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对契诃夫戏剧研究最深的导演，“大导”林兆华在人艺建院六十周年、小剧场戏剧诞生三十周年之际拿出两出契诃夫短剧来排演再合适不过了。原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超信息量的内核，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有两部短剧要完成，若不是濮存昕、何冰两位功力深厚的大角，换作旁人怕是很难完成。公演前大导称：“该戏没有导演只有演员。”且当他自谦。但细赏后，也不无道理。
《论烟草有害》和《天鹅之歌》是两个男人喜乐地悲剧。由于是最后一场，何冰拉着濮存昕早早的来到了台前，朋友熟人什么的打了一大圈招呼，濮先生穷极卖萌之能事，想必是要酝酿小丑的情绪。虽笑乐之间总还是显见强颜之累，但是对于戏，又恰如其分，两人一静一动十分相得益彰。
嬉笑逗乐之间不经意的就开了场。等到大多观众回过神儿来的时候，伊凡·伊凡诺维奇·纽兴——他的妻子的丈夫：一个多年的吸烟者已经在被迫进行一场名为“烟草有害”的违心演讲了：从学术论文扯到钢琴、臭虫；烟盒里的苍蝇和眼皮跳的毛病；吝啬的妻子、寄宿学校以及七个嫁不出去的女儿；不吉利的门牌号码和导致失控的多年的礼服外套。这样一个鸡毛蒜皮东拉西扯的讲演，不仅要记得混乱的逻辑结构，还要营造出被迫演讲的木讷迟钝无词尴尬。刻意搬走了演讲台削弱了些许形式感，同时也因无它物分散注意力，表演本身成了此剧仅有的关注点：一个唯唯诺诺的小老头慢慢撕扯着自己的绅士面具，经历着“悲愤的五个阶段”——不满、愤怒、狂躁、歇斯底里，最后苦笑着找回“应有的体面”。正如演出单上写的：“你若笑他，是在笑自己，你若不笑，又觉得还不如自嘲。”时时让观众揣测他何时是在表演尴尬，何时真心忘词；表演成果没有参照物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捉摸不定的好奇心让我甚至想再看一场，可惜没有机会了。
若说《论烟草有害》像是一出狼狈的演讲，那么《天鹅之歌》倒像一出梦境。射灯只勾勒出物的廓形，视觉语言上极静谧，三面镜折射出来昏暗的烛火，在起幕之瞬间就让人心凉了一大截。濮存昕扮演的老小丑瓦西里因醉酒错过演出，在黑乎乎的剧场后台醒来，听着老小伙子的叹声，一下子，我就扎进了他的梦里。只可惜没有一直保留暗光的处理，强射灯将朦胧的晕眩冲击得消之殆尽，反而失了不少哀伤。
“剧场里的剧场”有一种奇妙的距离感：舞台上的后台，明明是发生在眼前的景象，又有被拉远的嫌疑。不禁在想，我在看戏？还是在看戏中戏？在看濮先生的表演？还是在看瓦西里夜半诵读莎士比亚的表演？双重逻辑叠加的错觉让人不禁有些晕眩，小丑形象和滑稽的肢体语言，相较于台词的悲伤抒情，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且一直以来以正直光彩干净利落的舞台形象示人的英俊中年濮先生，在诠释老年丑角不体面的尴尬悲凉时，也极具说服力。为了强调这种孤寂感，演出节奏故意被拉得缓慢而悠长，不但延后了提词员上场的时间，也淡化了两人的熟识关系。长期在前台演出的小丑瓦西里喋喋不休的抒发心中的苦闷和抑郁，纵是酒醉，借机大声诵读莎士比亚的经典篇章，如天鹅高歌。提词员尼基塔带着十分的同情却只是静静的注视着对方，往往是对方洋洋洒洒一大段之后克制谨慎地回一句“先生，您回去吧”，随着瓦西里越来越兴奋的表演才偶尔协助提词助兴，引得瓦西里欢喜的赞叹“天才！尼基塔，天才！你才是真正的天才！”纵然是能信手拈来全部剧目的所有台词，一个活在台前幕后却被舞台遗忘的角色，比起一个“曾在顶端跌落下来”的小丑而言，从来就“不被认可和承认的存在”老提词员的一贯谨言克制，不光是职业的素养，更是甘心被漠视的悲凉。老小丑一直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的17次谢幕，但是有谁曾为一场演出的成功去感谢一个提词员呢？虽然同样落魄，契诃夫却通过两人的一收一放，节奏上的停、顿、转、折，将两人的情感交流清晰完整地展现出来。观众也逐渐明白，今晚这湖里有两只哀鸣的天鹅。
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做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地、悲伤地、凄黯地构成他自己的丧歌……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话：这是天鹅之歌！
——布封（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博物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