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时代,发生过各行各业“放卫星”的奇迹,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曾经瑰丽无比而后果不堪回首的一页。近来翻阅旧报章,见有不少奇闻,兹录数则,以为共赏同鉴。
“红领巾钢铁厂”
1958年,为“让钢铁元帅升帐”,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城市乡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12所小学,联合建成一座“红领巾钢铁厂”。据新华社10月25日电讯称,这个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土炼钢炉和两个小转炉,可日产钢40吨。自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一个月中,已产钢130吨,“产品质量良好”。参炼的小学师生4700多人,常驻工厂的201人,其中117人为高小毕业生和五六年级在校生,且都是少先队员。有4个少先队员任副厂长,10个少先队员任车间正副主任。“红领巾钢铁厂”,名副其实。至于七八岁的低年级小学生,则在厂外干辅助活,如拾废铁,淘铁砂,拣木柴,收瓦缸片之类。10月20日,西工区12所小学全部改名为钢铁小学,师生们决心在年末70天内,超额完成产钢1500吨的任务。
小学炼钢“树起一面红旗”的洛阳“红领巾钢铁厂”,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临工厂参观,还开了座谈会。听罢汇报,康生对于小学生“成为我国最年轻一代的冶炼工人”大加赞扬,夸他们炼钢、上学两不误的“方向对头”,“真正是模范小学”。康生要求全国各地小学向他们学习,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既炼钢又炼人。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
“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炼出的是一砣砣毫无用处的死疙瘩;康生别出心裁,还要“炼人”,那能“炼”出什么样的“人”呢?
沼气山药与“三割”肥猪
“高产卫星”在1958年的中国农村,灿若繁星,争相辉映。湖北麻城县早稻亩产36956斤,广东连县中稻亩产60437斤,山东寿张县水稻亩产75190斤、玉米亩产51865斤、红薯亩产618000斤,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达120434斤。众多“卫星”里,河北徐水县的山药亩产和湖南华容县的“三割”肥猪长肉纪录,尤令人叹为观止。
作家康濯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名义写的“新闻特写”称,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曾发现,有种粪堆形山药,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堆上栽满秧子,一能提高土地利用率,二又肥力厚实,堆顶插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端往下面浇水,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以养育土壤和作物,名叫沼气山药。该县漕庄建有一个沼气山药试验场,地块南端的一个拱圆堆堆,折合平地1.3亩,地下铺两尺厚马粪,上盖粪土混合层,表层是选过的好土,栽插山药秧子75万株。一株山药长一二斤本是“值不得一提的低产”,75万株山药便能保证亩产量120万斤,所以“这一颗‘卫星’的上天应该说是毫无问题”。另外,还有平地沼气山药,一亩地种植6000株秧子,上面搭棚架,并向地层灌下4条狗的肉汤,增强发酵效应,搭架山药“已长成了茁壮的‘卫星’模样,看来同样会直上云霄”。作家妙笔生花,沼气山药的“高产卫星”呼之欲出。
“三割”催肥是生猪仓库职工郭玉等人发明的。7月22日,他们选择一头体重173斤的生猪,割除其甲状腺,切去一截尾巴,再剪开其耳朵,在5天中增重42.5斤,平均每天长8斤,至8月14日,猪重达248斤。8月7日,又用原重101斤的另一头生猪做试验,到8月15日宰杀时重148斤,8天之内长肉47斤,日均增肥约6斤;由于试验期天天秤重,其中有一天即增长14.5斤,创下生猪长膘最高纪录,“发射了生猪催肥的第一颗‘卫星’”。当时的《新湖南报》报道,华容县委决定在全县推广,实现生猪“三割”催肥化。
躁动的大学和全民“写作运动”
工农业生产大放“卫星”,文化教育界自然也按捺不住。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名牌大学率先唱响了“跃进再跃进”:北京大学师生倡言“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暑假”,苦战40天,用出色成果向国庆献礼。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三个系,拟定尖端科研项目1300余个,据说其中“相当一部分项目是准备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清华大学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师生们既当老师、学生,又当工人、技术员,水利系师生在一月之内便“搞出了170多个研究项目”,数量、质量超过以往三年的总成绩。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的三年级学生,花三个多月即集体编成《汽车修理学》。半年里,清华全校共建工厂、公司61个,完成科研及新品试制844项,完成设计212项,承担工程任务50项,并编著各类教材18种,科技读物77种。天津南开大学更不甘落后,提出“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8月10日起,掀起了群众性的大搞科研、大办工厂的高潮。就在10日开始的第一夜,全校提出科研项目20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有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至8月23日,已建成工厂、车间25个,仅仅半个月即完成科研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全国首创的新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两种。文科各系编写各类教材、专著58种,达数百万字。“大跃进”的中国大学了不得,眨眼间便登上世界科学高峰!
与“知识分子劳动化”相应的,还有“劳动人民知识化”,“向文化科学技术大进军”,遍地兴办红专大学。7月11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登封县在6月23日召开30万人广播动员大会后,只用两天时间,全县办红专大学35所,各种研究学院212处,参学人数11万多。这些红专大学按需要设院系,一般有工业、农业、宣教卫生、行政、财经、马列等学院。利用早、晚时间,每周一、二学政治,三、五学技术,四、六学文化。在校就读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会者为师,不会者为徒,同学习、同进步,车间、田头做课堂,结合中心搞生产。“又红又专”的红专大学,就这样遍布于神州赤县。
劳动人民有了文化,灵感大爆发,理论文章、诗词歌赋样样都来。在江西省,“出现了一个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中心的全民性写作运动”。省长邵式平说,江西对革命文化有过巨大贡献,毛选第一卷写的全是江西发生的事,马列主义为工农群众所掌握,也是在江西发扬起来的,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江西更要力争上游。于是,江西200万工农登上文坛,写出文章400万篇。都昌县平均每一农户写一篇文章。有人瞧不起农民,说他们不是秀才、举人,怎能写文章,农民反驳道,“秀才、举人能写不能做,我们能做得出又能写得出,他们是秀才,我们是天才”。有位工人写下这样一首诗:“写起文章信手来,如今工人成秀才;肚里文章千万篇,写得李白也发呆。”写作成为全民运动,产生如此众多的“天才”,牛气冲天的诗歌,诗仙李白除了甘拜下风、两眼“发呆”,还能说什么呢?
上面抄录的荒诞奇迹,只不过是“大跃进”年代的一鳞半爪。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当时的狂热、愚昧和可笑。穷根究底,问题自是出在高层。我见过一则材料,记述毛泽东和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李达的对话,时间便在“大跃进”的1958年,李问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当毛表示持肯定态度后,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其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此时,有旁听者示意李达不宜再讲下去;或许是当天心情好,或许因为李达是老熟人、老朋友,所以毛发觉后颇为大度地讲,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就不留情面地批评道:“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这场争论过去,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曾请人传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选自《钟山风雨》2009年第2期)
