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是否必须能诗，尤其是国画家是否必须能诗，值得商讨。宋代以前，画家的基本要求是能画，而非能诗。画家是否能诗，并不重要。北宋中期以后，因为士大夫画家增多，官方美术机构中，士大夫画家当领导，原来在士大夫中流行的诗画一律观念，逐渐通过国家意志推行开来。到了南宋，邓椿写《画继》，多引诗为证，孙绍远编《声画集》，收录历代画诗，是有史以来较为专门的画诗总集。元明以来，画家能诗，且成绩不菲。若赵顷、倪云林、沈石田、文徵明，可谓佼佼者，诗名不在画下，后世文人，往往能见赓和者。康熙时期，编修陈邦彦褒辑《历代题画诗类》，收集画诗九千首，四库馆臣谓比之孙绍远，犹如曜灵之于爝火。而我所见明清画诗，则不下四万首""是这曜灵的四倍!而这或者只是明清画诗的—小部分，数量之巨，已令人咋舌。
五四以来，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能古体诗的画家越来越少。有人曾让齐白石画出新诗的意境，新诗有何意境?所新又为何?则是很有意思的事，但白石早年的诗，王湘绮谓是“薛蟠体”，恐怕至老都不能变过来。20世纪后半期，旧体诗—度沉寂，画家在纸上题画，多以白话叙事感想为主，书法也不过关，仅求画面美观，不知实为赘疣，积久成病，渐觉无趣，于是近一二十年来，不断有人提倡画家学古体诗，尤以格律体为煊耀之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不极尽格律之能事，不得谓能诗，不得谓有学问。然其所作，究竟格律若何，吟颂若何，俱无参证。诸家虽各执一辞，其诗多乏善可陈。甚乃某名校招收画博士，亦以能诗命题，真不知创获如何。昔人有谓“诗至于律，可谓诗之一厄”，今日谈律之盛，若老杜泉下有知，亦应自叹弗如。
间尝思之，当下这种旧体诗热潮，或者与近些年多如牛毛的诗画理论研究有关。然而我以为，明清以来，题画诗在走下坡路。这既来自我对四万首明清画诗的印象，也来自我对古代“德文诗书画”这一文化传统的认识。明清画诗，不乏佳作，但大多是习惯性的无病呻吟，更有未见画而单凭想象而构诗作的，中国文人的想象力，在画诗这方面，可谓走到极致，似乎全然无关于画矣。而苏轼所说：“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可谓古代社会文艺观的基本概括，而一百年来，这一传统已经断裂了。在未来它有多大可能、多大程度得到恢复，我毫无信心。当代画坛旧体画诗的创作，无疑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诗自为诗，画自为画。国画家能诗，是学问的体现；油画家能哲学，是深刻的表征。然而果有学问否?果能深刻否?则不得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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