东西，或徒步，或挤公共汽车。而他挤公共汽车之事，在唐德刚的笔下，凄惨之中透出几分滑稽：
我有时也陪适之先生去挤公共汽车。看他老人家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惨状，我真要把那些乱挤的番男番女痛骂一阵：你们这些目无尊长的东西!你们知道挤的是谁?他老人家在敝国几乎做了总统!他是开我们东方世界今后五百年文化新运，配享太庙的大圣人、文曲星!你们有眼不识泰山!
当我用尽平生之力挤出个空位把胡老师安坐下去之后，再看看这位文曲星还不是和众乘客一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配享太庙，又何如哉?
由于和唐德刚合作口述自传，唐则常用打工用的破旧汽车接送他。据唐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路已近时反觉远，人因垂老渐知秋。鉴于双双已到晚年，朝不保夕，加上无聊的寓公生活，寂寞的心境，况且胡适又不肯降志辱身，向洋人乞求救济，申请“绿卡”，“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为“五斗米”计，他只得接受台湾当局的诱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